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華 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

甲午戰(zhàn)敗，“成中國之巨禍”，在此之后，“變”“新”事實上已經(jīng)成為了中國社會的關鍵詞。社會觀念、行為的轉變速度對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文化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清末興起的切音字運動之所以能夠在晚清獲得推廣，并得到某些朝廷官員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在當時志士的認知框架中，認為切音字是中國迅速實現(xiàn)國家富強的途徑之一。所以，這里就產(chǎn)生兩個問題:第一，切音字運動提倡者的這種認知框架是如何產(chǎn)生的?第二，如果這種認知框架、設想和切音字運動的實際效果之間存在距離，又該如何評估這一運動。如果換一種視角來看待切音字運動，當時志士們理所當然地以為切音字身上所帶有的諸多特質(zhì)有可能是擺脫困境的動力性力量，從而折射出人們對社會變革方向的某種判斷和把握，用以解釋媒介和社會情境的契合程度，為媒介的生成和發(fā)展提供了哪些條件和觀念準備。

一、經(jīng)驗表述和事實理據(jù)

提倡切音字的理由之一是漢字繁難，造成識字率低下、民智不開、國家貧弱的連鎖反應。事實上，關于漢字難易問題，在文廷式與李提摩太之間就有過一場辯論。文廷式認為:漢字不繁，雖號稱有過萬之字，但常用之字不過四千;倒是西人字典不下十萬字，常用之字亦將近萬。李提摩太指出:那為何中國兒童有發(fā)蒙后七八年猶文理不通者呢?文廷式答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也。①文廷式認為是“求工求雅”之過，他是否認為是文言文造成了文理難通呢?他并未明說，這里只是推測。

歷史學者王東杰指出，文廷式等人推定的常用漢字數(shù)目與盧戇章、蔡錫勇、沈學諸人差不多，結論卻南轅北轍，這一分歧的產(chǎn)生源于“立場”的差異。羅志田教授認為，近代來華傳教士曾有意識地論證西方堅船炮利的背后實是文化上的優(yōu)越性。李提摩太等將文字與國家強弱掛起鉤來，即體現(xiàn)了這一思路。重要的是，這個看法很快被中國人接受，并由中國人主動說出來，完成了其在形式上的“中國化”。②此前傳教士用羅馬字母展開傳教活動，在普通民眾中產(chǎn)生了一定的效應，故而難免會促使當時志士們以羅馬字母等簡易文字為參照對漢字進行了重新審視。正是中國在西方、日本面前的節(jié)節(jié)敗退，才讓西方語言文字在中國漢字面前有了競爭的底氣，從而在中西學戰(zhàn)中占據(jù)了優(yōu)勢地位。沈學則以歐洲列國、美洲、日本使用切音字實現(xiàn)國家富強為例，認為:“三者莫不以切音為富強之源。中國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人民既眾，宜識字之法更便，不然則多多者皆蠢蠢之輩。雖具耳目，如無見聞。”“寫讀之疾省，制作之美備，古今未曾有也。一載通國皆能誦讀有用之書，三年遍地盡屬有用之人，得文字之捷徑，為自強之源頭，同文之盛，殆將見之矣。”③什么是“有用之書”和“有用之人”?明顯是有關格致之書或掌握格致之學的人才是“有用的”。沈學又言:“或謂為富強計，不在另創(chuàng)新字。一切效法泰西，用洋文者洋文，用漢文者漢文可也。余謂欲通格致，力求富強，非兼通漢文洋文不可，盡驅國人學洋文，勢所不能。必賴出洋之徒，譯其書，翻其語，注以漢文，授之子弟。”④沈學的這段話指出了翻譯格致之書成為迫切之事，但是他又擔心國中之人若發(fā)現(xiàn)洋文“寫讀之易”“利用之大”，怕一有變更就會將漢字棄如敝屣，到時“千古之精英盡矣”，令人嘆哉。但是漢字處在當時情勢之下，又不得不變，故才撰《盛世元音》。沈學的一紙“心曲”道出了處于過渡時代之志士們在西方強勢文明面前的矛盾和無奈。

對于切音字運動的先驅者來說，他們的個體經(jīng)驗在認知形成過程中占據(jù)相當重要的位置。從游汝杰的研究⑤可以發(fā)現(xiàn)，在福建、江蘇、廣東一帶，傳教士比較注重用方言傳教，并使用羅馬字母為翻譯媒介。如果我們對切音字運動的五位先驅稍有了解的話，就可以發(fā)現(xiàn)他們所在的地域和語言經(jīng)歷很難逃脫傳教活動的影響。盧戇章是廈門人，基督教徒，受西式教育于新加坡;蔡錫勇，福建人，幼受教育于同文館，研讀外語至少八年，而后隨使美國;王炳耀，廣東人，為香港早期基督教徒，久服務于教會;沈學，江蘇吳縣人，少年受教于上海圣約翰學校(著名的教會學校);力捷三，福建永泰人。⑥其后的王照在戊戌政變后流亡日本。這種生命履歷無疑豐富了這些人對中國社會的認知，從離開故土又返回故土，從接受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到轉而接受西式教育，地理、文化上的歷險使得他們看待事物的眼光也與當時大多數(shù)閉塞的士人有所不同。受到現(xiàn)實危機的驅動，又有傳教士的踐履在前，使他們多了一份實驗的勇氣。

二、媒介和社會情境

在切音字運動的提倡者那里，雖然我們?nèi)钥梢月犅勊麄儗h字的“贊譽”之辭，但是這種贊譽在很多時候是為推行切音字消除阻力。事實上越是突出切音字的優(yōu)點，就越能暴露漢字的“缺陷”。在提倡者眼中，由切音字的優(yōu)點反襯出的漢字的缺陷是一個真命題嗎?認知框架中所限定的思維格式是否具有現(xiàn)實的有效性，還需要進一步驗證。這里有必要對切音字和漢字的媒介屬性作一番分析。

第一，快慢之辨。識習漢字所費時間過多，是漢字繁難的理由之一。但漢字雖難，家境較為富裕者可供子弟三個月，甚或一兩年的學習，也足以使之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識字程度雖不能和士人相提并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文字材料，是大體能夠看懂的。況且，雜字一類實用價值較高的書籍也有利于平時的生計。所以，按此估算，熟習一般常用漢字應該不算慢的了。那為何還會有快和慢的分殊?盧戇章1892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其書名就有一個“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也有“快”字。勞乃宣在1907年的《普行簡字以廣教育議》中所言:“此字傳習極易，至多不過數(shù)月而成。以一人授五十人，計之一傳;而五十人再傳而二千五百人;三傳而十二萬五千人;四傳而六百二十五萬人;五傳而三萬一千二百五十萬人。中國四萬萬人五六傳而可。”⑦這種對“快”的執(zhí)著，以及對切音新字所能達到“快”的效果的展望，可以看出中國志士改變現(xiàn)狀的急切心理。盧戇章在1892年時就曾說道:竊謂國之富強，基于格致，格致之興，基于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于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于字話一律，則讀于口遂即達于心。又基于字話簡易，則易于習認，亦即易于捉筆，省費十余載之光陰。此將光陰專攻于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⑧湯金銘在《傳音快字》書后說:慧者數(shù)日即通，鈍者不過數(shù)月，即未嘗讀書者皆可以通情意、述事理，而無不達之辭。⑨盧戇章提到切音字最主要的特點是“快”，以省下光陰學習格致之學，以圖國之富強。湯金銘也強調(diào)“數(shù)日”或“數(shù)月”即通。在1902－1903年的《游學譯編》中，經(jīng)常會有“中國之種禍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今日國勢危險極矣”之類的言辭出現(xiàn)，那么能夠快速改變中國遭受欺凌的方法就為志士們所推崇。由此，識習切音字的時間短，在短期內(nèi)即可普及到社會大范圍的人群，故而省卻諸多時間去鉆研格致之學，國家富強就在望了。在提倡者看來，漢字顯然是“慢”的文字，它無法對中國所面對的種種挑戰(zhàn)做出有力回應。從切音字、漢字自身來看，對它們的快慢認知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提倡者的主觀判斷。他們并沒有從漢字本身、文言文出發(fā)去思考改良的方法，反而以另造一種符號來改變普通民眾的世界觀。所按照此種思維方式，漢字自然被劃歸到“慢”的一類，同當時社會的快速轉變是不相容的。

第二，開放和封閉之辨。馮桂芬在陳述中國五個方面“不如夷”，其中一個就有“君民不隔不如夷”。在19世紀后半葉，志士們已經(jīng)意識到上下、內(nèi)外之隔的危害了。文人和眾人之兩世界，文人擺弄和實學無關的“文章”，眾人安逸于、滿足于自己的生計，互不往來，何談信息的溝通呢?在文字改革者看來，信息流動的障礙是由“漢字”造成的。王照則說:而吾國通曉文義之人，百中無一，官府詔令，無論若何痛切，百姓茫然莫知。凡政治大意，地理大略，水陸交通，貨物灌輸之大概，無從曉譬。⑩故以切音字拼口語，言和文一致就能使民眾“通知意理、曉達時事”。但是這種上和下、文人和平民的區(qū)隔，并非只是單憑漢字之力一舉促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傳統(tǒng)社會中、士、農(nóng)、工、商的結構區(qū)分有關系。如王爾敏對四民生活形態(tài)所概括的那樣:“凡為農(nóng)民必略具粗淺之農(nóng)業(yè)知識技藝，雖多歷世累積經(jīng)驗，口耳相傳，仍有落于文字之留存者。凡農(nóng)桑樹藝、花木瓜果、六畜飼養(yǎng)、陂塘蓄水、村舍修建，以至經(jīng)濟作物，若棉麻煙葉之加工收存，實仍憑知識經(jīng)驗，方可保障收獲，減少損耗。”“凡為商民，亦須通曉書算，登錄賬簿。士民則訪師有門，載籍不可量計，謀求仕進與高深學問，自另有廣闊天地供其驅馳。此處概不涉談，以杜紛歧。”“工民例須投師，相沿而成學徒制。有一定規(guī)約，一定工藝項目，非純以自學而能者，于此亦將完全從略。蓋為特殊技藝，未可列為一般知識。”??在他們內(nèi)部，各自都有相對獨立的知識傳承方式，可以說是互不侵擾，各自為政。

照此而言，并非是漢字本身，而是由漢字承載的“微言大義”才是禍首。王照所說的“文人與眾人”兩世界的區(qū)隔，大抵也是如此。只是說，把切音字作為打破這種區(qū)隔的手段，似乎有點無力，因為它只是一套在漢字之外、為一般民眾另設的文字系統(tǒng)，其破壞力有待商榷。當各個階層依循各自獨立的軌道生息繁衍的時候，他們也就不可能意識到信息上下流通的重要性，士人所做文章的難解、所用漢字的古僻有什么不對。惟有四民社會的格局被打破，擾亂之前獨立的生活形態(tài)，才可能談及區(qū)隔的消失。當然，漢字是造成文人和民眾相隔絕的原因，這一觀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畢竟民眾所熟習之常用漢字和文人所玩弄之古僻、高雅之文字之間確實存在一道鴻溝。科舉制度尤以講究詩文、楷法為重，更是阻隔了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之間的文化聯(lián)系，鞏固了精英階層的“知識壟斷”地位。漢字中存在高雅和“低俗”之分，但切音字運動的提倡者并未對民間所用的“低俗”漢字加以關注，這也是遺憾之一。后來胡適、陳獨秀等人所提倡的白話文很大一部分就是從這些流傳于民間的文學、文字中汲取了養(yǎng)分。識習切音字勿須花費過多時間，省下光陰學習實學，民眾皆能掌握泰西之學，從困居于方寸之地中走出。由此，實學并非如“文章”那樣專屬于文人階層，它應該為社會大多數(shù)人所了解。所以，之前各個階層內(nèi)部知識的專有性就被打破，至少在知識的研習上有了交叉。切音字運動的提倡者對信息內(nèi)外、上下溝通的強調(diào)，其背后的指向也是打破四民社會各自為政的封閉狀態(tài)。因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突破傳統(tǒng)格局，把民眾從各自所隸屬的階層中“釋放”出來，并通過各種改造活動使之成為了解國事、實學的“新民”，這種指向是暗含在切音字運動之中。如梁啟超所倡的“新人”，是從“部民”走向“國民”，使民眾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

第三，文和言之辨。當時較具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先有聲音，后有文字。勞乃宣在1907年的《簡字全譜》自序中也曾有言:“先有語言后有文字。文字者所以為記語言之表識也。”聲音和文字相比，更接近于本原。且既然是先有音，字隨音變，自然會認為表音文字隨社會之變遷而變化就較為簡易，而衍形文字因為形體的固定化，就很難跟得上時代的發(fā)展。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就說道:故衍聲之國，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國，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xiàn)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變換而來，故數(shù)千年前一鄉(xiāng)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shù)千年后萬流匯沓、群族紛??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盡描之，此無何如者。??還有就是從文字進化的角度上來看。盧戇章以為:字體代變，古時用云書鳥跡，到蝌蚪、象形，又到篆、隸、八分，以至宋體字，皆趨易避難也。??勞乃宣也說，文字進化與社會進化恰相反，“人事繁，則文字趨而愈簡，自然之勢也”。王炳耀則指出:“泰西文字，初或起于象形，終則歸于拼音。”??顯然，切音字處在比漢字更為“進步”的鏈條上。從象形到表音文字的進化史觀到了五四時期，則成為了“共識”。此外，從秦漢以前尋找依據(jù)也是確立切音字合法性的途徑之一。

如果我們?nèi)匀患m纏于文和言孰先孰后，或者孰優(yōu)孰劣，就可能永遠跳不出固化思維的藩籬。結合具體的社會語境，從文和言各自的媒介特征來看，可以發(fā)現(xiàn)為何人們在當時如此強調(diào)“言”的地位。“言”，則直接訴諸于“聲音”，以切音字拼方言，按盧戇章所說的，“不但能識切音字，亦可無師自識漢文”。在王東杰看來，對于“聲音”的關注和其時國內(nèi)有一種“言語文化”興盛的跡象難以分開。自然，宣講、戲曲、白話文等絕非到清末時才出現(xiàn)，惟此時其地位在思想界言說中被大幅度提升。這些言語文化的關注點均集中于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下流社會”，其目標乃是開民智，而具體取徑正可以“聲入心通”四字概括之。??在1903年，直隸大學堂學生王用舟、何鳳華等學生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中就建議道:一立演說會也，“就演說之人，持此以說，聽演說之人，持此以聽。習慣之余，必有聲入心通之效”。在“編白話書也”這一提議中還說到“夫感動愚人之心，啟發(fā)愚人之智，文字常不如語言，深言又不如白話者，人人所共知也”???？磥恚敃r志士們對“聲音”的鼓動力量是深有所知的，聲音比文字效力大。清末興起的“言語運動”是伴隨著志士們對“民眾”力量的發(fā)現(xiàn)。裘廷梁在《無錫白話報序》中說:“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強昔日之天下，決不能富強今日之天下。謀國大計要當盡天下之民。”在1905年的《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范班開學沈鳳樓觀察演說文》中也提到:“國家富強之源，不在一二上流社會之人才，而在多數(shù)下流社會之識字。”“中國積習，每好為高論，凡造就下流社會之利器，皆鄙為無足道。試思國家將坐視下流社會之蕪穢盲塞而徒恃一二上流社會遂足以富強乎?”然而，有志士如王照者所感嘆:茫茫九洲，蕓蕓億兆，呼之不省，喚之不應，勸道禁令，毫無把握。而乃舞文弄墨，裘空論以飾高名，心目中不見細民。妄冀強富之效，出于策略之轉移焉，茍不當其任不至其時，不知其術之窮也。此可為之者道，難為文人言也。??所以，言語運動一是為了喚起沉默的大多數(shù);二是開發(fā)民智，以為救國之策。

從媒介的偏向來說，表意文字以衍形為主，很少追隨音變。再說，中國方言駁雜，如果漢字隨著口語發(fā)音的變化而變化，就難以在符號象征層面上發(fā)揮統(tǒng)合帝國的功能。而形體相對固定也暗合了王朝的循環(huán)更替，更替更多的只是繼承前朝，而非政治、文化上的斷裂或者“革命”??(revolution)。所以長時間以來縱然字的結構和筆畫、字體發(fā)生變化，我們也仍然能夠推測出漢字來。在漢字身上聚集了數(shù)千年的文化積淀，每一個漢字背后幾乎都有“典故”，可以說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密碼”。雖然普通民眾可以通過雜字等輔助材料，以及充當學徒習得一些文字，但是他們和士林的雅俗分野還是很明顯的。所以漢字又代表了一種社會地位的等級區(qū)隔。文言文，更是如此。按照英尼斯的觀點，漢字和文言文是一種偏向時間的媒介，士林階層對漢字的掌控也即是控制了時間。故我們也可理解為何切音字運動的主張者屢屢提及怕“開罪士林”，并一再申辯“簡字僅足為粗淺之用，其精深之義，仍非用漢文不可”。但是當時中國正處在急速轉變的“過渡時代”，無論是觀念，還是社會結構都在經(jīng)歷著過渡性震蕩，這就加快了“時間”維度的變化。所以，漢字、文言文所偏向的維持“老大國家”的穩(wěn)定就和這種變動的歷史環(huán)境相沖突了。在符號的偏向和社會形態(tài)的震蕩之間產(chǎn)生了裂痕，有可能隨著局勢的發(fā)展而愈來愈嚴重。但是觀念形態(tài)需要附著于“形體”才可得到擴散和再生產(chǎn)，這就呼喚了另一種符號體系的生成。切音字就是這一過渡時代之過渡產(chǎn)物。由此，我們就可理解為何清末人們開始關注到了“聲音語”這一偏向空間的媒介，它的“直達心靈”、在階層中的擴散能力，都和漢字這一需要“凝神駐足”的媒介不同;用切音字拼方言就免去了把口語轉變?yōu)闀嬲Z這一復雜的環(huán)節(jié)，故又和佶屈聱牙的文言文拉開了距離，“我手寫我口”不需要“翻譯”和“解釋”，就能為普通民眾所理解，其宣傳、鼓動的效果自不必言明了，它們可以直接喚起沉默的大多數(shù)向著革命志士所呼喚的目標前進。第四，符號所承載的“道”之不同。在切音字提倡者看來，切音字只用來拼寫鄙俗語，古文依然高高在上，為士林所專用。提倡切音字的目的之一，就是縮短識字時間，“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于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自然，這些實學之書籍也是用切音字所寫。那直接以切音字翻譯西方書籍，還是先以漢文翻譯，再轉成切音字版本。沈學倒曾提議:余闡祥體用，得《盛世元音》18筆字母，可公天下，能切天下音，兼分文理音同義異之字，以譯漢文洋文書籍。??如果以漢文翻譯，就需要有精通漢文之人才，按照切音字運動者的觀點，這就已經(jīng)需要耗費數(shù)十年光陰，還要再兼習外文，“鬢白尚在塾中”。梁啟超就曾提議:以為和日本“同文”之故，學習日文較之學習西文更為容易，且日文已經(jīng)從西文那里翻譯過來不少書籍，就直接食日文之牙慧即可。這也是一種折衷的辦法，但是經(jīng)由日文所翻譯的西文，再轉成漢文，這種詞義的多重轉換，就會產(chǎn)生不同語境下的“誤讀”，比如日文以“革命”譯“revolution”，就讓梁啟超極為頭疼，并做了兩篇論文試圖糾正之，也未果;最后鑒于其應用之廣，才勉強用之，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東西之道的相遇，中國不得不以新的符號形態(tài)對西方之道加以容納和消化，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了東方之道在這場相遇中處于劣勢。東方之道在當時志士們眼中已經(jīng)不足以抵御這場危機，中國只能接受西方之器物、政制才能擺脫落后局面。但是，西方之思想觀念大多為中國自古所未見，漢語體系如何容納、消化這些新的觀念，對漢語本身來說就已經(jīng)是一個挑戰(zhàn)。這對切音字運動者而言似乎并不是其分內(nèi)需要思考的問題，他們只是承認西學非學不可，否則無以求富強，卻又堅持古文之冠冕宇宙，且懷疑以漢字之“慢”又如何能夠快速掌握西學。所以在他們那里，漢字和西學之間存在著難以通約的層次，自然就要尋找另一種符號載體來解決這種矛盾了。

三、結語

當時志士們對漢字、切音字的認識有一定的偏頗之處。從快和慢、封閉和開放、文和言、道之不同的分析中可知，對于切音字所能達到的現(xiàn)實效果的期許過高。比如，打破封閉格局并不能只是依靠文字的力量，再有切音字被限定在下層民眾中使用，在切音字和漢字之間仍然存在等級的鴻溝，文字尚不能達到平等，更何談各個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呢?從志士們所認為的切音字的優(yōu)點來看，可以發(fā)現(xiàn)快、開放、動員是社會情勢的某種反映，既而對快、開放、動員的追求或隱或顯地投射在切音字身上。再加上，漢字的尊崇雖已岌岌可危，但在士人眼中，它依然是宇宙之冠冕，維持著天朝上國最后的“虛驕”和顏面。殊不知，把漢字漢文和西學、秀民和凡民阻隔開來，看似要保全漢字漢文的權威，卻無異于是對它們的另一種謀殺。況且，志士們并未從漢字本身加以改革，而是另造一種文字，使得漢字失去了和新語境合拍的機會，有可能成為僅供瞻仰的高懸之物。這是切音字提倡者無法預計到的后果。

過渡時代之中國，其自我更新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志士們又希望能夠盡早實現(xiàn)轉變，收效越快越好。急于求成、冒險性是那一時代的顯著特征，好取極端之途就容易成為當時志士們的選擇。對現(xiàn)實變化做出的及時反應也因為缺乏時間的沉淀，往往走入另一條意想不到的道路。切音字運動也不例外。既要尋求上下、內(nèi)外溝通，又要保持原來的文化等級地位，兩者的矛盾自然使得切音字運動的成效不能如預期所設想的那樣理想。況且對于切音字本身，大多數(shù)是拼方言之故，一名詞有一地之發(fā)音，那各地方言又如何統(tǒng)一呢?再有，提倡方言，是否有分隔國家之嫌。面對這些責難，以及切音字運動自身存在的矛盾，在清朝覆滅之后，切音字運動就逐漸遁入了歷史之流。民國時期繼起的語言運動，比如影響最為深遠的五四白話文運動，雖然并未循著切音字運動的足跡，卻仍需解決其遺留下來的以及在新情境下催生的各種問題，這是后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