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錢箭星 單位：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在“九五”和“十五”期間，因認識不足，地方上對太湖的環境容量估計過高，致使太湖流域的排污標準低于全國水平。藍藻事件促使江蘇省首次制定了嚴于國家標準的地方排污標準，加大了對小型化工企業的關停力度，2007年關停了2700多家企業。此外，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和加強城鄉生活用水的處理也是太湖治污的必要方面。“藍藻事件”之后，省財政安排20億元太湖污染治理專項資金，并在項目審批中提出對環境績效的審核要求。2011年11月1日，旨在加強太湖流域水資源保護和水污染防治的《太湖流域管理條例》正式付諸實施，明確要求建立跨省際上下游生態補償機制，力圖在2020年前真正扭轉整個太湖流域的環境困境。嚴重污染的地方發生了綠色革命一些原來的污染大省近年痛下決心打環保翻身戰，曾經被冠以“全世界污染最嚴重”帽子的山西省在2006年喊出了“山西決不要污染的GDP”的口號，開始實施藍天碧水工程，用5年時間投入800億元，對密集分布的污染設施進行集中治理。同時出臺了環保責任制、考核制、問責制和否決制，以地方性法規賦予環保部門對地方政府的環境監督權，并實施“區域限批”政策，建立部門聯動機制，對污染企業實行“停貸、停運、停電”的強制措施。山西省的環保工作已經趟出了一條出路，2008年實現了山西環保史上的標志性突破。

建設與環境有關的民生工程，項目投資嚴把生態環境關政府作為公共產品的提供者，有責任為當地人民營造適宜人居的優良環境。一些地方政府致力于解決關系民生的生態環境問題，積極履行民生保障職能。例如上海市近年積極實施黃浦江上游、長江口陳行、青草沙和東風西沙四大水源地戰略，形成了“兩江并舉、多元互補、水質優良、集約節約”的公共供水格局。2011年6月通水的青草沙是上海百年公共供水文明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大工程，它的江心河口水庫有效蓄水量達4．38億立方米，改變了上海水質型缺水城市的供水狀況，是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除了直接投資于生態環境工程之外，在其他項目投入之前，地方政府開始把住生態環保閥門。例如浙江省環保部門建立重點項目決策提前介入機制，對項目實行全方位跟蹤服務，健全環評審批工作聯系單制度，落實重點項目專人負責制。各地政府加強了對投資的環境監管，提高了鋼鐵、電力、石化等13個高耗能、高排放行業的環境準入門檻。界定明晰的環境資源產權資源配置效率往往與一種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聯系在一起，那就是產權制度。資源環境產權不清晰會惡化環境，“沒有林地所有權(無權屬土地)和國有林地(國家公園)都會導致相對無效的森林保護。”［2］

長期以來，我國集體林產權不明晰、經營主體缺位，導致集體山林只砍不造、造而不管，森林資源越來越少。建立環境資源產權制度是借助一種權利安排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發揮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績效。政府的介入(提供基本規則)是有效的生態環境產權安排和交易的基本條件，政府的主要職責是保護和強制執行合理的產權安排，使企業生產所帶來的“外部性”在明晰的產權中“內部化”，這可以激發人們在積極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保護環境。我國林權改革的成效就說明從產權入手可以提高環境保護效率。2003年，福建省率先推進以明晰所有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為主要內容的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在全國率先拉開了林權改革的大幕。通過改革，林農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林地經營自主權。林權改革極大提高了農民保護森林的積極性，2005年福建造林突破200萬畝，是改革之前年均造林面積的兩倍，同年森林案件發生率同比下降26%。地方政府開始治理農村污染隨著污染向農村的蔓延，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積極對策。農村污染主要來源是鄉村工業和養殖戶排放，以及過度施用化肥和農藥。浙江省將農村養殖戶的污染列為重點督辦的環境問題，政府為養殖戶提供經費補貼和技術支持。嘉興市南湖區年生豬飼養量超過200萬頭，自2008年起該區投入1億多元在15631家養豬戶建起“零排放”治污模式，每年沼氣和有機肥產值超過1億元，當地的河水也由原來的劣五類上升為三類四類。［3］這種循環經濟模式不僅改善了當地的生態環境，而且為農民解決了能源，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有的地方政府還積極創建綠色食品原料標準化生產基地，幫助農民推廣使用生物防治蟲害技術。

當前我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一些新的環境問題不斷產生，特別是危險化學品、持久性有機污染和電子垃圾;在水和大氣問題尚未解決好的情況下，更難治理的土壤污染問題開始顯現。每年因環境問題造成的損失大約占我國GDP的8%－13%。這種狀況要求我們不僅要督促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領域有更大作為，更要關注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效益。當前地方政府的環境治理低效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些地方的建設項目違背客觀規律造成了生態環境破壞政府的權力優勢在于“那些擁有最終支配權和合法使用社會中暴力壟斷特權的人，具有決定所有其他權利關系的權力。”［4］P47它可以憑借這種地位和力量實行良政，也可能強制實行一些會造成生態環境危害的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為了顯示政績而不計生態環境成本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特別是對于一些存在較大風險的項目本應慎之又慎，但政府部門頭腦發熱、打著為民的旗號匆忙上馬，或者想當然地拆了東墻補西墻，其結果常常事與愿違。為了防止建設項目產生的污染，1998年我國通過了《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開始實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各地方政府被最大程度地賦予了建設項目環評的審批權限。2003年9月開始實施《環境影響評價法》，但仍然難以做到以環境評估約束投資項目，普遍存在項目環評名不符實，而既得利益集團往往千方百計影響項目評估。如中國水電開發失序、開發過度的現象十分嚴重，僅不按程序報批、無立項、無設計、無驗收、無管理的小水電站就達3000多座，長江上游從干流到支流的水電項目已成“遍地開花”之勢，2009年終于導致環保部宣布暫停審批金沙江中游水電開發等項目，以遏制違法建設及“兩高一資”重復建設項目。再如2011年神農架林區因水電站的超量建設(104座)導致堵河、南河、香溪河、沿渡河四大流域大面積斷流，河流被切割成不連貫的河段，整體生態惡化。神農架原有35種珍稀魚類，斷流使之遭遇毀滅性打擊。盡管當地老百姓呼吁中國不缺神農架所發的這一點點電，讓神農架的河水自由流淌;可是，地方利益促使地方政府只顧眼前的蠅頭小利而不惜破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5］實際上，曾經發生的黃河斷流早已為我們提出了河流過度開發的警示，專家也認為水電站對環境造成巨大影響，不能簡單稱之為清潔能源。對于今日仍然過度開發水電，地方政府是難辭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