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據地的法制教育活動

法制教育活動包含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基本范疇，體現了誰做，為誰做，做什么，如何做的前后相繼的邏輯關系。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各根據地被分割開，沒有形成適用于所有根據地的統一的法制法規。法制教育的規定也有所不同，但各根據地對法制教育及教育者有相應之明確規定。如有的根據地法制明確規定：“區公署（所）作為縣政府的助理輔佐機構”，其主要職權之一就是“傳達”上級命令、法令等事項［３］（Ｐ３４５）。行政村村公所，根據工作需要一般都設有文教宣傳部門，承擔著宣傳根據地法制的任務。各根據地對政府干部的獎勵條件之一是“廣泛宣傳并具體實現邊區施政綱領及政府其它政策法令”［３］（Ｐ３６６）。監獄管理制度中堅持教育原則，“主要是組織犯人學習邊區政府的重要法律文件”，如抗日民主政府施政綱領、主要的刑事法規［４］（Ｐ５６３）。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０日的《對各縣司法工作的指示》還規定司法人員承擔向普通民眾進行法制教育的義務，規定獎勵的條件之一就是“廣泛宣傳，并積極執行施政綱領和政策法令成績優異者”。根據這些規定，根據地法制教育的教育者主要是政府組織中的區公署（所）、行政村村公所、法院、行政機關、教育機關、監獄管理機關等，它們在自己的業務范圍內承擔著相應的法制教育責任。黨組織依據黨的綱領、政策也是法制教育者。此外，中國共產黨員、干部和其他積極分子也是法制教育的實際擔當者。由于法制教育是為了動員和組織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抗戰，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就應當是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就受教育者的具體范圍來說，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認為是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小地主、學生等在內的“革命營壘”。

１９３７年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中則使用了“人民”、“人民大眾”的概念，應當同上述“革命營壘”的范圍相同。而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使用了“民眾”概念，指出要“動員社會的下層民眾加進這個統一戰線去”［２］（Ｐ３４８）。顯然，此處所言之“民眾”應當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這些社會下層百姓。１９４２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使用了“大眾”概念，是指“工農兵”。而在根據地法制中，使用得較多的是《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１９３９）、《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等文件中提到的“人民”概念；而《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則使用“國民”概念。雖然使用了不同概念，但根據法制教育的目的和法律依據來說，作為法制教育的受教育者———“大眾”應當是擁護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大地主中的部份擁護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但主要群體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從反向來界定，“大眾”應當是除那些與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的人以外的中國人。

“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時期，各根據地發布的法律文件共約１　１５０余件”［３］（Ｐ３５８），涉及憲法、民法（包括婚姻法）、社會法、經濟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幾乎所有部門法，而且法律法規數量龐大，內容十分豐富。但是根據地法制教育的目的決定了法制教育的主要內容是憲法、民法中婚姻法、社會法中的勞動法，以及經濟法中的土地法、刑法中的漢奸罪；并且主要教育法律核心價值。

第一，憲政的民主性與人權性。具有憲法性質的法律主要有各根據地的施政綱領、人權法、選舉法等，如《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１９３９、１９４１）、《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１９４１）、《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１９４０）、《冀魯豫邊區保障人民權利暫行條例》（ｌ　９４１）等。但法制教育卻非常精準地抓住了憲法性法制的核心價值，即政權的民主性和保障人權。政權的民主性體現在一方面保護大眾都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徒與通信之自由；另一方面宣傳大眾的選舉和被選舉權；三是宣傳政權組成的“三三制”。三個方面的宣傳均將法律條文的規定提煉成非常簡練的語言。保障人權也是抗日戰爭根據地法制的特色之一，法制教育當然要將這一特色作為重要內容。各根據地的人權法規規定的人權內容較為豐富，如《山東省人權保障條例》規定了平等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居住與遷徒、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與通訊、信仰、宗教與政治活動之自由，以及如何保障這些人權之實現。《陜甘寧邊區保障人權財權條例》還規定了對財產權的保護。盡管各根據地之人權立法內容豐富，但在法制教育中則將人權概括為平等權、選舉權、自由權、財產權等予以宣傳教育。

第二，經濟法中的減租減息。為團結包括地主、資本家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之力量形成抗日之合力，中國共產黨改變了土地革命時期沒收土地分配給農民的策略，而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并在《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１９４０）、《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１９４１）、《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施政綱領》（１９４１）、《對于鞏固與建設晉西北的施政綱領》（１９４２）、《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１９４４），以及土地立法中確定了“減租減息”制度。土地立法還涉及諸如土地所有權、使用權、減租減息辦法等。法制教育時，教育者充分提煉該制度的核心價值，一是明確“減租減息”之目的是“借以改善農民的生活，提高農民抗日與生產的積極性”；同時“保障地主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借以聯合地主階級一致抗日”［５］．二是盡管有關政策和根據地法制表述比較豐富，但教育者以“減租減息”概括這一制度，一般直接以“減租減息”為口號或標語進行法制教育。

第三，社會法中的工人勞動保護。有關勞動立法主要有施政綱領中的原則性規定，以及《晉冀魯豫邊區勞工保護暫行條例》、《陜甘寧邊區關于公營工廠工人工資標準之決定》、《晉西北工廠勞動暫行條例》等法規。這些法規涉及到勞動法的原則、勞動合同、勞動時間、勞動保護、工資、女工保護、勞動者的權利、勞動爭議解決等各種具體的勞動制度。但勞動法的教育集中于勞動時間、勞動工資以及勞動保護這些重要的制度，一方面通過相關政策的宣傳來傳播這些制度或原則，另一方面直接宣講有關根據地法制對這些制度或原則的規定，目的在于“調節勞資雙方利益，鞏固階級團結”［１］（Ｐ４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