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大中國人民的焦慮和探索中，啟蒙并非以完全本色的面貌且多少有些匆忙的出場，在缺乏長久的鋪墊和積蓄力量的境遇中，在中國的大地上留下一段并不長遠的坎坷曲折的印跡。在中國特定歷史和文化語境下，啟蒙的遭遇啟示我們需要深刻的思想力度與堅定的“生命回歸”的守望，以澄清啟蒙的源頭及其指向。當真正廓清了啟蒙的內涵與指向，諸如有關啟蒙闡釋過程中概念的偷換、固有思維模式的禁錮等等問題都會得到清晰的揭示，對于啟蒙自然會得到更透徹和準確的審視與把握。

如果說啟蒙存在一個終極的精神指向，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而魯迅是真正領悟了啟蒙實質精神的一位思想者，他從實現“自我啟蒙”看見自身開始，義無反顧地走向生命的回歸。魯迅以他的文學印證了文學與啟蒙精神的深度契合。但是魯迅的文學也以它的豐富和特別，超出了僅僅“啟蒙主義”這樣粗略的概括和界定。在他文字的下面深深鐫刻的是他不無悲痛的守望與憤然前行的背影。

在我們民族已經走過了一個多世紀的漫漫啟蒙之路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在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運行模式中，對啟蒙的正本清源，及其與文學關系的深入把握，仍然十分有必要和有價值。具有深刻生命有限性體驗的魯迅和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魯迅的文字，無疑是更可信的。

一

根據康德的闡釋，啟蒙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1］(P1)，即喚醒自我對自身蒙昧的自覺，從而走向“成熟狀態”。換句話說，啟蒙是源于自身并指向自身的。相對照之下，啟蒙在中國的被解釋被傳達都與此有很大的差別。在慣性的思維邏輯下，啟蒙一般被理解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教化式的知識傳輸和指導啟發，這仍是落于封建統治思維模式的窠臼。

啟蒙作為一種思維方式，作為不斷重新審視世界、審視自己的生命自覺狀態，是始終保持對固有思維模式的反思，從而維護生命本源性的自由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啟蒙是一種回歸:重新獲得祛文化化的生命狀態和思維視野，跳出一切桎梏的牢籠，還生命以澄明，反思自身被建構的歷史。所以說啟蒙不是一部分人針對另一部分人，不是從上到下，不是主流意識對民間意識，不是精英意識對大眾意識;也不是針對某個歷史階段，或是某個特殊的群體……正如康德所說:“啟蒙運動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1］(P3)

啟蒙不是要傳輸某種知識、某種主義，傳播某種理論，而是回到生命的本初，自己把自己照亮。所謂知識分子先覺者的啟蒙主體、人民大眾作為啟蒙對象等等這樣的認識，本身就是對啟蒙精神的庸俗化理解和把握，意識深層仍是對人類整體做出區別對待的固守。眾多的限定性術語，如審美啟蒙、革命啟蒙、階級啟蒙、政治啟蒙、民族啟蒙、個人啟蒙等等，如此繁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啟蒙本身變得模糊，逐漸偏離了啟蒙的根本性內涵，拆解了對啟蒙的整體性把握、在特定領域的取舍，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種誤解或是遮蔽，始終不能脫離庸俗化的實用主義的思維邏輯，很有可能導致新的蒙昧，反而走向了啟蒙的對立面。啟蒙需要個體生命，突破內化為無意識的思維結構和范疇界定，以避免啟蒙在種種有形或無形的障礙面前擱淺。真正的啟蒙只有一個，而且是對每一個人、每一個歷史階段、每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

二

在中國的思想史及文學史上，啟蒙已經成為魯迅及其文學的重要標簽。然而對魯迅及其文學與“啟蒙主義”之間做一個直接的概括和界定，無疑會忽略或遮蔽其中許多豐富曲折的意蘊，這其中仍有許多情感、思想與矛盾需要去做細致的挖掘和思索。

雖有“無可措手”的寂寞與悲哀，“卻也并不憤懣，因為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2］(P417)，從這里我們看到了魯迅的重大思想轉折，對于“啟蒙他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透視，他從這一刻起開始了“啟蒙自我”、照亮自我的歷程。魯迅深入到了啟蒙精神的內核，堅守了與康德相通的啟蒙視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科學與民主作為中國啟蒙樹起的旗幟，它們的歷史有限性和現實局限性，對生命及文化都有異常清醒透視的魯迅，于此都保持了警惕性的深深質疑與反思。對于知識分子也沒有因為同情而減弱對他們的批判，同時對自身堅持了慘烈的自剖與反省。

“最要緊的是改造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3］(P31)不難看出，在否定了外在性“招牌”的國民性改造，在魯迅的思維里是內向性的追問與指向。魯迅所謂的改造國民性，在根本上就是要恢復人的本源性的生命狀態，是在“自我啟蒙”完成之后的生命回歸之旅。“我們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就是誠與愛。”［4］(P7)這即是魯迅為啟蒙吶喊、提倡改造國民性的源發點。也正是從這樣的起點出發，魯迅發出這樣的祈愿:“要除去于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們還要發愿: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5］(P125)。從個體生命到整體的人類群體，魯迅始終給予現世最本真的觀照。

著名的“鐵屋子”的比喻，在出現于《吶喊•自序》之前，魯迅已經沉默了十年。在“看見了自己之后”，沉潛于自己內心的悲觀和虛無之中。面對啟蒙理想的窘境，“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2］(P419)。“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忘卻的一部分，到現在變成了《吶喊》的來由。”［2］(P415)縱然魯迅內心有怎樣凄惶的生命感觸，有怎樣曲折的矛盾與掙扎，有怎樣苦痛的懷疑與反思，啟蒙的夢是他始終不能忘卻的，是他生命中不可磨滅的期望與憧憬，所以魯迅始終堅持“立人”的主張，“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2］(P419)。魯迅以他的文字及自身的行為和遭遇，自始至終捍衛了啟蒙的精神實質和個體生命自由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