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崗峰 單位：福建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由于人類的盲目活動造成的人和自然關系的失衡、沖突,這是制約社會存在和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過去,我們曾過于簡單地把環境問題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而忽視它非制度的一面,掩蓋了本國生態破壞的事實。后來,我們又把環境問題歸結為工業文明,認為是工業文明在創造了巨大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極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又對自然肆無忌憚地掠取,導致自然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惡化,使人類的發展陷入困境,從而忽視了農業文明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環境問題已經從局部地區擴展為全人類、全球性問題。馬克思主義所關注和研究的對象最高層面,就是以地球為核心整個人類與大自然共同生存的命運。

一、自然生態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我們不否認社會制度和工業文明對于環境問題的重大影響,但并不歸咎于社會制度和工業文明。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人和自然關系問題。關于人和自然關系馬克思首先強調人對自然的依賴。他說:“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系,也就等于說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系,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恩格斯也說:“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②人和自然關系還包括人對自然的認識和改造。人對自然的依賴性決定人對于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它必須建立在正確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但是,處于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社會文明,人們都不可能窮盡對自然的認識,他們對于自然的改造必然帶有認識的局限性,甚至錯誤的觀念,例如“人定勝天”的觀念。所以,他們活動的結果必然或多或少造成生態平衡的破壞。恩格斯早在其手稿《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論述過:“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③他告誡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要報復我們。他例舉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以及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砍完了,使一年中大部分時間干旱,而雨季又有洪澇災害。這都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前的農業文明社會,他們同樣都是為了自身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沒有處理好自身與周圍的環境、大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我國黃土高原、甘肅、新疆等西北地區嚴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主要也是發生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期。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后過度開墾和放牧還造成嚴重水土流失、沙漠化。而且,發生在農業文明的生態問題不比工業文明產生的生態問題容易解決,我國黃土高原、西北地區嚴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的治理,它比工業文明帶來生態環境惡化的治理還要困難得多,距成功時日還遙遙無期。

恩格斯在例舉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前自然生態問題同時,也例舉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西班牙的種植場主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認為木灰作為咖啡樹的肥料能獲高額利潤,結果造成水土嚴重流失而裸露山巖。①但是,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發展的過程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斷裂”,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問題,同樣也出現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我國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批評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惡果的話音未落,我國“三高”企業如雨后春筍迅速出現,比比皆是。甚至我們一些地方還接受西方國家的高污染的工業垃圾。馬克思批評的資本主義生產對土地資源的破壞過程,我們現在同樣發生,我們為提高土地肥沃性的每一進步,同時也破壞了這種肥沃性的永久源泉的“進步”。城市化進程加劇,大量鋼筋水泥路面和高樓,無情地制造了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的斷層,切斷了土地自然資源再生產的基本進程,這是任何社會無法避免的,與是否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無關。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深刻地批評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態環境破壞現象,“當一個資本家為著直接的利潤去進行生產和交換時,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這些行為的自然影響也是如此。”②但他們還沒有認為資本主義是全球生態危機的根源。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伴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工業文明還沒有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程度。而伴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工業文明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還沒有親歷過,如果經歷過,他們肯定也會批評的。相反,恩格斯還是對生態文明發展趨勢抱十分樂觀的態度:“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前進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認識到,因而也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但是這種事情發生的愈多,人們愈會重新地不僅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也就不存在了,這種觀點是從古典古代崩潰以后在歐洲發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發展的。”③相反,那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更注重社會問題,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恩格斯說:“但是,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幾千年的勞動才稍微學會估計我們生產行動比較遠的自然影響,那末我們想學會預見這些行動比較遠的社會影響就困難得多了。”④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活動,我們漸漸認識生產活動的間接的、比較遠的社會影響,特別是貧富分化、階級和階級斗爭,我們就有可能去支配和調節這種影響。恩格斯接著斷言: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⑤我們之所以比較多,甚至整段引用恩格斯手稿《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的論述,是因為有的學者對恩格斯的話誤讀了,特別是上述我們所引的最后一段話,誤讀者最多。明明是專門針對社會問題,而不是生態問題,誤讀者硬把二者扯在一起,說成資本主義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只有從根本上改造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生態文明。

不可否認,資產階級貪婪的本性不僅使他們通過高生產高消費追求利潤最大化,同時,還利用技術理性使大自然屈從于商業組織,迫使自然界成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壞了生態平衡,直接危害到人類自身的生存。但是,社會主義社會(包括前蘇聯)為了整個國家和人民利益,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追求快速經濟增長,也同樣日益受到來自科學技術的奴役和統治,使生存環境受到破壞。特別是前蘇聯把技術的奴役和統治濫觴于經濟、政治、文化各領域,將社會主義設想成一架由中央來指導的工業機器,要求個人服從那架機器的要求,割斷了他在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系泊處,阻塞了個人解放和自主的愿望,復制了資本主義的增長模式。我國長期處在生產力水平很低或比較低的狀況下,因為人類對物質生活的追求總是占第一位的,通過科學技術進步,急于改變落后狀態,解決溫飽問題是很自然的觀念。技術的奴役和統治依然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建設中發生。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造成的環境污染,資源破壞,資本主義國家曾經發生過的“城市病”等問題也隨之產生和發展,已經到了必須深刻反省的關鍵時候了。因此,自然生態問題的根源的判定,應在更高的層面進行思考,那就是利益。無論是個人利益,還是集體、國家利益,都要服從人類共同的利益。無論哪一種性質的社會制度,都應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