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未被盜擾的墓葬所出土的青銅器族徽文字，能夠準確地反映當時的族氏關系，而被盜擾的墓葬因部分或大部分銅器被盜，通過族徽文字判斷當時的族氏關系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失真甚至完全失真。因此，為了使有關討論能夠建立在較為科學和客觀的基礎上，對于上述第一種情況的討論，我們所選擇的墓葬都是未經盜擾者，凡被盜擾的墓葬一般不予以討論。但是，一個墓葬只要出土兩種以上的族徽文字，無論其被盜與否，均不影響我們對該墓葬具有較復雜族氏關系的認識和判斷。因此，在討論第二種情況時，我們對于銅器墓葬是否被盜擾，一般不作嚴格區分。

在商代考古發掘中，一個墓葬只出一種族徽的情況時有所見。其年代較早者，首推2001年春季在河南安陽發掘的花園莊54號墓。該墓屬中型墓葬，規模較大，隨葬品豐富，保存完好，未經盜擾，時代為殷墟二期，共出青銅器310余件，其中禮樂器43件，兵器170余件[1]。根據發掘報告已公布的材料，其中分襠圓鼎（M54.166）、圓鼎（M54.240）、?（M54.154）、方?校?54.43）、觚（M54.120）、鉞（M54.86、M54.89）、卷頭刀（M54.87）、矛（M54.113、M54.37）等器物上均鑄有銘文“???”二字，在A型爵和B型爵等一小部分銅器上，只有銘文“?”字。據此可知，“?”為“???”的省稱，應為墓主的族徽。按該墓出土有7件銅鉞，又有大型卷頭刀以及大量銅戈、矛等兵器發現，其中Ⅰ式銅鉞呈長斧形，長40.5、刃寬29.8厘米，重5.95千克，僅次于婦好墓所出的大銅鉞，說明墓主是當時的一位高級軍事首領。發掘者認為，這種情況與族名“?”前冠以“??”稱相符，說明“??”為商代武職官名“，?”為族名。這一看法是正確的。從以上情況看，花園莊54號墓屬于只出一種族徽的墓葬，可知一個族氏使用一種族徽的習俗，至少在殷墟二期就已經形成。我們知道，一個族氏名的出現，它決不是孤立的，一般與其他族氏必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聯系，而這些聯系也會在族氏的標識即在族徽文字上有所反映。那么，花園莊54號墓所見的?族，是否也與其他族氏存在著某種聯系呢？1997年~199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鎮發掘的長子口墓，為我們認識?族與其他族氏的關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長子口墓位于鹿邑縣太清宮遺址，時代為商末周初，它是一座保存完好、隨葬器物豐富的墓葬，大約晚于花園莊54號墓300年左右。該墓出土青銅器235件，計有禮樂器85件、兵器46件、工具14件、車馬器78件、雜器12件[2]。其中有銘銅器54件，均為禮器：銘一字者4件，銘文為“子”；銘二字者3件，銘文為“子口”“、戈丁”、“尹舟”；銘三字者39件，有37件銘文為“?子口”，另2件為“□父辛”；銘四字者2件，銘文均為“?口子口”，亦即“?子口”；銘七字者3件，銘文均為“?子口作旅宗”；另有3件字跡模糊，推測可能為7字，其中2件可辨識的銘文為“父……”，1件為“子口□作……”。從以上銅器銘文看，有42件銘刻“?子口”，加上顯系對“?子口”不同稱謂的“子”、“子口”等6件，共計48件銅器可以確定為長子口器。一般認為，“?”是族名，“子”是身份，“口”為墓主私名。如果把長子口墓與花園莊54號墓進行對比，顯然長子口墓出土的4件3種族徽為花園莊54號墓所未見：1件是族徽為“尹舟”的銅觶（M1.143），1件是銘文為“戈丁”的銅?校?1.196），另2件是族徽為“”的方鼎（M1.46）。、戈、尹舟都是商周金文中的常見族徽，三者同時在長子口墓中出現，說明當時的?族與這三族有較為密切的關系。至于它們之間究竟是聯姻、聯盟，還是同族或隸屬關系暫且不論，僅這三種族徽在長子口墓中出現，本身就足以說明商末周初的?族與其他族氏的關系，要比殷墟二期?族與同時代其他族氏關系更復雜。這種情況不外乎兩方面原因：一是因花園莊54號墓規模比長子口墓小，因而族氏關系較長子口墓簡單；二是長子口墓的時代比花園莊54號墓晚，因而族氏關系顯得比花園莊54號墓更復雜。這就是說，對于同一族氏來說，族組織規模越大，則其族與其它族氏的關系越復雜，反之則簡單；在不同時代，同一族氏與其它族氏的關系時代越后，則族氏關系越復雜，反之則簡單。

在商代中型墓葬中，我們常?？梢钥吹阶寤账从车淖迨详P系要比小型墓葬更復雜，這類例證不勝枚舉。例如，安陽殷墟劉家莊北1046號墓共出土青銅器123件，其中有銘銅器24件：三字銘者3件，銘文為“??”；二字銘者16件，銘文為“??”；一字銘者5件，銘文為“??”[3]。從蓋、器同銘的情況看，方彝蓋銘為“??”，器銘為“??”；方?器銘為“??”，蓋銘為“??”。由此可知，“??”、“??”、“??”都是同一族氏。發掘者認為“，??”是墓主人的稱謂，“??”是其職官名，代表其身份與地位，“”為其族名“，”可能是支族名或私名。這個看法是正確的。按照這一認識，我們可以將該墓有銘銅器可以分為兩組：一組是銘“??”者5件包括銘“??”者16件，共計21件；另一組是銘“??”者3件。顯然，從銅器的數量上看，銘“??”者是銘“??”銅器的5倍多。這種情況說明，前者與墓主血緣關系遠較后者更為親密，二者與墓主有較明顯的親疏差異。因此，將??和??看成是同一族之下的兩個分支，應該是沒有什么疑問的。劉家莊北1046號墓族徽所反映出來的同族分化現象較為典型，它說明一個族氏在發展過程中，自身會不斷地分化出新族氏，而新族氏的族徽一般是在舊族徽上附加新稱號，以示其與舊族的淵源及區別。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另外一些墓葬中，族徽文字反映出的族氏關系不能簡單地用族氏分化去解釋。例如河南安陽郭家莊26號墓和160號墓，均為保存完好、出土器物豐富的中型墓葬。前者時代為殷墟二期，出土銅器61件，其中有銘銅器8件，6件銘“旅止”，1件銘“”，1件銘“□寧”[4]。這種情況說明，墓主應當是旅止族，該族與、□寧二族可能因聯姻、聯盟或其他關系，曾得到過這兩個族氏贈送的助葬之器。郭家莊160號墓葬規格較高，共出土青銅器291件，其中有銘銅器41件，銘文四種：其一為“??址”，計有33件；其二為“??址”，計有3件；其三為“??止”，計有5件；其四為“中”，計有3件。其中“止”為“址”之省體，可知“??止”同“??址”，而“中”又與“??止”分別鑄于同一器上，說明其族與“??止”關系密切。這樣看來，郭家莊160號墓的所出族徽，實際上主要有“??址”、“??址”兩種。從銘文看，“??址”與“??址”中都有??、址二字，說明他們擁有共同的族號，可知二者為同族關系。從銅器數量看，銘“??址”的銅器遠遠多于銘“??址”者，又說明“??址”與墓主的血緣關系遠比“??址”更為親近。按照子為父祖送葬的常理推斷，可以肯定“??址”與“??址”是兄弟之族，他們是同一族的分化。在該墓出土的一套3件銅鐃上，銘文“??止”又與族徽“中”同見于一器。這種情況說明，“中”有可能是與“??止”有聯姻或聯盟關系的族氏名稱。總之，從郭家莊160號墓所反映的族氏關系來看，它至少包括兩級族氏結構：其一為“??址”與“??址”，他們是兄弟之族；其二為“??止”與“中”，他們可能是聯姻或聯盟關系。顯然，這兩種關系是構成該族關系的兩個主要方面。

與前述中型墓葬不同，商周考古發掘的小型墓葬，一般一墓只出一種族徽，這種情況較為多見。我們知道，一個家族鑄造銅器數量的多少，與該族的經濟能力及社會地位有關。商周考古發掘所見小型墓葬只出一種族徽的現象，應當是這些家族經濟能力較弱、規模較小、結構較簡單的反映。1986年在河南安陽大司空南共清理了29座商代墓葬，其中M29、M25屬于殷墟二期墓葬，未經盜擾，保存完整。前者出土有2件有銘銅爵（M29.1、M29.5），銘文均為“??印”；后者也出土有2件有銘銅爵，銘文亦為“??印”[5]。按兩墓同處一地而銘文相同的情況判斷，說明這是同一族氏的兩座不同墓葬。1983年在河南安陽市薛家莊東南發掘的商墓M3，是同時發掘的6座墓葬中未被盜擾的一座，出土有鼎1、觚1、爵1、戈13、鈴3，共19件銅器。其中爵、觚所銘族徽為“象”，銅鼎所鑄族徽為“象”[6]。“象”與“象”見于同一墓葬，應為同一族的兩個不同分支。這是小型墓葬中較少見的一墓出兩種族徽的情況，說明較小家族的結構雖然簡單，但自身也存在著分化。郭家莊商墓M38的時代為殷墟二期，保存完整，未見盜擾跡象，但在出土的銅器中，只有1件銅戈上鑄有“山”族徽[7]。按該墓出土銅器甚少的情況推斷，“山”應當是一個較小家族的族號。1991年在安陽后岡發掘的38座殷墓中，有一座編號為M33保存完好的殷墟三期墓葬，在出土的銅觚上鑄有銘文“”，銅爵銘文為“辛”[8]。“辛”為墓主的日名，“”為墓主的族徽。1963年春在苗圃北地發掘的M172共出土銅器9件，其中鼎、簋、卣、觚、爵上均鑄有“??盥”族徽[9]，時代亦為殷墟三期，這也是一墓只出一種族徽較為典型的例子，但在同類墓葬中所出銅器較多，說明其族經濟能力較強。在殷墟四期小型墓葬中，一墓出一種族徽者如安陽郭家莊商墓M50出土的鼎、爵上，均銘有族徽“兄”[7]；劉家莊商代墓葬M9出土的鼎、爵、觶上，均銘有族徽“”[10]；殷墟西區第八墓區商墓M1572出土的爵、觚上，均鑄有族徽“”[9]；安陽劉家莊商代墓葬M2出土的爵、觚上，均銘有族徽“寧”[10]；殷墟西區孝民屯商代墓M2065出土的銅鼎上，銘有族徽“京”[9]。綜觀以上墓葬，其共同點是規模較小，出土銅器數量不多。我們認為，從表面上看，這是當時這些族氏經濟能力有限、社會地位不高的表現，但更重要的原因，似乎主要與這些族氏在各自宗族結構中所處地位有關?？梢赃@樣認為，由于這些族氏是構成各自宗族的基層組織，族氏結構單一，故多見一種族徽。相比較而言，在一些規格較高的墓葬中，我們常常發現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族徽，而這些族徽所顯示的族氏結構和族氏關系則較為復雜。例如在前述中型墓葬中，郭家莊商墓M160出土的“??址”和“??址”族徽所顯示的是同一族氏的分化；而鹿邑長子口墓出、戈、尹舟等族徽所顯示的是不同族氏的結合。這種情況表明，族氏關系的復雜性通常在規模較大墓葬中體現得較為明顯。當然，規模較小的族氏也存在著族氏分化，如前述薛家莊M3就是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

在商周考古中，一個墓葬出土有兩種或兩種以上族徽的現象較為常見。這類墓葬目前發現時代較早者，首推殷墟婦好墓。婦好墓位于小屯北地，墓室規模雖然不大，但隨葬器物極為豐富，是公認的殷王室墓葬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該墓出土銅器468件，其中禮器210件，有銘者190件，加上有銘兵器和樂器6件，共計196件。在這196件有銘銅器中，根據銘文可以直接判定為婦好銅器者111件，約占全部有銘銅器的57?，其余為司母辛5件、司母26件、???x6件、??其21件、????件、束泉22件、?1件、文1件[11]，共計85件，占全部有銘銅器的43%。這種情況說明，婦好墓所反映的族氏關系較復雜。從甲骨文有關記載來看，婦好為商王武丁的配偶，可知該墓所出銅器上的“婦好”或“好”是私名而不是族徽。婦好墓所出族徽文字主要有???x、??其、???ⅰ⑹??⒙p、文6種。關于這6種族徽各自的情況，必須充分估計如下兩點事實：一是婦好為女性，其死后隨葬器物中，按常理必有其娘家所在族氏所贈送的陪嫁器物或助葬之器；二是據甲骨文記載，婦好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其死后的隨葬器物中可能含有被征服的方國或族氏之貢品。關于前一種情況，我們目前尚無法指出哪一種族徽可能是婦好娘家的族名。關于后一種情況，我們可以依據該墓出土的玉石刻辭可稍作推測。婦好墓出土的玉石器上，有如下兩條刻辭：其一為“盧方入戈五”，見于玉戈（M5.580）；其二為“妊冉入石”，見于石磬（M5.316）[11]。“入”有貢納之義，是武丁時期常見的記事刻辭，辭例一般為“某入”。這說明婦好墓隨葬器物中確有其他族氏或方國的貢品。有學者認為，亞?x組銅器有可能是婦好生前所得的貢品，因為亞?x鼎的形制較早，出土時的情況表明其為婦好生前用器，而且“?x”作為族名見于甲骨記載，其地望在豫西，與殷王室關系密切[12]。我們認為，在殷墟甲骨文記載中，多見?x族參與征伐，亦參與祭祀，如“?x”（合集23178），說明?x與商王室很可能是同族關系，而且???x圓鼎規格較高，通高72.2厘米、重50.5公斤[11]，故???x銅器不可能是貢品。但是，婦好墓中的器物來源較復雜，其中既有親屬助葬贈送，也有貢納或掠奪所得。這是應該承認的，它對于我們認識一個墓葬出有幾種族徽的現象具有啟示意義。

與婦好墓類似且互有關聯的殷墟二期墓葬有小屯M18。該墓位于婦好墓東南約22米處，共出土青銅器25件，其中有銘文者共13器：銘一字者5器，4件銘“戒”，1件銘“正”；銘二字者4器，1件銘“正侯”，1件銘“?”，2件銘“子漁”；銘三字者4器，銘文均為“子母”[13]。在這些銘文中，其中“子漁”見于武丁賓組卜辭，其所參與的祭祀對象都是商王室的直系祖先，說明其身份為王室貴族。據董作賓先生考證，子漁為武丁的嫡長子[14]。從小屯M18的時代看，它打破了殷墟文化一期的房基，所出陶器介于殷墟二、三期之間，墓室規格、形制、隨葬物等都說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不一般，正與殷墟卜辭中武丁嫡長子“子漁”的身份相稱。從該墓的空間位置來看，它與婦好墓相鄰，婦好為武丁的配偶，子漁是武丁的嫡長子，兒子死后葬于母親墓旁，亦屬合乎情理。在古文獻記載中，武丁有一個兒子為祖己或稱孝己，相傳孝己的母親早死，武丁因惑于后妻之言殺害了孝己。這些傳說正好與卜辭曾占“子漁有疾”有聯系，而與婦好墓旁發現M18墓葬的情況相合，故學者多認為是文獻記載中的孝己就是小屯M18銅器銘文和卜辭記載中的子漁。上述這些方面，是確定小屯M18墓主的主要證據，也是我們認識該墓所出族徽及其復雜族氏關系的基礎。由此，我們可以確定“子漁”是人名而不是族徽。這樣看來，小屯M18所出族徽實際上只有4種，即“正”、“戒”、“子”、“?”。其中“正”又見于侯家莊西北岡M1001、M1004，這兩座墓葬是公認的王陵，時代屬于殷墟二期。這種情況說明，族徽“正”可能是出自殷王室的族氏。按傳世器中有一件形制為殷墟二期的銅壺，銘文為“帚好正”（集成09509）。“帚好”即婦好“，正”應為婦好娘家的氏名。依此推測，子漁墓出土的族徽“正”有可能是子漁舅氏的族名。“戒”與“?”，我們目前還無法推知其與墓主子漁的關系。至于“子”，從甲骨文有關“子族”、“多子”等記載，可知它是指子族。王國維指出，金文“某母”乃女子之“字”，為女子的美稱，古女子無論已嫁未嫁皆稱母[15]。由此可知“子母”之“”應為私名。如果這一認識不誤，說明子漁墓中有同族女子所送的助葬之器。

同一墓葬出土幾種族徽的現象，不僅在殷墟大、中型墓葬中存在，而且見于小型墓。這類墓葬數量較多，下面按銅器分期略舉數例說明。在殷墟二期小型墓中出土兩種或兩種以上族徽文字者，主要有小屯M17。該墓共出土隨葬品10件，其中陶器7件，銅器有鼎、觚、爵各1件，銘文分別為“”、“”、“”[13]。從這三者關系看，我們無法判斷主次。但是，這座墓葬位于小屯村北，與婦好墓接近，時代也相同，說明它屬于王室貴族墓葬，而族徽“”又見于侯家莊西北岡王陵M1550，其它兩種則未見。由此可以推斷，M17墓主的族徽應該為“”，是屬于王族之下的一個族氏。1980年在河南安陽大司空村東南發掘的M539規模較大，共出土有青銅禮器14件，其中有銘文者5件：一字銘者1件，銘文為“”；二字銘者3件，銘文分別為“??”、“鼓”、“出”；三字銘1件，銘文為“辰出”[16]。這些銘文，按族屬可分為兩組：一組為“”、“??”，其族名為“”；另一組為“出”、“辰出”、“鼓”，族徽為“”。顯然，這兩組銘文對應的是兩個不同族氏。從銅器數量上判斷，墓主的族名應為“”。在“”組銘文中，“出”“、辰出”“、鼓”應為同一族氏的不同分支。諸如此類的殷墟三期墓葬，還有河南安陽戚家莊東269號商墓。該墓出土有銘銅器17件（不包括資料未發表的有銘銅戈10件），其中族徽為“爰”者14件，族徽為“子”、“”、“疋未”者各1件。一般來說，這類族徽主次明顯，數量較多者應為墓主族徽，其余族徽均可視為與墓主有姻親或其他關系的族氏名號。因此，戚家莊東269號墓墓主的族徽為“爰”，而“子”、“”、“疋未”是與爰族有聯姻或聯盟關系的族氏。在有些墓葬中，一墓出有兩種或兩種以上族徽，還反映著墓主生前所在族氏的結構。例如1982年發掘的小屯西地M1共出土青銅器禮器19件，其中有銘銅器6件，除1件族徽為“重”外，其余族徽均與“庚豕”有關，單銘“庚豕”者3件，族徽為“庚豕馬”者2件[9]。從各器親屬稱謂均為“父乙”的情況看，可知“庚豕”、“庚豕馬”必為同一族氏的兩個分支。但有些墓葬所出土的族徽，并不容易看清族徽所代表族氏之間的關系，即使到了銘文較多的西周時期，也是如此。例如1967年在甘肅靈臺白草坡發掘的西周墓M1，該墓出土的23件禮器中共有11種不同類型的銅器，其中12件有銘銅器上有10種不同族徽（、、、?擋帷?、、、、徙遽、虎???儀資裘??ldquo;父丁”“、父癸”“、父辛”、“父乙”、父己”“、母辛”等[17]，各不相同。現將各器族徽與親屬名連綴情況列舉如下：爵（M1.18）：“父丁。”角（M1.19）：“?擋岣付　?rdquo;觶（M1.21）“：父癸。”?校?1.20）“：父辛。”卣（M1.12）：“父乙。”?（M1.17）：“乍父己，徙遽。”尊（M1.15）“：子?繒?感磷鷚停??rdquo;從以上各器的受祭者看，大部分為“父某”，只有最后一件為“母某”，表明受祭者以男性祖先為主，也有女性祖先。

從族徽來看，可知他們屬于不同族氏。這就說明，以上銅器不是同族人所做，原本是獻祭給各自祖先的，后來因為某種原因又同時在白草坡墓M1中出現，說明墓主生前與這些族氏有某種直接或間接的關系。一般認為，白草坡墓M1的墓主為“?Σ?rdquo;，這有3件銘文為“?Π漬??尊彝”的銅器（M1.13、M1.14、M1.16）為證。如果這一看法不誤，我們便可得出結論說，這些不同族氏的銅器，可能是與?Σ?幸鑾諄蛄?斯叵檔淖迨纖??偷鬧?嶂?鰨?部贍蓯?Σ??巴ü?換?、贡纳或茰O?絞剿?盟?逯?鞫?宦袢肽怪械摹?971年陜西涇陽高家堡村西周早期墓葬出土有銘銅器5件，其中尊和Ⅰ式卣上的族徽為“”，?、觶及Ⅱ式卣上的族徽為“戈”，親屬稱謂則有父己、父戊兩種[18]。從銅器數量上判斷，該墓主族徽應為“戈”，而“”應是與戈族有聯姻或聯盟關系的族氏。曹瑋先生曾對西周各銅器墓葬進行過較為細致的分類分析，他依據銘文能否辨別墓主，將西周銅器墓葬分為三類：一類是依據銅器銘文不能辨別墓主人的墓葬，一類是可以辨別墓主人但隨葬有其他人銅器的墓葬，另一類是只有墓主人自己銅器隨葬的墓葬。他認為，第一類墓葬的隨葬銅器不是屬于一個人的，其銅器來源有多方面，有一部分應是墓主生前曾經使用過而死后隨葬在墓中的，一個墓中出現多人祭祀各自祖考的銅器，說明這些銅器不是為墓主一人而作，而是當時家族之間的?贈；第二類墓葬主要出現在昭王至夷王時期，它是人們開始僅僅祭祀與自己有直接血緣關系的祖考，而將放入墓中的銅器逐漸變為只放墓主本人祭祀先祖器物的一種發展；第三類墓葬是西周后期禮制嚴格化以后，限制非墓主銅器的隨葬，禮器?贈也受到限制的表現[19]。曹先生的研究角度與我們不同，重點在于探討西周時期的?贈制度，但其對西周墓葬銅器的分析，基本上與我們前述從商代墓葬考察中得到的認識是一致的。因此，我們認為西周?贈制度可以上推至商代，其實質是各族氏之間存在的聯姻或聯盟關系的反映。

綜上所述，從殷墟二期以來的商周青銅器墓葬來看，同一墓葬只出一種族徽的現象，是同一族氏分化及沿襲關系的反映；而同一墓葬出土幾種族徽的現象，則是不同族氏之間存在聯姻或聯盟關系的反映。正確認識族徽文字所反映的族氏關系，對于深入認識商周社會家族結構具有較重要的意義。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大多將商周青銅器墓葬只出一種族徽的現象，籠統地視為同一族氏血緣關系之反映；而對于同一墓葬出土幾種族徽的現象，又多以嫁妝、貢物、贈品或戰利品解之；未曾深入商周社會家族結構。我們知道，一個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他必然要與其他人發生這樣或者那樣的關系。對于一個族氏來說，也是如此。因此，一個墓葬中出土幾種族徽的現象，應是族氏之間存在聯姻、聯盟等多種聯系的反映，而不是對族徽標識族氏作用的否定。近年來，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表明在大多數情況下，族徽并沒有起到區別不同族氏的作用，不能解釋族徽使用與分布跨越族屬的現象，說明大多數商代和西周早中期的“圖形文字”應為祭禮的標志，而不是所謂的族徽[20]。通過上述考察可以看出，這種看法的實質是把族徽所反映的族氏關系作了簡單化和絕對化的理解，從根本上否定了族徽文字的性質，其看法是錯誤的。事實上，族徽文字所反映的族氏關系非常復雜，它需要對有關的考古材料作深入細致的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本文作者：雒有倉 單位：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