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古代樸素社會經濟思想精華的承傳

從靜態(tài)分析，中國古代樸素社會經濟思想乃是中華民族的祖先眾賢們在社會再生產過程的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意識現(xiàn)象或思考。因它真實地反映了社會再生產的客觀事實，并加以思維、去偽存真而提煉出的科學的對經濟社會活動的看法和觀點，并被后世所推崇傳承的思想精華。從動態(tài)上看，一種科學的經濟思想一旦產生，就不因它所依賴的經濟基礎的改變而消失，它有相對獨立性，而被后世所承傳。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任務，就是揭示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精華產生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以古為今用。中國古代社會經濟思想的精華，從古代到近代，猶如一條紅線，一脈相傳，不斷地豐富和發(fā)展。

（一）以樸素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社會再生產經濟活動中改造自然和人類社會的世界觀；以科學的“天人合一”思想，順應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以其思想指導和進行社會再生產活動。初步認識了改造自然與變革社會的規(guī)律，推動了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fā)展。如治洪水、定九州，興修水利；以重民、裕民，民為邦本的思想進行社會變革。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中經封建社會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至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歷了人類社會五個階段。在社會主義社會階段中，中國共產黨將承傳的中華民族祖先的樸素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而發(fā)展到自覺階段，指導了新民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開展了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從而取得了輝煌成果。

（二）以堯舜之道，作為進行社會再生產活動和變革社會的真理和遵照的規(guī)律。所謂堯舜之道，是指堯舜二帝的仁義立人品德、經國濟民方略的當行之道理。依據孔子所述《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論，漢《淮南子•原道訓》和唐代韓愈的《原道》對堯舜之道所承傳的基本內容概括為在經濟上，“天下為公”，生產資料歸公有，人民共同勞動，財富平均分配，無階級剝削，社會成員均有物質生活保障；人際關系上，以仁與義做為立人之道，講信修睦，相互關愛，“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在政治上，實行禪讓民主制度，選賢任能，社會成員自由平等，均有參政權利。

孔子把堯舜之道稱之為“大同”：《淮南子•原道訓》評介堯舜之道，“一立而萬物生矣”，“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韓愈不僅著《原道》，倡導從精神到物質都要遵行堯舜之道，而且作《師說》，讓教師們擔當起傳承堯舜之道的歷史任務。并要求教師把“傳道”作為首要任務，其次才“授業(yè)、解惑也”。宋代王安石回答神宗變法圖治“以何為先”時就建議宋神宗“應當效法堯、舜，何必學唐太宗所為呢？堯舜之道，選賢任能，而不煩瑣”，“使天下之力創(chuàng)造的天下之財為天下人消費”，不準少數人壟斷而私吞。宋神宗示諭：“卿可全心全意輔助朕，同舟共濟完成這項改革”。于是，王安石便摧抑兼并，開源節(jié)流，革除舊習，開創(chuàng)新路。王安石認為不行堯舜之道，不光是“豪黨之家”從事兼并，即使“阡陌閭巷之賤人，”[1]任其自由放任，也能發(fā)展為兼并勢力。近代農民起義領袖洪秀全，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都主張“天下為公”，使“耕者有其田”。現(xiàn)代偉人毛澤東，更加明確地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實行“三大經濟綱領”，愿“六億神州盡舜堯”。由此可見，堯舜之道的經濟思想，不僅在古代受人民歡迎，即使到了近現(xiàn)代，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依據堯舜之道的基本內涵，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作為必須遵行的經濟規(guī)律，沿著否定之否定的發(fā)展規(guī)律，向人類社會的理想目標奮力邁進！

（三）以孔子的“大同小康”論，作為社會經濟建設的理想目標。《禮記•禮運篇》記載，孔子在魯于12月與賓客到近郊大祭萬物的“臘祭”（神農始作臘祭）儀式結束后，游息到魯門，見門關閉，門兩旁懸掛著國家典章以示人，孔子便借此而長嘆！深有感慨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具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接著又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zhí)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孔子的大同小康論，反映著不同的經濟基礎，體現(xiàn)著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不同的經濟關系和不同的社會經濟管理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反映著原始社會末期，三皇五帝時生產資料公有制，無階級剝削；人們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平等互愛，同心協(xié)力，共享成果和福利保障；社會管理人員選賢任能，民主禪讓；這是人類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是民族聯(lián)合一統(tǒng)天下的大道理。“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是為小康。”反映我國進入奴隸制和封建社會，將公天下變?yōu)榧姨煜拢蛔優(yōu)楦杆雷永^，兄終弟及的世襲制了。社會再生產“貨力為己”；不過夏、商的奴隸制和西周的封建農權制，土地歸王有，實為國有，又分給農民耕種，以勞役地租代耕公田，稅租合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此，農民都有份地以維持生存；三代均以禮義治國，故稱三代禹、湯、文加之武、成和周公為六君子；由于政治修明，人民康樂，“是謂小康”，僅遜于大同。

因此，孔子的大同小康論，成為后世所向往的理想目標而承傳。特別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社會變革之后，封建領主經濟變?yōu)榉饨ǖ刂鹘洕锢锊诲髯優(yōu)橥恋刈杂少I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2]廣大農民失去土地的生存條件，便揭竿而起，造成社會尖銳矛盾，于是人們向往三王時代井田制或王田制。董仲舒的限田論、王莽的王田論和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想以夏商周的王田制、小康社會，解決秦漢以來地主階級與農民的尖銳社會矛盾。到近代，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和康有為的《大同書》，都設想以孔子的大同小康思想變革社會，建立“公農”“公工”“公商”，作為社會再生產理想的經濟關系。孫中山先生說，三代的井田制，是“我國固有的社會主義者”，“又是共產主義之嚆矢”，“足見我國人民腦際久蘊社會主義精神”，并說他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3]為實現(xiàn)其理想，他提出“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就是要共產。”毛澤東提出，要“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的延續(xù)性”，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大同小康是中國人民的理想目標，是民主性的精華，所以被后世一脈相傳，并被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予以實踐。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實現(xiàn)小康的具體步驟。在20世紀末基本實現(xiàn)小康的基礎上，于21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這一小康社會是現(xiàn)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又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更是承傳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大同、小康理想目標的具體體現(xiàn)。

（四）以經濟倫理作為社會再生產和經濟運行的管理方法。經濟倫理，淤乃是將倫理對事物固有的氣、形質、識別、分類、分輩、闡明其性質和用向及其形成發(fā)展規(guī)律的基本含義，用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經濟活動領域的組織、分工和控制，以理順經濟關系，從而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與經濟效益。我國炎帝神農時代就進行了農牧業(yè)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社會再生產過程四個環(huán)節(jié)基本形成。對交換環(huán)節(jié)，進行時間（日中為市）、地點（部落間）的規(guī)定與管理。黃帝時進行了手工業(yè)與農業(yè)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為交換便利，并創(chuàng)造了度、量、衡；堯管理生產，因人、因地制宜，“水處者漁，定九州，地分等，征貢稅；商湯進行了商業(yè)第三次社會大分工，分化出商人為工農業(yè)產品交換而服務；周文王將各族人民劃分為士、商、農、工四民，并要求四民“業(yè)分而專”，只有“業(yè)分而專，方可成治，是為和德”；周公進行設官分職，組織管理社會經濟；荀子認為“明分使群”是富國之道，救患除禍之法，從理論上闡明了經濟倫理管理方法的重要意義。

世界萬物都有氣、形、質三要素構成。然而“同宇而異體”。[4]無數的植物類、動物類、水產類，形體各異且不論，就人類而言，不僅有民族、形體的不同，就中華民族而論，生長在不同地區(qū)，人們的形體也有差異，素質也不一樣；教育水平的不同，氣質也不相同，但各有其用，為社會實現(xiàn)其價值。因此，“人倫并處”，“無分則爭，爭則亂，無分是天下大害。”故“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就成為管理者“經國濟民”的“樞要”之務。管子傳承文王、周公之法，在四民“業(yè)分而專”的基礎上，又提出“四民分業(yè)定居論”，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士居間燕清靜處，工就官府，商處市井，農就田野。”[5]這樣，分業(yè)定居，有利于專心務本業(yè)，有利于社會再生產和理順經濟關系。

在經濟管理思想上，運用經濟倫理管理方法，分為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以區(qū)別管理范圍的差別。如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方法有：老子的“無為而治論”、管子的“輕重論”、司馬遷的善因多法論；企業(yè)微觀管理有范蠡的“農商俱利論”和白圭的“樂觀時變論”等等。這都是古代社會經濟思想運用經濟倫理方法，對社會再生產進行分類管理。在對事物認識、分類、序列的基礎上，然后“以類行雜以一行（統(tǒng)）萬”，于從而提高生產、工作效率，以促進社會經濟和社會再生產的發(fā)展。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社會再生產過程范圍的擴大，產品數量的增多，社會分工愈來愈細。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無論是物質生產部門，還是非物質生產部門，都分化出許多新部門、新產業(yè)、新行業(yè)、新學科、新專業(yè)。這些又都需要各類人才的教育和培養(yǎng)，勝任新的工作任務。因此，我國古代經濟倫理管理方法，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得到了廣泛傳承和運用。如：在社會分工上，培養(yǎng)各類技術專業(yè)人才，充任不同崗位。定崗位，評職稱，“業(yè)分而專”，以提高社會再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和工作效率；在人倫輩份上，保護弱勢群體，弘揚尊老愛幼光榮傳統(tǒng)，制定了《未成年保護法》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以保證社會對兒童的培養(yǎng)教育，使未成年人茁壯成長及老年人老有所養(yǎng)，從而保證社會勞動力的再生產，以鞏固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在民族關系上，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經濟上互通有無，政治上平等互愛，習俗上宗教信仰自由；在外交上，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傳承古代“五湖四海皆兄弟”的倫理觀，進行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制定和平外交路線，以鄰為善，以鄰為伴；根據世界各國的經濟發(fā)達程度，國力強弱，劃分為“三個世界”，以采取不同的交往政策。這是從經濟收入、政治態(tài)度識別敵友、分等級、劃成分而組織革命力量孤立打擊敵人而取得勝利的策略在世界革命中的延伸或運用。這一方法的理論基礎，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倫理思想。

二、中國古代樸素社會經濟思想精華傳承脈絡

中國古代樸素社會經濟思想精華的傳承，首先呈現(xiàn)出由古代樸素社會經濟思想向國內外及空想社會主義承傳的脈絡。根據我國先秦文化典籍記載，在三皇五帝、夏、商、周的社會再生產實踐活動中，對中國古代樸素社會經濟思想精華的傳承脈絡大致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堯、舜、禹、湯、文、武六君王之間，不僅傳承其道義，而且指導實踐“行其事”。[6]第二階段，由周公而下，孔子、孟子、荀子為臣之間的傳承，而且“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祥”，[6]只是書本說教。第三階段，先秦諸子思想文化在國內的傳承。在秦漢封建地主經濟確立后，產生過數次嚴重的土地兼并現(xiàn)象，激起了連綿的農民起義。思想改革家以“堯舜之道”，摧抑豪強，呼聲不斷。終于在近代“三座大山壓榨下產生了”“中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太平天國革命和康有為的《大同書》等變法思想。與此同時，先秦諸子思想傳到西方法、英、德等國家，如法國把啟蒙思想家魁奈稱為中國的孔子；德國黑格爾把中國老子的樸素辯證唯物論，顛倒為唯心辯證法，引發(fā)了歐洲文藝復興和社會變革以及圣西門、歐文等人空想社會主義的產生。

其次，由空想到現(xiàn)代科學社會主義、由近代空想社會主義到現(xiàn)代科學社會主義傳承的脈絡也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法國的社會主義學說，英國的經濟學和德國的哲學，由馬克思恩格斯傳承、創(chuàng)造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揭示了物質世界發(fā)展的辯證統(tǒng)一、量定到質變、否定之否定三大規(guī)律和人類社會發(fā)展兩個基本經濟規(guī)律；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或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水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或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第二階段，列寧領導俄國十月革命，踐行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推翻了沙俄封建統(tǒng)治，創(chuàng)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形成了“蘇聯(lián)模式”。豐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即根據世界經濟發(fā)展不平衡規(guī)律，可以在資本主義社會鏈條薄弱環(huán)節(jié)，發(fā)動社會主義革命，并預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解放革命的勝利。第三階段，中國傳承馬克思列寧主義，創(chuàng)立了中國共產黨，并傳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國情和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并且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這一馬列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中共十八大，傳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傳統(tǒng)社會經濟文化思想與時代特征相結合，堅持和發(fā)展“一個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五位一體”———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文明建設，決心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三、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對中國古代樸素社會經濟思想精華承傳與脈絡的分析，昭示出：第一，中國先秦文化思想，不僅創(chuàng)造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文明，也為歐洲帶來了資本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文明的曙光，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和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貢獻。第二，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源頭在中國，由中國古代樸素低級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傳到西方，再由西方高級科學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形成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深蘊著《易經》中深奧的辯證思想。第三，從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成功實踐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堯舜之道相結合，是人類和平解放的必由之路，是實現(xiàn)《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實現(xiàn)高級共產主義目標的重要途徑。

本文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