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毅 單位：集美大學外國語學院

１９９４年，南非歷史上舉行了第一次多種族的民主選舉，非國大獲得空前勝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被選為第一位黑人總統。隨著新政府的上臺，臭名昭彰的種族隔離制度即被宣布廢止。從此，南非各民族人民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自南非歷史上舉行第一次多種族的民主選舉以來，經過近２０年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新南非，其真實地社會生活并不像南非在舉辦世界杯足球賽時，呈現在世人面前那樣的炫目輝煌。種族隔離制度的余孽仍在作祟，人格的扭曲、人心的不安還彌散在躁動的城市鄉村。而掀開華麗的外表，探查深層的社會矛盾，揭示人性美丑的正是南非富有反抗傳統的英語文學。

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一直處于種族矛盾十分尖銳的爭斗中。許多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白人在施加給別人痛苦的時候，自身也成為受害者。南非只有實行社會和解，民族平等，人民才會真正地安居樂業。面對當時的反動政權，英語作家“只能是革命的姿態”［１］。他們對非洲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不遺余力，或幾番入獄仍矢志不渝，或被迫流放也初衷不改，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均以斗士的姿態活躍于文壇、政壇。在南非走向民主之后，“作家就處于創作上的兩難境地：如果你不提及種族隔離，人們會說你忘記了歷史；然而如果你涉及種族隔離太深，人們又會說你沉湎過去，看不到未來，過分消極”［２］。然而，對社會強烈的責任感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批判精神，使他們不走“迎合”之路。他們以健筆為投槍，直指南非政權體制的種種弊端；以遒文為照鏡，揭開了現實社會一幕幕齷齪的場景，也成就了新南非英語文學斐聲世界文壇的一朵朵“惡之花”。

一、以種族隔離為主題

后種族隔離時期的英語文學，并沒有像人們預計的那樣，隨著種族隔離制度的廢止而立即煥發出勃勃生機。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長達近半個世紀，它所造成的社會動蕩、種族裂痕、心理創傷在新南非仍如頑疾，令人揮之不去。歷史的沉悶之音仍敲擊著這塊土地上不同膚色的人們。再次把人們帶回歷史的是馬克•貝爾（ＭａｒｋＢｅｈｒ，１９６３—）的《蘋果的滋味》（ＴｈｅＳｍｅｌｌ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１９９５）。小說以一個白人小孩馬納斯（Ｍａｎｕｓ）的視角，透視出白人家庭幸福美滿表象下的腐朽。馬納斯的父親在家是個慈父，在外卻是督察各地鎮壓暴亂的將軍。讓馬納斯更想不到的是父親經常玩弄自己的伙伴，而母親竟與智利將軍有染。馬納斯的嬸嬸和姐姐都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準備遠走他鄉。黑人女傭的兒子被白人燒成重傷，幾近殘廢。表面的幸福家庭里其實矛盾重重，十歲的馬納斯只得默默忍受，但他幼小的心靈已遭侵染。小說以蘋果為書名形象地比喻了馬納斯的家庭和南非社會：蘋果所散發的芳香，是已腐臭的征兆。

種族隔離制度對人心理的重創不但涉及黑人，而且也包含了白人。這種心理的傷痕一直延伸到后種族隔離時期。諾貝爾獎得主庫切（Ｊ．Ｍ．Ｃｏｅｔｚｅｅ）不僅“描繪出了一個推行種族隔離政策的絕望的國度”，而且還在《恥》（Ｄｉｓｇｒａｃｅ，１９９９）中把那種創傷、無奈和絕望演繹得淋漓盡致。白人勢力余威猶存，黑人崛起已不可阻擋。大學副教授盧里（Ｌｕｒｉｅ）看不清現實，進退失據，結果弄得傷痕累累。他的女兒露茜（Ｌｕｃｙ）慘遭三個黑人的強暴，雖極力想與現實妥協，但“像狗一樣活著”的態度也道出了白人的無助與創痛。而那三個施暴者，其迸發的仇恨和快意正是歷史積淀最深的種族鴻溝。這種由歷史帶來的“恥”刺痛著每一個人，這又需要多久的時日才能撫平！正因為有那么多的隔閡與傷痛，南非新政府推動了對隔離時期真相的調查，以期通過對受害者的賠償來達到種族間的大和解。“真相與和解委員會”（ＴＲＣ）的一場場聽證，兩萬一千名證人的陳述，再次把人們的焦點拉回到那血雨腥風的年代。圍繞著真相與和解，南非英語作家的創作激情再次被點燃。

安特睫•克羅格（ＡｎｔｊｉｅＫｒｏｇ，１９５２—）以記者的身份參與了聽證會。她將典型案例和證詞穿插起來，寫出了她的第一部紀實小說《顱骨國家》（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ＭｙＳｋｕｌｌ，１９９８）。許多鮮為人知的過去得以昭示，但施暴者與受害者迥異的證詞正說明了南非民族矛盾的尖銳性和復雜性，也預示著民族和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圖圖大主教曾對該書有高度的評價，稱“南非以特有的方式來處理種族隔離制廢除后的問題。對于那些深表關心的人，《顱骨國家》是一本必讀書籍”。阿馬特•丹戈爾ＡｃｈｍａｔＤａｎｇｏｒ（１９４８—）則以一個黑人家庭的遭遇再現了種族主義的余孽。他的《苦果》（ＢｉｔｔｅｒＦｒｕｉｔ，２００１）揭開了一樁在南非司空見慣的案子。二十年前，黑人民運領袖西拉斯（Ｓｉｌａｓ）遭盤問毒打時，妻子被白人警察強奸。種族隔離制廢除后，西拉斯與那警察不期而遇。是否出庭指證使西拉斯的家庭陷入空前的危機。最終，西拉斯的妻子離家出走，“兒子”在得知自己的真正父親是個白人后，槍殺了警察，逃亡印度。作者由一個家庭的分崩離析深刻揭露了種族矛盾水火難容，新政府所要尋求的和解是多么難以達成。

對歷史真相的調查以及對和解的追尋在南非的戲劇中也得以表現。民運斗士杜馬•庫馬羅（ＤｕｍａＫｕｍａｌｏ，１９５８—２００６）的《我要講的故事》（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ＩＡｍａｂｏｕｔｔｏＴｅｌｌ，１９９７）就以聽證會上的三個幸存者為主角，讓他們在舞臺上現身說法，將自己家庭的不幸公諸于世人。表演結束后，三位幸存者還接受觀眾的提問。現場互動所激發出的深究與辯論讓真相越辯越明。該劇先后在南非、歐美上演，歷時五年，觀眾無數，深得評論界好評。而另一劇作簡•泰勒（Ｊａｎｅ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５６—）的《烏布與真相委員會》（Ｕｂｕ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７）則充滿了試驗性和象征性。首先，該劇的主角是個十足的壞蛋———在種族隔離時期專門鎮壓黑人運動的秘密警察烏布。政權轉移后，烏布成了熱鍋上的螞蟻，不知道該不該向“真相委員會”坦白，生怕自己的罪惡得不到赦免。烏布在猶疑中展開了與妻子的對話。舞臺的另一端適時地出現了三只木偶，象征不同的政治勢力。碎紙機和復印機也被搬上舞臺，代表對罪證的銷毀和保存。結合著對話的情節，舞臺的背景上也投影出相應的圖片、文字、動畫和錄像。整個表演給人以穿越時空，充滿意象之感。觀眾看到的惡人烏布不過是歷史的產物，政治的祭品。施害者最終也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