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底層文學”的新與舊

1“、底層寫作”的歷史進程

一說到“底層”，浮現在人們腦海的就是那些掙扎在城市最底層、生活拮據的市井小民，或是風餐露宿、操著各地口音叫賣的流動小商販，再或是漂泊不定、靠出賣體力艱難為生的農民工等等。在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底層人”以及“底層事“的描寫，比比皆是。創作者不僅真實地記錄了他們的生存狀況，更是體現出了對“底層”的人文關懷。從古到今，以“底層”為主角的文學創作也是成果頗豐。最早的《詩經》就有不少關于描寫農民艱苦生活的篇章；“詩圣”杜甫，更有“三吏”“、三別”傳世；魯迅的《一件小事》敘述了一個黃包車夫的“小事”；夏衍的代表作《包身工》中所記錄的受到壓迫剝削的勞工;老舍的在中篇小說《月牙兒》中，描寫了生活所迫成為暗娼的女孩月牙兒......在新時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市場經濟的繁榮、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的格局逐漸形成，在這樣的社會轉型期，關于描寫處于“交叉地帶”的新時期農民以及進城務工、城市下崗失業者的文學作品層出不窮。賈平凹的《高興》、《金狗》，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也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這些作品，在廣義上也可視為新時期“底層”文學創作的代表。無論是古代詩詞里的流離失所的百姓，20世紀20、30年代新舊變革時期的勞苦大眾，還是新時期小說中處于交叉點的“轉型農民”，不同時代背景下，孕育著不同的文學流派產生，但對于“底層”的關注，卻仍然是創作者們樂此不疲的追求。因而，從歷史的角度看，“底層文學”并非是新時期、甚至新世紀才出現的一種新的文學類型，而是古已有之的。從這一層面上說,“底層文學”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多樣的文化發展進程。

2、新時期“底層”的出現

以上所提到的文學作品中，包含有農民、車夫、包身工、妓女、農民工等等各色人物形象，我們都將其囊括在了“底層”這個范疇內。雖然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這些人物形象很早就有涉及，但“底層”一詞的使用，卻仍是一個新的發展。構成“底層”詞義的“源”在“階層”。階層，在詞典中有兩種解釋:1指在同一個階級中因社會經濟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層次，如農民階級分成貧農、中農等；2指由不同階級出身，因某種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會集團，如腦力勞動為主的知識分子。[1]查特吉在《關注底層》中提出：“一九八二年，一組研究現代南亞的歷史學家的系列著作，首次以總題《底層研究》發表。現在所熟知的‘底層史觀’即來源于此。”[2]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形態，它由十個社會階層和五種社會地位等級組成，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劃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底層文學”中，“階層”的定義應該以第二種解釋更為恰當，即：由不同階級出身，因某種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會集團。在孫立平的《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中，也明確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弱勢群體開始在我們的社會中形成，他們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貧困的農民；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城市中以下崗工人為主體的貧困階層”。[3]從上述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底層”是新時期才出現的名詞，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進程而產生的新的社會群體。因而“，底層文學”又可以看作是一種新時期特有的，具有極強時代感、現代性的文學類型，它是新時期興起的文學。甚至僅僅通過作品創作的數量和質量，我們也能夠直觀地了解到“底層文學”的興起之勢。

二、新世紀文壇的“生力軍”

1、視角下移

底層敘事，是指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文學敘事的形式對底層生活進行關注的一種文學創作現象。孟繁華將其稱為“關注底層生活的文學潮流”，它是新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一個熱點，又稱底層寫作。在新世紀的文壇，底層敘事儼然成為了一顆“文學新星”，有學者認為文學從新現實主義到新寫實，是文學視角的一次下移，而從新寫實再到新世紀的底層敘事，被看作是文學視角的再次下移。而“底層敘事”作為文學視角第二次下移，產生于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見成效之際。在思想方面，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出現了“轉型”：在90年代以前，人們更多的是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事業，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強調的是中華民族的崛起，充滿了理想主義。而90年代以來，人們的價值觀念由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大我”轉變為關注社會“小我”的生存狀況。一系列針對底層問題提出和實施的政策，正是國家和社會視角下移、重心調整的有力表現。作為緊貼社會和政治的文化生活，自然也及時、極力地將底層作為新時期、新世紀熱點，創作出不少優秀作品。從90年代電視劇《外來妹》的播出開始，引起社會轟動，關于底層生活也有了更深了解，到后來《民工》、《春草》等劇在央視的熱播，持續成為焦點。近年來春晚節目，總少不了關于農民、農民工題材的小品、歌舞，尤其是2011年一首《春天里》更是唱出了廣大底層人民的心聲。在文學作品中，“底層敘事”更是表現出新興力量的強大勁頭。出現了一大批專業知識分子作家，專門創作底層文學作品：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孫惠芬的“歇馬山莊”，以描寫下崗工人為主的曹征路、敘述農民工生活的羅偉章等等。還有一些作家本身就是來自于社會最底層，曾經或是正在從事著最骯臟、最艱苦的工作。“底層敘事”鮮明地以底層為寫作對象，一方面是對其現實悲慘境遇的揭示，另一方面又是對社會丑陋的批判，同時，與第一次文學視角的下移相比，更蘊含著創作者的人道主義和強烈責任感，使其作品賦有了更深層次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