與從小飽受基督教文化薰陶，熟讀《圣經》的西方作家不同，中國現代作家因為時代的機遇，雖然也普遍地接觸了《圣經》，但他們受到的主要是文學和精神_l:的影響，他們眼中的耶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人之子”，而非無法理喻的“神之子”，即使是少數基督徒作家，也多是強調前者，而對后者少有探究。于是，耶穌形象在現代文學作品里成為作家們自我思想的載體，他們對之進行r各有側重的改造。在魯迅、茅盾等人那里，耶穌是一個孤獨的先覺之士和社會改造家;在郁達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里，我們看到耶穌成為作家孤苦情懷的告慰對象，階級斗爭先驅者;在冰心、許地山、老舍、巴金那里，我們又看到作為慰人心靈的博愛者，人格健全的典范，浪漫溫和的革命者……一魯迅與茅盾筆下耶穌形象之比較魯迅和芋盾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兩個現實主義文學大家，他們筆下都出現r一個耶穌形象，耶穌身上的宗教的神性的內容也都被抹煞，成為一個完全站在現實泥土之上的象征體。比較而言，魯迅筆下的耶穌形象帶著強烈的個性主義特征，含有鮮明的自我色彩，是一個被庸眾虐殺的“精神界之戰士”的象征，身上具有反抗性與革命性，這些都在<復仇》(其二)的“人之子”耶穌和《藥》中對耶穌多有借喻之處的夏瑜身上有所表現。而茅盾筆下的耶穌形象則帶有更多的社會內涵和更明顯的政治因素，表達的是對國民黨黑暗統治的諷喻，反映出茅盾對耶穌更理性的改造和借鑒，這些在他的早期翻譯作品如《耶穌與強盜》及其創作《耶穌之死》里表現出來。從這兩位作家對耶穌形象把握的異同，可以看出他們對社會人生的理解和文學創作的取向的異同。

魯迅對世界三大宗教都有系統的研究，強調宗教慰藉人靈，澤育藝術的作用，對《圣經》文學極為贊賞，甚至在魯迅的作品里，也時不時飄逸著宗教薰染卜的輕煙細縷。在《摩羅詩力說》、《無花的薔薇)、《華蓋集•題論》等作品中多次表示對三大宗教創始人的贊賞，稱他們為偉大的人物。魯迅是在洞察民族性和人性狀態的基礎上，來觀照來自西方文化的耶穌形象并對之進行重塑性的取臂的，相對來說，他更加注玉的是這個人物身上的精神內涵。

雖然崇尚個性主義的魯迅在當時被人稱為是“中國的尼采”，他贊同的是耶穌那扶危濟急的救世精神，“耶穌說，風見車翻了，扶他•卜，尼采說，見車翻r，推他一卜。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而救人救世對:是魯迅與耶穌同其懷抱的精神實質，孫伏園曾把魯迅為學生打被包比作耶穌為門徒洗腳。

億足于濟邦救國，獸迅對耶穌的把握與他對民族文化的反思是一致的，從童年的家道中落看到世人的真面目時起，就決定了他的思想和藝術視角，他看到的是民族劣根性，即國民性的丑陋;面臨的是社會沉乖的黑暗。在救人救世的方式上，魯迅后來的選擇與耶穌一而貫之的全愛全恕發生了分野，魯迅強調“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父仇，因為他看到的不是耶穌在十字架上豎認的得勝旗，他看到的是“愛”被虐殺時的無功效的寂滅，他之所以•次又•次地提到被釘十字架的耶穌，就在于表達出虐殺者的憤慈之情。在《文化偏至論》中他寫道:••…耳乒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碟之，后世論者，孰不云謬，顧其時則人人眾志耳。

茅盾對希臘神話和北歐神話作過較為系統的研究，所取的意義是現實性的，絕沒有任何宗教性的，超然的色彩。神話研究只是他認識社會的一種途徑，神話中的“神”正等同于現實社會的“封建皇帝”和“資本主義霸_F’，除r這個意義外，神話、宗教被他視為迷信。魯迅所反對的以科學的皮毛之見攻擊宗教的“志士”卻受到他的贊賞，他說，“他們的行動也很幼稚可笑，然而他們的‘朝氣’叫人永遠不能忘卻”(ll〕。相對而言，茅盾是一個宗教意識更為淡薄的現實主義作家，強烈的是他的社會意識和政治意識，他在早年就十分熱心于各種社會問題的討論，并探索著解決社會問題的各種政治途徑。他在一九二O年開始為早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共產黨》撰稿，并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九二一年二月加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同年七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然而在這之前，茅盾在做《學生雜志》編輯時寫的(履人傳》和《縫l_傳》中，對兒個基督教布道家和殉道士頗為贊賞，如反對舊教教規而不避牢獄的布1紅家喬治•福克思(GeorgeFox)，茅盾稱贊其“以至誠之信仰心”，身處稈獨筆不停揮:喬治生平著作，以(Journal)一書為最。文學典稚，力摹《圣經》。……格林維勒(()liverCronlwell)(注:現通譯為克倫威爾)常讀其傳而嘆曰:“我以汝言，敢信那穌之仁慈。我知汝自信所行之不謬，我亦以此信汝。”〔l幻獸迅以其深透人性的眼光看待耶穌的受難，并把這與他對國民性的考察聯系起來，“他(魯迅—引臺)是實實地生根在我們這愚笨卑劣的人間世，忍f卜r悲憫的熱淚，用冷諷的微笑，一遍一遍不憚煩地!;d我們解釋人類是如何脆弱，世事是多么矛后’他決不忘記自己也分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于盾。”〔13〕而耶穌被釘十字架使他看到“精神界之戰仁”被“暴君的臣民”所殘害的慘象，由此而產生對且陋人性的絕望與憤慨。由此產’1對這使他內心吧充滿r絕望和憤慨: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時常還不能落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從“幸免”里又選出棲牲，供給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誰也不明白。

死的說“呵呀”，活的高興著。咖〕獸迅的這些思想貫穿在他的《藥》和《復仇》(其•吧，在(藥》這篇小說里，魯迅以夏瑜被虐殺來表現“暴君的臣民”的愚昧和惡毒，和先覺之士的孤獨與悲哀。夏瑜這個人物形象作為受難者，實際上從(圣經》中的耶穌身上多有借鑒之處，不過這種借鑒是潛隱的(本人在(夏瑜與耶穌)中對此作過詳細的淪述)。而在(復仇)(其二)中，魯迅樹立了一個鮮明的耶穌形象，雖然詩的內容取自《圣經》，卻注戶、廠魯迅對耶穌的理性改造和自我意識。魯迅由“以無找的愛，犧牲十后起的新人”〔15〕走到“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甚至“用更粗的棍子對打”，其中透露的是魯迅痛苦的心路歷程。“我先前何嘗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62一雖自覺漸漸瘦弱，也以為快活。而現在呢，人們笑我瘦弱了，連飲過我的血的人，也來嘲笑我的瘦弱了。這實在使我憤怒，怨恨了，有時簡直想報復。”[16〕普遍的人性丑陋，整個“血戰前行的歷史”，“廢料愈積愈多”的社會使魯迅得出這樣的認識:“復仇不足為奇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