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少平 吳大華 單位：懷化職業技術學院

區分行政犯的主體及其罪過

在行政犯的主體是個人的情況下，犯罪構成的主體及其罪過方面學界意見趨于一致，在此不必贅述。在行政犯主體是單位的情況下，情況比較復雜。單位的意旨是通過其工作人員來實現的，我們主張應采用兩罰規定，即除了處罰實際行為者之外對單位也進行處罰。同時區分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的主觀罪過。在單位的主管人員是故意的情況下，或明知本單位實際行為人員可能有違法行為但不加以禁止或糾正，或教唆為違反行為的，則單位存在犯罪故意。在單位的主管人員過失的情況下，單位的直接責任人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為了單位的利益觸犯了刑律，我們認為單位未盡監管之義務，此時單位存在犯罪過失。此時，對單位實行的是嚴格責任，即若本單位實際行為人員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有違反行為，則推定單位未盡監督的注意義務，存在過失，應一并受罰，但單位已經采取必要的禁止或糾正措施仍不能避免違法之后果的除外。對單位的實際行為人，則要考察其主觀罪過，綜合定罪量刑。

區分行政犯與刑事犯的違法性認識

行政犯的違法性表現為違反國家為達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制定的行政法規，其違法性是根據該法規的命令或禁止而確定。如果沒有相關禁止或命令法規的規定，則只能依照一般的社會規范或道德規范來判斷一個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及是否具有應受懲罰性。但是在相關禁止或命令法規有規定情況下，如果社會的一般性觀念難以認識到該行為的反社會性，相應的社會規范或道德規范也沒有確定該行為的反社會性及應受懲罰性，從而無從認定該行為的違法性及應受懲罰性。而對刑事犯而言，如果已經認定行為者的行為具有反社會性的事實，即使行為者相信法律允許該行為，也必須作為反社會性行為來處理。因為即使一般的社會規范與道德規范也確認該行為違法，因此刑事犯的犯意成立不以違法性認識為必要，法律認識錯誤不能阻卻犯意成立。所以說在立法上把行政犯與刑事犯的違法性認識上加以區分是很有必要的。現實中的一些案例能加深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河北大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大午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一案中，儲戶們與大午集團都不認為自己有錯，雙方都認為儲戶把錢供給大午集團是一件互利的事。本案到底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還是民間借貸，在學界、社會上引發了一場大討論。《刑法》第176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擾亂金融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但是，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刑法并未明確規定，也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本案最后定性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孫大午被判了刑。但是，我們以為本案留給人們更多的是思索。

銜接協調好行政責任、刑事責任，明確責任競合時的處理辦法

行政刑法責任作為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的混合和交叉領域，有必要銜接、協調好與兩者的關系。如目前在行政法律規范中存在的“賠禮道歉”“、賠償損失”“、行政處分”等等行政責任的內容，在刑事責任規范中也同樣存在，如我國刑法第37條規定的“非刑罰方法”中，這些內容均有規定。若某一行為既觸犯行政法又觸犯行政刑法，我們認為行為人原則上兩種責任都要承擔。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是不同性質的兩種法律責任，不得以刑事責任代替行政責任或者相反。兩種有著不同的性質與功能的責任，可以在不同領域發揮作用。但在某些情況下發生竟合時，同時承擔兩種責任既不必要，也起不到教育改造行為人的作用。如根據刑法處以罰金的行為，在行為人繳納罰金后，就不應再處以屬于行政處罰的罰款了；而被判處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罪犯也不應再對其進行勞動教養。對于其它性質相似的刑罰措施和行政處罰措施，也應采取相同的做法。對這種責任竟合的情況，應當由法律明確規定該如何處理。

調整行政犯罪的刑罰

我們認為對于行政犯罪，應該消減死刑的規定，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相對于普通刑事犯而言，行政犯的人身自由刑期限應該較短，罰金刑應該增多且加重罰金的數額。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在為社會創造財富，間接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勞動教養的期限及程序也應該用法律重新合理設定。

司法化程序實現人身自由罰規范

在法治社會，人身自由處罰司法化是其最最基本的前提和要求。一個法治社會，如果連人身自由都不能保障，就不能稱之為法治社會。人身自由處罰，不能由集調查權、起訴權和審批權于一身的公安機關來進行裁決。孟德斯鳩曾說過“：一切權力合而為一，雖然沒有專制君主的外觀，但人們時時感到君主專制的存在。”真正實現保障人身自由，就必須使評判或剝奪人身自由的裁決機構中立化，即對一個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與剝奪，在評判或裁決時不能帶有任何功利的因素。只能由司法機關———法院來對人身自由罰進行最終的裁決。這是我國憲法規定的“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要求，也是司法獨立的具體表現，也是我國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的“未經司法程序，對任何人的人身自由都不能限制”的要求。司法權獨立于行政權，不受行政意志的控制，司法審判活動有其自身的規律性，盡管司法不能完全排除政治的影響，但是與其他救濟方式相比，司法救濟更有利于保障相對人的權益。

適應行政刑法規范，專設行政刑事審判庭

行政犯罪日益增多，并且分類越來越細，專業化越來越高。從專業化、司法效率的角度看，都要求在現行法院體制下，單設行政刑事審判庭。同時，將勞動教養案件歸口到行政刑事審判庭審理，有效地實現勞動教養司法化。由公安機關提請法院對被申請人處以勞動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