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及其他政治解決方法

（一）談判 

國家在邊界談判之前往往懷有某種特殊的政治意愿和目的，這種目標的價值往往超出談判結果帶來的利益損失。這是國家愿意妥協的基礎。國家間的政治關系和國家所面臨的國際形勢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海洋邊界談判。國家關系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海洋劃界談判的成功，而國家關系的僵化則會影響海洋劃界談判的進行。如１９９７年泰國與越南關于泰國灣的海洋邊界談判，在談判的最后階段，正是１９９５年越南加入東盟后兩國關系的改善促成了最終協議的達成。２００４年在澳大利亞與新西蘭政治經濟關系持續加深的背景下，澳新兩國達成了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協定［３］。

當然，海洋劃界問題關系到國家的核心利益，國家間的良好關系與海洋邊界談判的困難程度并沒有必然的促進關系，一些傳統友好國家之間在海洋邊界談判中也會遭遇艱苦的較量，如丹麥就法羅群島與英國進行的海洋劃界談判。兩國的地理因素十分復雜，因此難以確定應適用的法律原則。兩國一度打算將爭端提交國際法院解決。對漁業資源和油氣資源的爭奪加劇了這種分歧。最終兩國同意以等距離線作為海洋邊界，但在基點和基線的問題上又產生了分歧。艱苦的談判從１９７８年持續到１９９９年［２］。相反，在世界的敏感區域，國家之間也能劃定海洋邊界。１９７３年（前）蘇聯與土耳其在政治十分敏感的地區劃定了領海邊界并建立了聯合委員會。

從目的來看，國家選擇談判解決海洋劃界爭端，大多是為了維護兩國的友好關系，避免未來爭端的發生，具有政治性和預防性。盡管國家也可以在爭端發生之前選擇法律方法解決，但國家實踐更傾向將法律方法作為爭端發生后的補救手段。如１９７５年喀麥隆與尼日利亞的《馬魯阿宣言》（Ｍａｒｏｕａ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５年岡比亞與塞內加爾的海洋劃界協定、１９８８年莫桑比克與坦桑尼亞海洋劃界協定、１９９９年赤道幾內亞和圣多美與普林西比的海洋劃界協定、２００２年安哥拉在結束內戰后與納米比亞關于海洋劃界的協定、２００３年佛得角共和國與毛里塔尼亞關于海洋劃界的協定，等等，都是在維持睦鄰友好的政治目的下簽訂的。

從談判過程看，政治意愿對劃界的最終結果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１９５２年智利、秘魯、厄瓜多爾三國簽訂《圣地亞哥宣言》，目的在于迅速確定邊界以形成２００海里領海的國家實踐［１］。盡管秘魯在劃界中獲得的海域范圍遠比適用等距離線要小得多，但從當時的戰略利益出發，也能接受這一結果。在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洋劃界中，由于采用經線作為邊界，一些通過等距離線可以劃歸葡萄牙的重要油氣田劃給了西班牙。盡管葡萄牙對已經劃定的經線邊界十分惱火，但當時的政治意愿決定了這條邊界的劃定［４］。

１.談判具有廣泛而持久的適用性：從所涉爭端類型看，談判的適用范圍覆蓋了領海劃界、大陸架劃界、專屬經濟區劃界和漁區劃界等幾乎所有的海洋劃界問題。而且，“成功的海洋邊界談判應具有解決相應而生的領土糾紛的作用”［１］。例如，１９４２年英國政府代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與委內瑞拉在帕里亞灣的海洋劃界談判同時解決了帕托斯島的主權歸屬爭端。從地域范圍看，談判的適用不具有顯著的地域特征，因為幾乎所有國家大都接受談判作為海洋劃界爭端出現時解決問題的首要選擇。只有當談判受挫或失敗時，國家才會尋求其他方法解決爭端。

從難度看，在一些存在諸多海洋劃界難題的地區，談判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例如，加勒比海地區國家眾多，而加勒比海半閉海的性質給海洋劃界談判造成了特殊的困難。雖然該地區有成功解決海洋邊界爭端的數個頗具影響的國際司法和仲裁實踐，但是，在已劃定的２７條海洋邊界中，通過談判完成的達２４條之多。由于國家在談判中不受國際司法或仲裁對訴求的特定規則限制，故而往往能更徹底地解決海洋劃界爭端所涉及的各種難題，例如，巴拿馬與哥倫比亞的劃界協定不僅解決了海洋劃界問題，還解決了巴拿馬灣歷史性海灣問題、巴拿馬在國際航行等問題上的特殊利益等問題，堪稱解決復雜海洋劃界爭端的典范。

從時間來看，談判解決海洋邊界爭端往往是一個“冗長而痛苦的過程”［４］。如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與委內瑞拉在大西洋部分的海洋劃界談判，從１９７５年開始正式談判直到１９８９年才達成協議。丹麥與瑞典也經過了艱難的談判才達成了１９８４年的邊界協定。立陶宛與俄羅斯在經歷了１７輪談判后才在１９９７年達成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劃界協定。

２.談判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從談判解決海洋劃界爭端適用的劃界方法來看，相比國際司法和仲裁實踐所強調的公平原則下的等距離／特殊情況規則，國家談判實踐所適用的方法更加靈活。國家談判所采用的方法一般包括五種：等距離方法、方位角方法、經緯線方法、“談判線”以及共同開發協定。這些方法本身及其適用過程都充分體現了談判的靈活性和政治主導性。

（１）等距離方法。等距離方法是大多數國家在追求公平結果的目標下考慮的方法①。從有關數據來看，等距離方法更多適用于相向或混合海洋劃界的情況。在海洋劃界談判中，影響等距離線的特殊情況不像國際司法和仲裁實踐中那樣確定。雖然絕大部分國家談判都將島嶼作為重要的特殊情況而對等距離線予以調整，國家仍可以根據政治意愿忽略某些重要島嶼的作用。（２）經緯線方法。經緯線方法是除等距離方法之外最常見的劃界方法，它主要適用于相鄰國家的海洋劃界。這種方法主要出現在非洲和南美洲沿岸地區，可以整體或部分適用于海洋劃界②。國家只在政治解決中才采用經緯線劃界方法。國家選擇經緯線主要考慮以下幾點：一是所涉地區的海岸地理情況。這些國家海岸方向大致呈正南正北或正東正西走向，且大部分國家海岸外地理情況比較簡單。二是國家的戰略需求。如１９５２年智利、秘魯、厄瓜多爾三個國家為形成２００海里領海的國家實踐而簽訂的《圣地亞哥宣言》。三是避免不公平的結果。如１９７５年塞內加爾與岡比亞在兩國海洋邊界談判中，為避免等距離線切斷岡比亞向海洋的延伸，采用了經緯線方法［１］。（３）方位角方法。方位角方法一般是選擇一個特定的點，然后從該點出發沿一定角度劃一條向海延伸的直線。從實踐上來看，采用方位角方法與采用簡化等距離線差別并不明顯，采用方位角方法主要是為了避免因不確定的三交點而進行的三方談判③。（４）談判線（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ｌｉｎｅ）。一些海洋邊界談判所確定的最終界線是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并側重考慮某一特定因素而劃定的，它最能體現談判解決海洋邊界爭端的靈活性和政治意愿的主導性。如１９５８年巴林與沙特的海洋邊界談判，為了保持油田的完整性，整條邊界的２／３采取了等距離線，另外１／３沿油田界限延伸［４］。挪威與前蘇聯的邊界線也是一條典型的“談判線”，鑒于瓦朗厄爾峽灣的特殊地理因素，兩國選定了三個等距離點，但整條邊界線卻不是一條等距離線，而是雙方都同意的實用方案［４］。１９８４年法國與摩納哥的海洋邊界談判，考慮到摩納哥被包圍在法國領土內的特性，雙方也沒有采用等距離線，而是劃定一塊回廊形的海域［４］。１９８９年巴布亞新幾內亞與所羅門群島的海洋邊界是一條等距離線與談判線的結合。該海洋邊界的大部分是等距離線，雙方出于劃定一條多功能的單一邊界的考慮，而在最后部分達成了一條比等距離線更為簡化的談判線［４］。１９９６年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的海洋劃界采用了多種方法的結合，考慮到復雜的地理情況和歷史上的航行利益，整條邊界線考慮了等距離點和歷史邊界線［２］。２００２年阿爾及利亞與突尼斯的海洋劃界，為了減弱沿岸小島的效力，兩國放棄了等距離線而劃出了一條沒有說明劃界方法的界線［３］。（５）臨時安排。海洋邊界談判也會達成共同開發協議等臨時性安排，而國際法院只能根據當事國的要求對邊界進行劃定，對共同開發只有建議權。采取共同開發制度能夠擱置難以解決的海洋邊界爭端，并充分整合資源，避免海洋劃界中的“零和結果”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