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是相對于整體區域概念而言的，地域的存在，單純從自然因素考慮，更多側重的是其地理方面的內涵，然而把地域一詞放至空間和時間的維度來看，其最主要的特點是文化內涵。“從外延來說，它主要指自然地理地貌，再深一層有民俗習慣、禮儀制度、宗教信仰、方言俚語等，處于核心層面的則是人的心理意識、性情秉賦、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１］那么，依托“地域”而發源的文學，也就會因為此地域與彼地域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性或者說多元化的發展，這種依托獨特的地域特色而發展起來的文學，我們可以粗略的稱之為地域文學。地域文學是中國文學整體的一部分，正是由于地域文學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創作個性、地方性、民族性得到了很好的統一，使得地域文學在中國文學發生發展的過程中有著不可忽視而且極其重要的作用。從外在的表現形式來看，由同一地域成長起來的作家雖然作品各具特色，但是卻有一個共同相似點就是對本土精神的堅持和對本土文化的傳承，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學現象或者形式上松散的作家群系列。

在對地域文學的研究上，如果把對地域文學的作品所作的審美分析，諸如作品的思想意蘊解讀、語言特色賞析等看做是內部研究的話，那么從文化的方面，諸如歷史、政治、經濟、風俗、宗教或者自然環境等方面對地域文學所作的研究應該屬于外部研究，外部研究是一個更寬泛的環境，這個環境可以稱之為是文化語境，從這個出發點出發所作的研究，充分注意到了地域文學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點，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視野，豐富了文學研究的內涵。然而，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反映出地域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缺失，甚至可以說是偏頗，這就是將地域文學與地域文化對應起來，過于強調“一方水土與一方文學”的固有關系。而事實上，文學與文化的關系是異常復雜的，這種關系不僅有相對程度的穩定性，而且還有相當程度的流變性。文化不僅僅構成了文學的一些背景和特點，更重要的意義在于文化是文學的深層底蘊與資源，文化的流變與文學的流變還有著深刻的互動性。［２］

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文化和文學的關系，給予地域文學研究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把對文化的理解不是放在地域文學研究的背后，或者說是轉變文化作為地域文學研究語境資源的固定套路，讓文化放在一個與地域文學對話的位置，那么在文化參與地域文學研究的過程中，就會產生不同的研究視角，從而拓展地域文學研究的新思路，并且還能多側面、多角度地關注地域文學，反思地域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地域文學的可持續發展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本文以云南昭通作家群為例，探討文化視角對地域文學研究的拓展。

一、文化與作家

地域文學中的作家，在文化的傳承上是屬于地域文化的，可以說地域文化是本質要素，而作家及其作品則是地域文化的一個表現形式，在地域文化的母體中，孕育出了地域作家群和地域文學作品。地域文化“是在人類的聚落中產生和發展的，它以世代積淀的集體意識為內核，形成一種網絡狀的文化形態、風俗、民情、宗教、神話、方言，包括自然生態和種族沿革等等，組成一個相互關聯的有機的系統。”［３］任何一個有獨特風格，尤其具有較高文化品位的作家，都有其濃厚而深遠的文化傳承淵源，他的創作必然帶有地域文化的鮮明印記。［４］根據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原理，一個人少兒時期積淀的認識基礎，會形成一種心理定勢，這種定勢對他終生的經驗都起著不可擺脫的“同化”或“順化”作用。那些曾為我們深切體驗的東西并未在我們腦海中消失，相反，它們儲存和潛藏于個人無意識，而這個個人無意識包括一切在個人經驗中曾被意識但又被壓抑或遺忘，或在一開始就沒有形成意識印象的屬于視覺閾下的東西。處于無意識表層的個體無意識有一個重要特征，即可將一組心理內容聚集起來形成一個情結。［５］對于地域文學中的作家來講，自己植身其中的就是文化土壤，這種文化土壤為其創作提供了一種潛在的基因模式。在這里，文化視角的介入，可以全方位的解讀作家的創作心理、作品的文本氣質和思想意蘊，并能對地域文學的興起和作家群體的出現做宏觀的概覽和深入內部的透視。

近年來在文壇興起的昭通作家群，主要指的是現在在昆明和昭通兩地的一群昭通籍的中青年文學寫作者，這是一個以地域來命名的文學作者群體。它不是一個很準確很嚴密的概括，但它又反映出了人們憑印象、直感感覺到的云南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現象：九十年代以來，來自昭通的一群作者，文學創作出現了可喜的勢頭，在云南顯得較為突出；他們文學創作的相對豐收與他們文學發生地經濟的相對落后，構成了一個奇特的反差，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昭通文學現象”。［６］這個特殊的地域文學創作群體，始于上世紀８０年代，并且到目前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勢頭，這個中青年創作群體，從事著詩歌、小說、散文、戲劇、評論等方面的創作，著名作家夏天敏和著名詩人雷平陽先后獲得魯迅文學獎，代表了這個地域文學群體創作的最高水準。

昭通文學現象的興起和昭通作家群的出現，從本質上看，不可忽略他們所共同擁有的“昭通文化搖籃”。在這個文化搖籃中，他們作為一個受動體在不知不覺中承受了這塊古老土地的文化浸潤和氣質熏陶，并且積淀成為作家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這種文化心理結構影響著作家對文學價值觀的選取，影響著作品的文本氣質，以及作品思想意蘊的表達。故鄉是佇立在他們心靈深處的一處永不褪色的風景，是他們心靈深處永遠珍藏的一壺老酒，更是他們心靈深處濃得化不開的“情結”。因此，昭通作家群的文本中更多透出的是一種對家鄉的迷戀、熱愛、思考、對弱勢生命的關注以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著名詩人雷平陽在《雷平陽詩選》封底中寫到“我希望能看見一種以鄉愁為核心的詩歌，它具有秋風與月亮的品質。為了能自由地靠近這種指向盡可能簡單的‘藝術’，我很樂意成為一個繭人，縮身于鄉愁。”他寫云南、昭通，寫昭通的土城鄉，鄉愁、鄉思和鄉戀是他詩歌有力而堅實的依托；夏天敏《好大一對羊》，以凝重的筆觸，描寫了地處烏蒙山腹部農村的現狀和窘迫的生活境遇，對農村農民的生命處境表現了深重的憂慮；陳衍強的詩《農村現狀》、《母親的遠方》，泣血的文字書寫的是背后的烏蒙淚；黃玲《四季流云》以自己的家鄉“牛場壩”為題材，盡顯凄美神韻；劉廣雄《星光木棉》和《父親的疆土》雖為軍事題材，卻不失昭通式的文化本色……。在昭通作家群的創作中，他們從自己生活過的那一片土地汲取營養，他們關注著自己的家鄉，展示著自己家鄉的風土人情，描繪著家鄉的發展變化，同時也對家鄉發展過程中的缺陷和不足給予揭示和理性思考。豐富的童年經驗，深沉的童年記憶，對家鄉生活的熟稔，與家鄉文化的血緣關系，使得這些作家創作的價值取向與文本氣質的呈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