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學中，對于“技藝”與“技術”至今也沒有一個標準的定義和明確的區分，早期的人類學家多使用“技術”一詞，并將其納入到物質文化的研究范疇內。但是，在人類學家莫斯這里，“技術”與“技藝”是不同的，“技藝”是一種傳統的效用行為（traditionalefficientacts），“技術”則是關于技藝的理念、話語和規律的研究，而莫斯的“技術學”就是這樣一種對技藝進行理論與實踐的人類學研究，它包括自人類起源以來一直到今天的整個技術生活。

作為文化核心和文明發展標識的技術

在人類學的研究和學科發展過程中，技術一直被看作是文化的主要內容，是衡量文化進化和社會變遷的標尺。從泰勒、摩爾根，到馬林諾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再到懷特、斯圖爾德、哈里斯、哈維蘭等諸多人類學家的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對諸如采集、狩獵、建造住所、造船、航行、打造日常生活器具、裝飾個人飾品等技術，以及有關技術的分布，技術的傳說和神話，技術與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關系等的記錄和描述。②無疑，人類學研究技術問題有著諸多的優勢：一是在方法論上，人類學的文化相對論、文化整體觀和跨文化比較法可以將不同的學科精神與研究方法融為一體，從而在對技術與文化各自的變遷細節及共變規律的探究中去理解人，去理解人的進化和人類社會的發展。[6]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非常適用于對技術的研究，而且是特別適合研究技術與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這些在上述人類學家的研究中都可以體現出來。

在上述人類學家的研究中，技術大體上扮演了兩個角色：一是技術是文化的核心，二是技術是文明發展的一個標識。自從泰勒給文化下了一個經典定義之后，很多人類學家都在此定義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對于文化的理解。然而，不管大家對于文化的定義和理解有何差異，技術作為文化的核心這一點基本是所有學者的共識，因為解決人類生存所需乃是所有文化的基本任務。[8]如古典進化論學派的代表人物摩爾根就認為，在人類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四個方面即發明和發現、政治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財產制度中，生存技術的發展起了決定的作用。又如馬林諾夫斯基曾經認為在一個文化中，創造出各種有關的技術，并且熟練地運用這些技術，目的是為了這個群體及個人能夠延續不斷地生存下去。當代美國人類學家哈維蘭也說：“在社會的謀生方式中起作用的文化因素被稱為文化核心。它包括社會對于可利用資源的生產技術和知識。它也包括涉及把這種技術應用于地方環境的勞動方式。”哈維蘭認為，在集約農業技術創造出剩余物品用于交換、出售和消費之前，技術是為人們的直接需要而生產。[9]當然，哈維蘭并沒有將技術視為解決人類生存的唯一因素，因為諸如社會和政治組織等因素也會影響對付生存問題的技術應用。

在將技術視為解決人類生存需要的基礎上，一些人類學家開始把技術與文化相連，①認為技術或具體物是文化進化的標志和形態，并逐漸產生了把文明與原始、野蠻社會進行區隔化的“對話性分類”。[10]如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將人類發展的過程概括為“蒙昧階段—野蠻階段—文明階段”，其中不同的階段又有低、中、高的紛呈，各自有特定的技術作為標識和標志。然而，古典進化論學派在文化分析的過程中，雖然主要是從生存技術標準來區分文化進化的不同階段，但卻沒有明確把技術當作文化進化的根本動因。與古典進化論不同，新進化論者們明確肯定了技術在文化進化過程中的決定地位。在他們來看，任何一種微小的生存技術的改變，如新工具的引入，資源、環境和人口變遷帶來的狩獵方式的變化等，都有可能導致文化的演變。例如，新進化論學派的代表人物懷特就十分重視技術體系中能量的使用量，認為利用能源的技術決定了文化進化的速度，決定了文化復雜的程度。所以，懷特認為對人類文化生態系統起決定作用的是技術，即“技術決定論”。[8]與懷特不同，斯圖爾德把文化形態與環境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認為文化生態學的核心是研究文化與技術、環境的各種關系和過程。斯圖爾特指出，在過去的數千年內，在不同環境之中的各文化都有極為劇烈的變遷，而這些變遷基本上可歸因于技術生產處置的變化引發的新適應。斯圖爾德認為，技術在每一個環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而會導致不同的社會性后果；與此同時，環境也對技術的采用和傳播具有限制和影響作用，因為只有當環境容許的狀況下，技術才會很快地被采用和傳播，一些地方性的環境特色甚至可能決定了某些有巨大影響的社會性適應和文化的形成。例如，擁有弓箭、擲槍、包圍、焚燒草葉、陷阱等相同狩獵技術的社會，就可能因為地形與動物相對的性質而有不同的社會制度。[11]此外，斯圖爾德還比較了東半球和西半球的五個最早文明區，即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中國、秘魯和墨西哥，他認為灌溉和治理洪水等技術與深耕細作的農業制度對五個早期文明區的崛起都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之這五個文明區的宗教、社會制度和軍事制度的發展水平也大致相同。主張文化唯物主義的馬文•哈里斯則突出技術體系中的人口因素，他認為人口密度與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婚姻制度、財產制度及戰爭相關，而人口密度又取決于技術、環境等因素，因此哈里斯十分強調人口、技術、經濟、環境等因素在文化進化中的作用。[12]在上述研究中，無論是將技術視為文化的核心，還是將技術看作是文明發展的一個標識，我們從中都能夠領略到技術之于文化的重要性，并且對有關技術問題的研究也是很多人類學理論形成的關鍵。但是，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存在缺陷，那就是深受西方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忽略了那些創造和使用技術的人們的社會行為，以及技術是一種人化的自然（humanisednature），即技術是一種根本性的社會現象，是一種圍繞著我們和在我們當中的自然的社會建構。

作為一種整體的社會現象的技藝

在早期人類學家當中，對技術問題展開最為深入和系統研究的當屬法國著名人類學家莫斯。早在1934年，莫斯就曾寫作“身體技藝”一文①，在這篇文章里，莫斯通過與Meyerson、GeorgesDumas等學者對話，再次闡述了他那著名的“整體性”（totality）概念。[14]莫斯認為對身體技藝的考察，應該從社會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三重維度來考慮，而不應該偏廢其一。在文中，莫斯以孩子模仿成人的行為為例，說明了身體技藝和行為的學習與獲得既有社會教育的影響，也有孩子個體自身模仿能力強弱的影響以及相關一些心理層面的影響。個體在作為一個整體的小組生活中，有一種類似教育的規則使他們那樣去做，“在隨后的模仿行為中包含著心理學和生理學因素。但作為一個完整的總體，它是基于三項要素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的。”[15]82在此基礎上，莫斯進一步指出，在人類身體和技藝的慣習中，個人是一種總體性的人，在生物的、心理的和社會的維度中活動。也是在這篇文章中，莫斯第一次對技藝進行了定義，“技藝就是一種傳統的、有效的行為”。[15]84它應當是傳統的和有效的，通過協作達成共識以產生機械的、物理的或者化學的效用。①莫斯認為，“如果沒有傳統就沒有技藝和技藝的傳承，人與動物的區別就在于：技藝的傳承，并且極可能是口頭傳承這些方面。”

作為涂爾干傳承人的莫斯，在有關技藝和技術的研究上比涂爾干走的更遠，他試圖超越涂爾干和很多人類學家將技術視為特定文明形態的呈現，或文明所創造出的認同的證明的簡單層面。莫斯認為，技藝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現象，即把物質的、社會的和象征性的東西放在一個復雜的網絡中聯接起來的現象，這就像任何行為都是技術的，同時也是政治的、社會的和象征性的一樣。

技藝是物質性的，這是因為技藝是一個社會用來應對周圍環境的一種手段，通過技藝，人類逐漸成為地球及其產品的主人。于是，技藝成了自然和人類之間的折中。通過這一不同尋常的超社會地位，技藝已經獲得了普遍的人的性質，同時人在實踐技藝的過程中又賦予了它以社會性。一種實用的技藝有兩個根源——動作或者工具的發明，以及使用它的傳統，確切地說是使用本身——而在這兩方面它本質上都是社會性的物。像所有其他社會現象一樣，技藝是專制，獨屬于發明它們的社會群體。但是，技藝又比其他任何社會現象更易于跨越社會的邊界，成為人們借用和模仿的主要對象。用莫斯的話說，“在任何地方，技藝都是出色的、具有擴張性和傳播性的社會的物，它們根據各自的性質在人類社會中各處擴散和積累。它們是所謂文明的起因、方式和目的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社會和人類進步中最重要的因素。”[15]53由于技藝中包含著人類共同的實踐和集體表象，所以莫斯十分強調那些在技術活動中采用和獲得的知識和意識，這些知識在其本質上是實踐的，而這種實踐同樣也是社會的。任何一種以一定形式存在和流通的傳統實踐，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被認為是象征性的。[15]76當一代人把手工工藝知識和身體技術傳給下一代時，權威和社會傳統發揮了影響，正如語言傳遞時，權威和社會傳統發揮了影響一樣。這就是一種傳統，一種持續，也是莫斯所說的技藝的象征性。其實，除了傳統和權威是通過技術進行傳播和擴散以外，還有很多其他事物的特征也是通過技術來展示的。莫斯認為，運用這種整體的方法可以從技藝的原理、對象和實踐中，發掘出許多不同層面的材料，有時某些層面甚至是出乎意料的，就像“工具不拿在手里，那它就什么也不是”這句話一樣，一件工具唯有把它放在與之關聯的總體中，才能理解它，并且意識到這種理解是可變的和動態的。同樣的道理，所有技藝的動作和姿態也都是一個動態的連續過程，追隨這個動態的過程，可以獲知物質的、社會的和象征性的因素是如何在此過程中建構、協調和復合的。[15]23如果說莫斯的研究給人的感覺是一種理論性認識的話，那么，美國人類學家普法芬伯格對斯里蘭卡灌溉技術的研究就很能直觀地說明莫斯“整體性”概念的有力性。普法芬伯格認為，技術不僅是經驗或者手段，它還以各種方式為人類社會提供了意義與結構，對技術的建構必然包括一系列物質和技巧之外的社會建構。[7]無疑，應用莫斯這樣一種“整體性”的研究方法，可以為我們重新理解技術、技藝，以及西方的技術史提供一種非常新穎的視角和啟發。

莫斯反復強調，所有的技藝行為都應該作為一個總體被觀察、記錄、拍攝、取樣、搜集和理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它被誰使用，它在哪兒被發現，它怎么被使用，用于什么目的，是用于一般目的還是特殊目的？莫斯認為，只有如此細致、精確的考察才能完成對一項技藝的整體研究，同時對這些細節的觀察也可以很好地了解一個整體文明的特征。而要想把握和理解上述問題，對技藝的分類是前提，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們獲得一種對于技藝更加清晰的區分。為此，莫斯將技藝分為具有廣泛用途的普通技藝、具有廣泛用途的特殊技藝或者具有特定用途的普通工業①、以及具有特定用途的特殊化工業三類。

技藝一般是以某一個工具的使用為特征。具有廣泛用途的普通技藝主要包括機械技藝和那些具有物理的、化學的效用的技藝，如使用火的技藝。火作為一種重要的防護手段，它不僅提供熱量，還是很多初民社會中人們用以驅趕野獸的重要工具。對于火的技藝研究，應該包括生火方式、滅火工具、火的位置、引火物等。此外，有關火的起源神話的研究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因為舊時很多社會中都有關于鐵匠掌握著火的秘密，以及鐵匠創造人類的神話。②又如構成機械技藝的工具和器具。對工具的分類十分重要，現在考古學家對舊石器時代分期的判斷就是依據打制石器（當時的一種工具）來劃分的，早期是手斧和石片石器，中期是刮削器和尖狀器，晚期是雕刻器和骨角器。器具是由工具組成的，所以對器具的研究首先就要分析構成器具的每一個工具，然后分析這些工具是如何組裝到一起的，例如馬來人在組合一些工具的時候是用繩子和蔓藤植物來完成，澳洲人喜歡用膠和樹脂來接合物體或組合工具，而摩洛哥地區由于在如何接合物體上的知識很貧乏，所以他們通常都是用水和面粉的混合物。

隨著勞動分工概念的出現，專門技術或者技藝的專門化意識就開始出現，隨之也就開始出現了具有特定用途的普通技藝和具有特定用途的普通工業。①例如，編織技藝、陶藝、茅草制品和制繩的技藝、以及武器等。對于編織品的研究應該從原材料（給出俗稱和學名）和其所有形狀入手，以及從一種形狀到另一種形狀的轉變過程入手，并收集不同階段的樣品。此外，還應對編織品進行分類研究以及記錄與各種編織品有關的象征和神話。陶器是新石器時代的標志，并且陶器可能部分是起源于編織品，因為在最初，陶器一方面是編織品的替代物，一方面是石質容器的替代物。對陶器的研究，首先應該將其分類為家庭用品和宗教物品，然后開始調查其制作方式，包括人們是怎樣收集陶土、調制混合物、以及在燒制過程中的每一個具體環節和焙燒之后的裝飾、裝飾的象征等。最后，還有陶器的保存方式和銷毀方式，因為在很多社會，諸如陶罐等陶器都伴隨著一定的觀念，并被賦予靈魂。武器可以被視為是具有特殊用途的普通工業，例如同一把刀可以用作狩獵、戰爭、屠宰等。對于武器，我們可以根據用途將其分為戰爭兵器、捕魚兵器、打獵兵器等。莫斯認為，無論考察什么兵器，調查都應該包括：名稱，原材料和制作的不同階段，用法、握法、行動的方式、威力范圍和效果，誰有權使用（男人或者女人或者兩者，兵器是嚴格私人使用還是可以轉借他人，如果可以，借給誰等等），最后，有關兵器的觀念和相關的宗教與神話也應該被研究。

根據人身體最物質性的層面和與人身體關系最緊密的層面，具有特定用途的特殊化工業可以分類為②：耗費工業（烹飪、飲水）、獲取技術（采摘、狩獵、漁獵）、生產工業（畜牧、農業、采礦業）、防護及提供舒適的技術（居住、穿衣）、交通和航行、純技術（醫藥）等。以畜牧業為例，相關的考察應該包括動物的名字、年齡、性別，動物的棲息地和來源，動物怎樣喂食和圈養、以及動物的用途等等。最后，還有關于動物崇拜的儀式、動物起源的神話和飼養動物的靈魂的理論等。又例如建筑，除了傳統的分類和建造技術等的研究之外，我們還應著重研究建筑規則所蘊含的觀念。在這方面，美國人類學家白馥蘭對晚期帝制中國房屋的研究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白馥蘭以晚期帝制中國社會中的家居建筑為例，說明了與那種傳統的將技術作為“生產的機器”來看待的研究相對應，如果人們完全可以把建筑設計作為一種“生活的機器”來看待的話，那么就會發現，后者其實是對特定的社會規范、生活方式和價值的一種反映。“我們可以將中國的房屋描繪成一種織機，它把個體的生活編織進典型的中國社會模式之中。我考察了在中華帝國晚期的歷史進程中，房屋構造與社會、文化構成——它編制了這一機器據以修正和標準化的程序——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對社會再生產所作貢獻之性質。中國的房屋將居住者織進了一張歷史性的血緣關系網絡中：通過綿長彎曲的世系線索，能回溯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而織成現實中平面的姻親和聯盟關系。房屋對于中國傳統的生產與再生產來說，對于支撐社會的層級和關系來說，與婚姻、喪禮一樣重要。”

結語

技藝和技術從來就是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只是對于兩者的區分和定義，學界一直存在爭議。在早期的很多研究中，人類學家多使用“技術”一詞，并將其納入到物質文化的研究范疇中。由于受泰勒對文化的定義以及進化論等的影響，很多人類學家都將技術視為文化的核心和文明發展的標識，進而在此基礎上展開各自的研究。然而，在這些研究中，無論是將技術視為文化的核心還是文明發展的標識，技術始終都逃離不開其工具性的一面，即技術是一種解決人類生存的工具和改善或控制社會的手段。與很多人類學家不同，莫斯認為技藝與技術應該區別開來，“技藝”是一種傳統的效用行為，而“技術”則是關于技藝的理念、話語和規律的研究。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莫斯就將自己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技藝的研究上，莫斯利用自己著名的“整體性”概念，通過對各種技藝的詳細分類和分析，揭示了作為一種整體性社會現象的技藝所蘊含的諸多含義和內容。簡而言之，在莫斯這里，技藝乃是一種整體的社會現象，是一個聯接在復雜網絡之中，包含著物質性、社會性和象征性的現象。本文的內容雖然是在圍繞技術問題展開分析，但是試圖領會那些本質上非技術的東西才是本文的旨趣所在。在這一點上，莫斯對技藝概念的拓展與研究無疑為我們認識技術和技藝開啟了一個極富啟發性的窗口。

本文作者：王利兵 單位：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