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電影作為文藝作品的一種，讓人們在欣賞的過程中獲得一種美的體驗和感受。宮崎駿的動畫電影的獨特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一直堅持的手繪風格，雖然后期采用了電腦輔助作畫，但作品人物手稿則一直堅持手繪。這種獨樹一幟的手繪風格已經成了其電影的“獨特消費主張”，無疑給大學生的視覺造成了一定的沖擊，成為大學生喜歡其動畫電影的重要原因。弗里德曼認為，對任何特定物體、觀念或人的態度，是一種帶有認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為傾向的持久的系統。而對這三方面的考量，往往也是檢驗傳播效果的因素。宮崎駿的動畫電影對大學生的影響，也可以從這三個方面得到印證。

1、認知層面

（1）主觀“擬態”環境的想象。迪士尼主席利查德•庫克曾說，“宮崎駿的電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境界，神奇的人物激發了我們的想象力。”《龍貓》中，我們看到了能到達心靈所想目的地的“貓車”；《霍爾的移動城堡》里，一個四種不同顏色指向的圓形轉盤，對應的就是四種不同的世界；《千與千尋》中，作者為觀眾塑造了一個奇妙的神仙世界，在湯婆婆的澡堂里，各種游蕩的神仙都可以在那里休息和清除污垢；《風之谷》中棲息著巨蟲“荷母”的“腐海”等等，都是作品中的意象，都是作者基于現實并通過想象構建的產物。李普曼在《輿論學》中寫到：“我們必須特別注意一個共同的要素，即人們和環境之間的插入物———擬態環境”。擬態環境是一種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重新加以結構化向人們所提示的信息。按照李普曼對于環境的分類，宮崎駿動畫電影為我們營造的世界也可以看做是一種媒介構建的“象征性世界”。作品中頗具科幻和魔幻色彩的要素，加上作者的主題建構和內容敘事，使得我們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接收到作者傳遞的信息，調動自己頭腦中的經驗和社會經驗去詮釋作者帶給我們感動。這種媒介擬態環境的營造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受眾腦海中對于“理想世界的構建”，這是擬態環境對人們主觀環境建構的影響。宮崎駿為我們營造的這些想象的擬態環境，同時也影響著大學生對于理想社會的想象：它應該擁有“大片的森林”，有茂密蔥郁富含生機的“母樹”，在那里鳥、蟲和諧相處，漫步走來時腳下會有悄然綻放的野花……主觀的擬態環境被構建出來后又反作用于客觀環境，起到對客觀環境的改造和對主觀擬態環境修正的作用，而當媒介構建的擬態環境和受眾原有的主觀環境有共同的意義空間時，又會繼續加深頭腦中已經構建的美好世界的圖景。

（2）對日本動畫電影中女性形象的再認識。在日本動畫片中，女性形象塑造的主流，毫無疑問就是“豐乳肥臀”，如《美少女戰士》中的越野兔，《人形電腦天使心》中的小唧……這些女性形象全裸或半裸，皆體現著一種性感的誘惑。這種對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經逐漸逐步演變為日本動漫業創作者們的一種約定俗成，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刻板的印象，是指人們對某一類人或事物所持有的比較固定、概括、籠統的觀念和印象，通常伴隨著價值評價和好惡感情。社會心理學的“刻板印象”理論也認為，社會上存在著對某一類人或事物的比較固定的看法。然而宮崎駿帶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思索。在他的動畫電影中，很多故事的主人公都是15歲左右的小女生，如《天空之城》中的希塔、《龍貓》中的五月和妹妹小梅、《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幽靈公主》中的桑、《千與千尋》中的千尋。動畫中對于他們的塑造，或平凡、或天真活潑、或驍勇善戰，都體現了一種堅強、勇敢、美麗、善良、自立、自尊的女性形象。這種“非主流”女性圖像是靠著他們優秀的品格打動著受眾。這是作者符合自己心性的創作，是一種獨辟蹊徑。對于大學生群體對日本動漫中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無疑是一次顛覆。

2、情感層面：情感寄托的物質表現

在宮崎駿的動畫電影中，很多小角色都被賦予了某種象征性意義。如深入大學生心里的森林精靈———“龍貓”，在作者的文本構建中，被看作是純真、關愛的象征；《千與千尋》中的無面人，則象征了現代社會里內心孤獨寂寞的人、沒有朋友的人、利用金錢支配別人的人。我們多少都會在無面人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這樣的形象設計，恰恰給現代人的生存狀態拉響了警鐘。這些具有一定象征意義的角色，在現代消費社會繼續被開發成了各種各樣的周邊產品。在淘寶網搜索“龍貓”關鍵詞，以其為原型的各種產品種類非常豐富，睡衣、背包、拖鞋、抱枕、公仔、海報、明信片、擺件、眼罩、雨傘等應有盡有。“無面人”的原型也有T恤、手機套、擺件等多種延伸品。鮑德里亞曾指出，消費社會已經來臨，在這個階段中“消費的性質和地位發生了質的改變：消費由一種必要性需求的滿足活動轉變為一種普遍具有著符號和象征意義的活動”。①出于對動畫電影中角色的喜歡，或是角色所承載的意義符號是其內心所需要等原因，大學生群體已經成為這些延伸品的購買者中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廈門大學20歲的孫同學的床上，就擺著一個巨大的龍貓抱枕，她說不只是抱枕的實用功能吸引她購買，“每次睡覺前看到龍貓的時候，內心就感覺到非常平靜。”這種對于物品的寄托，在一些研究者看來，也與大學生忙碌的狀態不無關系。忙了，用于思想和感情交流的機會和時間就相對壓縮了，而對于正處在情感需求旺盛期的大學生群體來說，更加會需要情感的寄托。除了傳統的寄托于父母、同齡人、戀人等，消費社會的當今，這種情感寄托就表現在寄托于某種具有符號意義的象征物的消費上。這種消費，在弗里德曼看來，是一種認同消費，映照出了人們對自我所追求的價值的認同。

3、行為層面：敘述結構中收獲行動的“正能量”

正能量，原本只是物理學上的概念，并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筆者隨機采訪了一些廈門大學學生對于正能量的表述：“就是積極的、給人進步的一種動力”；“就是能讓自己和別人看到希望，并得到快樂的一種特質和能力”；“讓人產生自信、積極進取、樂觀向上的力量”。可以看到，這一群體對正能量定義的幾個關鍵詞：積極的、向上的。很多時候，大學生面對學業壓力和就業競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些心理波動，感到空虛和缺乏正能量。在宮崎駿動漫中，這種被大學生群體界定為“溫暖的、積極的、向上的”正能量無處不在。從格雷馬斯的結構分析方法來看，一個故事的陳述首先是對平衡的打破，也就是契約性結構的對立面———“違約”。以《千與千尋》為例，千尋的父母因為貪吃而被變成了豬，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于是千尋必須留在靈界去救父母。當平衡打破，隨即便開始故事的闡述，進入到表演性結構。在這個結構里，基本上是接受指令或為了完成某個目的而接受一系列的考驗，經歷一系列的磨難。10歲的千尋在湯婆婆的澡堂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被要求去負責最臟的客人，另外千尋的救命恩人白龍面臨死亡，都讓千尋在成長的過程中不得不獨立思考、堅強面對困難。這樣的敘述結構中，我們看到了主人公一波三折的人生經歷。尤其是導演將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幾乎都設定在小女孩，這和他們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有所沖突，而沖突越大，對受眾的心理沖擊力就越大。這些故事告訴我們，挫折并不可怕，只要不逃避、不放棄，就會走向成功。宮崎駿在談到這部電影時說，“這故事也令人聯想到現實社會中，一個初出茅廬的女孩進入一間大機構做事的情形。面對陌生的環境，冷漠的人事，這女孩要付出相當的努力，發掘內在的潛能，克服種種挑戰，方可建立一片立足之地。”②從這個意義上講，宮崎駿的動畫電影可以歸結到大學生普遍喜歡的治愈系一類中。在日本動漫日益占據市場的今天，我國的動畫創作者應該有所反思，究竟什么樣的影片才能贏得市場？宮崎駿的動畫作品或許可以提供一點思路：動畫制作機構應當更多地考慮到受眾的文化心理需求，克服市場經濟帶來的浮躁心理，克服盲目的模仿和跟風，而堅持符合自己心性的創作，尋找并找到屬于自己的“獨特價值觀”，是中國動畫人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李瑞華 單位：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