巖洞墓，此類墓有兩種形制。A型：巖洞群葬。將安置尸骨的棺材放置在巖溶地貌的天然溶洞中，洞內棺材數量較多，又稱“棺材洞”，隨葬品主要為陶器、鐵器以及少量釉陶和瓷器。清鎮平壩桃花村清理的“棺材洞”中有數百具棺材，雖然沒有明確的紀年證明其中有宋代棺木，但是從C14測年以及出土的陶器、瓷器和銅錢來看，與第一類和第二類墓葬較為接近，應有宋代棺材葬入洞中[4]，這樣的巖洞可能是生活在這一地區某一古代部族的公共墓地。B型：巖洞家族葬。利用河邊巖壁上的天然溶洞，少數經過人工修整，將棺木放置其中，有的在洞口用石塊壘砌一道矮墻防護棺木。棺木的數量多者不過二、三具，可能是一個家庭使用一個巖洞。由于這些墓葬多數被破壞，所以基本沒有發現隨葬品。在德江、務川、銅仁等地區發現大量存在這樣的巖洞墓，根據文獻記載，這些巖洞墓在明代就有使用[5]。從這些墓葬出現較為頻繁來看，這種墓葬可能從宋代就已經出現了。

巖墓。在河邊巖壁上人工開鑿洞穴，洞內四壁和頂部經過精心鑿刻，有的還有浮雕紋飾，無葬具，然后用石頭將洞口封閉。如赤水、桐梓、習水等地的巖墓，但這些墓絕大多數已被破壞一空，從墓室題記中可以發現此類墓從三國蜀漢時期就已出現，并一直延續到明代[5]，因此這類墓中也應有一部分墓葬屬于宋代。

懸棺葬。在河邊的巖壁上開鑿壁龕放置棺木，或是開鑿圓孔插入木柱放入棺木，多數為二次葬。這類墓葬保存情況較差，從松桃和岑鞏發現的懸棺葬來看，此類墓葬在宋代也有使用[6]。

仿木結構畫像石墓。墓室用條石砌筑，墓門內兩各雕刻武士一名，墓室內壁兩側的壁龕內雕刻侍從、窗欞、家具、器皿等仿木結構建筑和家居場景，有的墓室后壁還雕刻有婦女啟門，墓室內的斗?斫峁茍轡?歡啡??蚣虻サ蔫傭貳⑸⒍方峁埂Ｋ嬖崞分饕??蘊鍘⒋善鰨?蘊召傅取Ｕ庵幟乖岬奶氐閿氪ū?7]、川東南[8]和重慶地區[9]南宋時期流行同類墓葬在結構、裝飾、隨葬品上如出一轍，因此可以確定貴州地區出現的此類墓葬也應是南宋開始流行的。而且就其發展規律來看，南宋中前期的石刻非常豐富，如桐梓夜郎壩宋墓[10]、赤水水王塘宋墓[11]以及遵義楊粲墓[12]，但到了南宋末期，石刻內容絕大部分已退化，如遵義楊文墓[13]。

從上述墓葬的調查和發現情況來看，其分布范圍有著一定的重合，但也有一些墓葬有著相對獨立的分布區，下面將作簡單介紹：石壙墓：主要分布于現在以貴陽至清鎮為中心的黔中南地區。從興仁交樂的發現情況來看，這種墓葬在漢代就在黔西南出現[14]，遺址延續到宋代仍有使用。土坑豎穴墓：從報道的材料來看，在清鎮地區發現較多，但是從威寧、赫章、安順地區的發現情況來看，土坑豎穴墓從秦漢以來一直是貴州地區較為流行的墓葬形制，宋代也較為流行，而區分漢人和少數民族墓葬的標準則是其隨葬品是以漢式器物為主還是以地方特色器物為主。巖洞葬：A型巖洞葬在貴州地區目前見于報道的僅有平壩一處，而且其年代是從唐代開始至明代，而在廣西的南丹里湖也有過類似材料的報道[15]，因此就現在的材料來看這種墓葬在宋代可能主要分布于黔中南地區。B型巖洞葬目前所見主要分布于黔東北地區。巖墓：主要分布于黔北地區，而在川東南[16]和重慶地區[17]也有類似的墓葬形制，將貴州地區的此類墓葬與川渝地區的仿木結構畫像石墓進行比較，應可以大致分辨出具有宋代特征的墓葬，但鑒于目前發表的材料過于簡略，還難以做到這一點。懸棺葬：懸棺葬經過清理的不多，但是從懸棺在西南地區的流行情況來看，包括從四川向東至福建的中國南方地區都有大量的分布。這種墓葬在江河沿岸較為流行，貴州屬于云貴高原地區，境內河流交錯分布，因此雖然貴州地區報道的懸棺僅見與黔東地區，但是從懸棺在全國的分布特點來看，貴州全境在宋代都應使用懸棺葬，只是保留和報道的較少。仿木結構畫像石墓：從發現情況來看此類墓葬均分布于以遵義為中心的烏江以北地區，且無一例外都出現于南宋以后。

貴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聚居區，漢文化對這一地區的影響主要是從漢代開始的。從漢代到隋唐，在墓葬形式上有不少漢文化的因素，如赫章可樂墓地1976~1978年發掘的乙類漢墓、[18]安順八番發掘的六朝磚室壁畫墓[19]和平壩馬場的唐代磚室墓。[20]漢代對廣大南方地區的控制是通過政治和戰爭手段來完成的，貴州地區的漢文化因素應是在這一時期隨著征服而在短時間內到達的，這一時期漢式墓葬在這一地區發現的數量也較多。但是，這種影響雖然時間短、速度快，但是當地的土著因素依然是這一地區風俗的主導力量。如果沒有持續的政治作用力，這種突進式的影響是不能長久持續下去的，因此從魏晉至隋唐時期，貴州地區雖然在名義上隸屬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一直任其發展，沒有過多地進行干預，雖然漢文化因素在墓葬中有一定的體現，但是與考古發現的漢代墓葬中體現的漢文化因素相比，有較大的削弱，僅是零星的發現。魏晉隋唐時期，漢文化對貴州地區的影響是較小的，這種封閉的局面一直持續到北宋時期。貴州地區發現的宋代墓葬中，除了仿木結構畫像石墓以外，都是北宋時期流行的葬俗。這些葬俗體現的都是少數民族所具有的特性，關于這些墓葬的族屬問題，已有許多學者著文進行過探討，其可能的對象包括了仡佬族、苗族、彝族、僚人、蠻人等。[21]對于考古材料族屬的認定，目前在考古學研究中還難以做到準確的地步，除了以族名為國民的古代民族可以相對準確地判斷以外，對于其他古代少數民族的判斷會由于研究者對材料認識的不同和引用文獻的差異，產生不同的觀點。筆者在此無意對各家觀點進行評述，而且貴州地區作為古代的多民族聚居區直至今日，各民族的融合、消亡和取代的過程必定發生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貴州地區現在除漢族外，還生活著48個少數民族，而在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少數民族和部族可能會更多，因此在北宋時期貴州地區發現了如此之多的少數民族葬俗也不足為奇。就目前發現的第一至第五類宋代葬俗而言，都應屬于貴州地區的宋代土著葬俗，一個民族一個葬俗，或是一個部族一個葬俗，或是一個民族不同地區不同葬俗，目前已難以準確判定。但是這些土著葬俗是秦漢以來貴州地區一直存在的風俗，是土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有些葬俗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22]

宋代南方地區的墓葬普遍具有輕裝飾、重隨葬的特點，但是在南宋時期的夔州路、潼川府路和利州路所轄地區，卻出現了重墓內裝飾的仿木結構畫像石墓，這一現象值得思考。這種墓葬形制的分布范圍大致為龍泉山以東、峽江地區以西、大巴山以南、烏江以北，這其中就包括了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這些墓葬所體現的葬俗觀念、宗教思想都充分顯示出濃厚的漢文化因素。[23]在這些畫像石墓的雕刻題材中，出行、婦女啟門、家居、侍從、孝悌故事等是中原、北方地區宋代仿木結構畫像磚墓的常見內容。從宋代的歷史背景來看，兩宋之交到南宋時期，大量北方人因戰亂南遷，四川地區就有大量來自陜晉地區的移民。[24]大足石刻有其濃厚的文化傳統，北宋時期大足地區就出現了此類仿木結構畫像石墓[25]可能是其石刻文化傳統使然。當南遷的百姓來到此地后，可能利用本地多山多石的自然條件，將中原地區的仿木結構畫像磚墓文化因素與本地石室墓和大足石刻傳統結合在一起，使仿木結構畫像石墓在本區南宋時期大量流行。從目前報道的紀年仿木結構畫像石墓來看，川渝地區年代最晚的是下葬于1226年的虞公著墓，該墓與其妻子留氏墓并列，兩室結構完全相同，應大致是同時建造的。[26]留氏下葬于1200年，墓室內的精美石刻應是其死前不久或下葬前雕刻的。據留氏墓志記載，留氏為丞相留正之女，她比虞公著早逝20多年，留氏下葬時四川地區是相對安定的，而且其身份特殊，墓室雕刻內容的復雜是可以想象的。1206年“開禧北伐”后，宋金開戰，1235年后，蒙古南侵，四川地區社會經濟狀況日趨衰落。虞公著墓的石刻不僅比妻子墓要簡單，甚至無法與廣元河西公社、榮昌沙壩子等南宋前期墓相比，這也是四川地區社會經濟狀況惡化在仿木結構畫像石墓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縮影。

南宋末期發現的兩座年代確定的仿木結構畫像石墓均地處宋代播州地區，墓主人楊粲和楊文生前均是播州土司。楊粲葬于理宗后期，該墓規模龐大、石刻精美，可能與楊粲生前在南宋抗蒙戰爭中十分積極并受到南宋政府的大力嘉獎有關。但到了南宋最末期，同樣身為播州土司、抗蒙有功的楊文，其墓葬規模根本不能與其祖父楊粲相媲美，而且元朝統一以后，楊文墓前的神道碑還被打斷埋入墓中。因此，仿木結構畫像石墓在南宋末期隨著社會經濟的惡化，逐漸在本區退化。南宋時期的移民活動幾乎一直在進行，長達一百多年，因此，漢文化也隨著南遷百姓而大量涌入貴州地區，而且南宋時期楊氏也在其轄區內大力提倡儒家文化。[27]烏江以北地區楊氏土司統治的播州地區，顯然在喪葬文化上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仿木結構畫像石墓的大量出現表明不僅這一地區出現了大量的漢文化，而且作為管理者的上層人物也接受了這一葬俗，可見這一時期漢文化對黔北地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但是，我們也發現，這種葬俗在南宋時期似乎以烏江為界，并未進入黔東北和烏江以南地區，這可能就是南宋時期南遷百姓到達夔州路的最遠地區。元朝統一以后，社會逐漸安定，隨著播州楊氏的地域擴張行動，[27]漢文化也必然隨之向四周滲透。黔東北在元代屬于思州土司田氏所轄，但是思州與播州接壤，而且在宋元時期同受中央政府節制，其文化是很容易受到影響的，如位于烏江下游西岸的德江煎茶溪元墓就完全體現了宋代仿木結構畫像石墓的特點，[28]或者說此墓的年代本來就在南宋時期。到了明代，這種墓葬在烏江以南地區也有了發現，如安順舊州松林村一號墓。[29]而且，在明代貴州地區發現的石室墓顯然有了其自身的時代風格，例如與楊文墓同時發掘的明代楊?N、楊綱、楊愛墓以及思南明張守宗夫婦墓，[30]雖然仍是石室墓，但是石刻的復雜程度大大降低，墓葬構造出現了宋元以后南方地區流行的石灰、糯米漿等材料組合使用的墓內防護技術，可見明代在貴州地區設立布政使司以后，漢文化對這一地區的滲透更多了。從此，貴州地區也奠定省一級單位的歷史地位，漢文化和土著文化的融合與滲透也逐漸加深，使貴州成為了我國民族文化多樣性的重要地區之一。

史前時期，貴州地區可以作為西南文化圈內的一個小文化區，她有著獨立發展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商、周、秦漢時期，貴州地區的考古學遺存顯示出格外的多樣性，既保持了本地區文化發展的獨特性，同時又受到了來自周邊地區諸如巴蜀、滇、楚、越等文化的多重影響。秦漢時期隨著全國的大一統，由征服和戰爭所帶來的漢文化對本地區產生了突進式的影響，尤其是在隨葬品方面，漢文化對南方小國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這一地區仍然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聚居區，魏晉隋唐時期也有漢文化的因素，但是更多呈現出的是少數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而且是較為落后的，已然沒有了“夜郎自大”的資本。即便唐代后期同為太原人的羅榮和楊端先后率部平定播州（現遵義地區）叛亂，并且最終由楊氏家族作為世襲土司管理播州，但是與中央若即若離的關系而產生的漢文化漸進式的影響在墓葬中的反映較少，因此這一地區作為少數民族文化區的性質沒有發生質的改變，而且這種面貌一直維持到了北宋時期。南宋時期，隨著大量的中原地區漢人向南遷徙，烏江以北的播州地區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在喪葬形式上與烏江以南以及其他地區相比產生了新的因素。烏江以南繼續延續著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而烏江以北則融入了大量的漢人葬俗。元明以后，貴州地區逐漸確立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劃，土著葬俗和南宋出現的新葬俗也一直延續了下來，而且在明代以后逐漸形成了本地區墓葬的特點，體現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融合性。（本文作者：吳敬、楊洪 單位：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