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性理論研究綜述

(一)西方現代詩學中知性研究

詩學畛域下的“知性”內涵和特征。楊華麗認為，知性的內涵，在詩學觀念上，是“智”，智慧，是體驗、思想、哲理等等，但它們是從感性中升華出來的;在詩學策略上，是機智，思想知覺化、感覺形象化，此類詩“成為肉體感覺與形而上學的、玄思的完美結合”，詩歌手法上使用飽含感性與知性的意象，客觀化、非個性化的戲劇性，建構富有反諷、悖論等閃現機智的語言。而李媛從文化詩學角度把知性內涵概括為四個層面:最表層，知性是將異質的意象強行結合，產生突兀、驚訝的效果;第二個層面，知性代表了使對立的或不調和的品質取得平衡或協(xié)調的力量，是詩人組織沖動的方式;第三個層面是平衡和協(xié)調感情和思想這兩股沖動的能力;第四個層面意味著一種態(tài)度，即它能“充分理解幾代人的經驗”，且能“對經驗進行不停息的審視和批評”。論者還指出，有價值的詩歌中知性有如下特點:非日常經驗的、非邏輯的、包容的詩。

(二)中國現代詩歌知性理論研究

1937年金克木提出的“智的詩”是中國現代詩歌知性理論的起點，徐遲的“放逐抒情”、穆旦的“新的抒情”和袁可嘉的“新詩現代化”等理論是其發(fā)展和完善。學界采用詞源考辨、分析比較析理中國現代詩歌知性理論對西方理論創(chuàng)造性轉化。曹萬生認為金克木從創(chuàng)作實踐總結新詩出現的知性傾向，借鑒、變異了西方知性詩學的觀點，對傳統(tǒng)的哲理詩作了改造。主要表現為:承認情感與理性平衡說、綜感論以及情感和理性的統(tǒng)一中表現一種非邏輯的思想，淡化了經驗說、非個人化、逃避抒情、張力說和戲劇化理論。情感與理性平衡說，強調了知性因素的增強，這里的“知性”主要是思想和智慧，而“思想和智慧，這在當時的中國詩壇上是可以被詩人接受和理解的”。對于徐遲和穆旦的知性詩學主張，子張認為，徐遲從抗戰(zhàn)時期社會現實背景考察，推導“放逐抒情”源于無情可抒，是不周密的理論。而穆旦植根于抗戰(zhàn)中民族新生的強烈信心，直接借鑒艾略特詩學和17世紀玄學派詩學，他的“新的抒情”是一種“具有理性化特征的深度抒情模式”，要求腦神經與激蕩的血液融合，賦予“抒情”新的內涵，即“理性和感情的深層次融合。”

許多學者都認同四十年代新詩創(chuàng)作主體吸納力創(chuàng)造力的增強，對西方知性詩學的接受是面對新詩自身詩學課題作出的一種詩學建構。鄧招華指出，袁可嘉的“新詩現代化”理論聚焦的是“現代經驗”、“現代漢語”、“詩歌文類”之間的互動生成關系，具體表現為:以戲劇性張力的詩歌認知模式，指向了“現代經驗”與“詩歌文類”的互動生成關系的考察;在思考改良現代漢語自身特質方面，用知性對語言進行重構，增強文本的包容性與語言的張力效果，關涉著“現代漢語”與“詩歌文類”之間互動生成。譚桂林精到地分析了以知性追求為鵠的九葉詩派在詩歌現代意識和現代形式的建構方面作出的貢獻:1、對浪漫主義文學的反叛，使詩歌內容從主觀世界的傾訴到客觀世界的揭示、詩歌對象由情感向經驗的轉移和感情處理從直接流露到心靈敏感的控馭。2、以“現實、象征、玄學”的綜合傳統(tǒng)突破了意象派(在中國主要是現代派)詩歌意象構造短小、凝固與個人化弊端，承擔起深刻表達現代社會各種矛盾交織的復雜狀況和現代人緊張又沒有確定性的精神世界。3、戲劇化原則在詩語表達方式和詩性思維方式兩個層面改變了中國新詩原貌。它以包含和置疑兩種形式“使中國新詩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出現了質的變化”。

二、西方知性詩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研究

大量原始資料的發(fā)現使學界對現代西方知性詩學的傳播與接受研究發(fā)生質的突破:范圍廣泛，西方知性詩學重要理論家和詩人瑞恰慈、艾略特和里爾克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得到較充分研究;方法多樣，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并重，并借鑒傳播學、符號學理論研究;立意深掘，重在考辨社會文化語境對接受者的制約和詩人創(chuàng)造性轉化的獨立品格。

(一)瑞恰慈詩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研究

瑞恰慈是西方知性詩學中堅人物。學界在已有學術成果基礎上，通過新材料的發(fā)掘，繪制了一幅較完整的瑞恰慈詩學中國接受與變異圖譜。陳越根據新發(fā)現的材料，重新考察了三四十年代中國學界譯介瑞恰慈的史實。論者不僅辨正了早期瑞恰慈的中國譯作的一些舛誤，也梳理了諸多中國學者理解、接受、傳播和運用瑞恰慈文學理論的情況。不僅考證了中國學者對瑞恰慈詩學的認同和接受，也辨析了對其的不同反響。黃一梳理了抗戰(zhàn)勝利后袁可嘉等平津地區(qū)年輕學人、作家，受瑞恰慈文學思想的影響歷程。作者指出，袁可嘉等借鑒瑞恰慈的“綜感論”、“包容的詩”、“戲劇化”等詩學思想，提出“新詩現代化”理論，強調文學的兼容性、調和性和開放性。用“知性”對抗當時文學中情感泛濫、說教嚴重的毛病，充分肯定了“知性”在現代文學的價值。另外，劉濤重點分析了瑞恰慈對中國現代詩歌理論批評的深刻影響。

(二)艾略特詩學和詩歌的傳播和接受研究

艾略特是西方知性詩學理論與實踐的重鎮(zhèn)，對中國現代詩歌知性詩學影響甚深。劉燕《T•S•艾略特與中國現代文學》和董洪川《“荒原”之風:T•S•艾略特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是兩篇宏觀探討艾略特在中國傳播及其影響的論文，辨析了新月派、現代派、九葉派對艾略特接受和實踐，前者考察時限為1949年，后者為整個二十世紀;前者重在分析譯介傳播情況和傳播語境;后者聚焦中國新詩對艾略特詩觀和詩歌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董洪川發(fā)表系列研究艾略特與中國新詩關系的論文:《葉公超與T•S•艾略特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九葉”詩論與T•S•艾略特:從理論建構到批評實踐》［和《趙蘿蕤與＜荒原＞》在中國的譯介和研究》。第一篇梳理了葉公超對剛在西方詩壇初露崢嶸的艾略特的注目，獎掖學生翻譯艾略特的詩作和詩論，并身體力行撰文推介、研究和應用艾略特詩論的歷程。第二篇主要分析艾略特詩學觀及其創(chuàng)作對九葉詩派構建中國現代詩論的影響。第三篇以趙蘿蕤與《荒原》譯介與研究為個案，辨析其在不同接受語境下不同的譯介策略，以此管窺《荒原》在中國傳播歷程以及中國學界對《荒原》的解讀與接受。

(三)里爾克詩學與詩歌在中國的傳播和接受研究

里爾克對馮至、鄭敏等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已是學界公論。新世紀學界對里爾克的傳播和接受研究趨向深化。馬利安•高利克結合豐富史料，梳理了里爾克在二十世紀中國的譯介歷程，評述了其在中國文學和批評中的接受狀況，尤其評價梁宗岱、馮至和綠原等譯作貢獻，以具體作品辨析了馮至、鄭敏詩歌對里爾克作品的借鑒和化用。張巖泉認為，中國詩人對里爾克譯介有個從“生疏”到“親切”的過程，使里爾克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刻下窄而深的印記。論者分析了馮至與里爾克守護一生的詩源，以及九葉派借鑒里爾克“詩是經驗”說和靜觀物象、凝然沉思的寫作范式，創(chuàng)制了一批新詩名篇。也指出譯介忽視了里爾克晚期作品和思想，留下歷史缺憾。范勁運用符號傳播學理論，以里爾克神話的形成探析里爾克與中國現代詩歌精神脈息相溶的過程。陳芝國探討吳興華對里爾克詩歌的接受和轉化，對學界過分集中探討里爾克與馮至和九葉詩派的關系是個突圍，拓展了里爾克詩學影響廣度。

三、中國現代知性詩歌研究

新世紀中國現代知性詩歌研究，成果豐贍。研究視域看，涉及中國現代知性詩歌特征、知性詩歌與哲理詩、流派和詩人知性詩歌等。研究方法看，比較研究、影響研究、主題和藝術研究交互運用。

(一)中國現代知性詩歌特征研究

對于中國現代知性詩歌特征，潘志存結合詩論與詩歌概括為哲思化的詩思、知覺化的詩美和體驗化的詩意。左敏和石鋒還原歷史現場考察中國現代知性詩歌發(fā)展歷程。左敏從文本知性構建和創(chuàng)作主體知性觀照兩個層面，具體分析出哲理小詩是知性的初步、新智慧詩是知性的逐步提升而馮至和九葉派的詩作里知性漸趨融合。石鋒認為現代派知性詩歌從三個方面超越五四哲理詩，主要表現為:創(chuàng)作理念上知性對哲理的超越;詩情上理智對情感的超越;詩境構成上多維對平面的超越。學界對流派知性詩歌研究也有力作。羅振亞認為主情和主知把現代派分為前后期。他先比較主情和主知詩風的不同文本癥候，再從審美趣味、想象圖式和結構風貌區(qū)分兩類詩歌的差異:“情趣”與“意趣”、情調象征與哲理象征、情態(tài)文本和意態(tài)文本。九葉詩派知性詩歌研究，這些年一直是研究熱點。蔣登科認為，感性與知性的融合是九葉派接受西方影響的結果，它實質是“通過一定的藝術手段把詩篇所關注的現實、詩歌形象的象征性和詩人的人生智慧、藝術機智交合為一個整體”。九葉詩派實踐“感性與知性的融合”主要手段有:由具象生發(fā)抽象、具象與抽象交織、加重思辨色彩。而李麗平從藝術思維方式上理解九葉派的“感性與知性”，她認為西南聯(lián)大詩人群“對知性與感性之間的平衡的追求，突破了傳統(tǒng)詩歌單一的實象結構，在抽象與實象之間尋找內在的契合點，建立起詩歌的雙重結構。”中國現代女性知性詩歌也得到學界的重視。殷紅從幾位現代女詩人詩歌文本的智性構建特征，探析女性詩歌知性文本的文本外原因，并指出不可忽略女詩人在新詩智性化的建構道路上的作用。歐陽小昱著重分析了現代女詩人對“人性、生命、社會的知性關注中使女性的自我的存在得到更深入的體現”。

(二)詩人知性詩歌個案研究

詩人知性詩歌個案研究，切入點小，便于研究和操作，成果宏富，但也出現重復研究，大多聚焦卞之琳、馮至和穆旦的知性詩歌。學界對卞之琳知性詩歌研究主要從詩思、詩藝和對西方知性詩學的變異三個方面展開的。羅振亞的《“反傳統(tǒng)”的歌唱———卞之琳詩歌的藝術新質》，是新世紀對卞之琳知性詩歌研究起點。該文認為，對卞之琳詩歌“應從其反傳統(tǒng)的智性向度上去進行解讀”，才能領略其詩魅力所在。卞之琳“通過知性上的探險、冷雋的非個人化抒情、淘氣的智慧揮發(fā)等一系列現代詩學策略，背離了傳統(tǒng)詩學的內質，步入新詩現代化的前沿。”“提高了現代詩的思維層次與深度，抵達了把握世界與人類的本質境界。”張潔宇認為，思辨貫穿卞之琳整個創(chuàng)作，成為其主要詩學風格。思辨主要以“相對”觀念為主，在詩歌中以“距離”、“對照”和“變異”三大主題展開;在詩藝上借鑒西方“非個人”理論，從細微瑣細的事物里發(fā)現詩歌，抽象哲理融入具體意象，“把握哲學與現實、智慧與情感等方面的分寸”在現代詩歌史上無可取代。而楊華麗則認為，在詩學觀念上，卞之琳追求的“智性之美”，不是想建構出哲學思想體系，而是追求哲學詩化的樂趣。王捷認為由于文化境遇不同，卞之琳“只能用中國抒情的傳統(tǒng)去涵蓋知性”，知性在其詩歌中有了策略變形，“具體表現為:相對論思想、對時間的沉思及歸家意識。”陳希側重考察了卞之琳接受西方后期象征主義過程中的變異，認為卞之琳在吸納瓦雷里、艾略特等詩學時，有所選擇和創(chuàng)造，并與民族文化審美傳統(tǒng)有機契合，“以平凡的意象凝定哲理沉思，在智性的探求中發(fā)掘詩美”，顯示出了創(chuàng)作主體獨特的藝術個性，也“完成了對象征主義等西方現代詩學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馮至詩歌是三十年代知性詩學的發(fā)展。楊麗華從詩學觀念和詩學策略兩個向度，解讀了《十四行集》的知性追求。她認為，《十四行集》中的存在主義詩學觀念是對卞之琳引領的新智慧詩的發(fā)展，主要表現為對選擇和承擔的自覺體認、死與生的玄思、真正個體的孤獨和超越、聯(lián)系。李福臣論證了馮至接受艾略特、里爾克知性詩歌影響，詩作獨具形而上的玄思，以“本體的生命意識、人與自然的關聯(lián)和否定之否定”的精神，將生活現實轉化為藝術現實，完成了自己詩歌的知性追求。穆旦獨特的人生經歷和對西方知性詩學的吸納，使其詩作充滿矛盾和張力。楊恬認為穆旦詩歌的知性與其強烈的生命意識有關，迥異于卞之琳和馮至，表現在自我的探尋、向死而生中國化的死亡觀、選擇的痛苦和承擔的責任，其詩“成為靈魂對世界沉思的認識經驗”。鄒英分析出穆旦詩歌呈現出的抒情主體“更多地是表現出個體內心的‘自我’和深刻內省的分裂的‘自我’”，凸顯了“現代個人生存的矛盾、殘缺、痛苦，荒誕與異化，”并指出這種自我形象來自主流話語培育的“異己形象”。劉燕認為穆旦詩歌中的分裂為多重自我的形象最后突入到時代的洪流中，在自我的棄絕的同時也指向了最終統(tǒng)一，走向自我皈依。

四、中國現代知性詩歌形式研究

形式研究是新世紀中國現代詩歌知性研究取得較為突出成績的方向。王澤龍、葉瓊瓊等學者綜合現代語言哲學、文化詩學等理論剖示知性詩歌意象、語言、結構等形式特征，實證研究與詩意領悟會通，披瀝出知性詩歌的獨特文體風貌。對知性詩歌意象研究王澤龍的成果最為突出。他的《論現代派詩歌意象藝術》，認為以卞之琳等代表的后期現代派意象有智性化特征，意象智性化是在意象藝術上轉向了沉潛的智性體驗方向，增強了意象的客觀化和戲劇化表現因素，注意了知性與感性的融合，并試圖把“西方的智性經驗的表達與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美的營造相結合”。他的《九葉派意象藝術的現代化追求》，認為九葉派創(chuàng)制了意象的現實性、象征性和玄學性相互滲透的詩學原則;感性強度和理性深度的凝合形成了意象呈現的深度模式，即將人生經驗轉化為詩的經驗的意象的智性化象征;“九葉派詩歌意象思維的現代性特征:意象的擴展式和意象的凝結式。”也認為，九葉派詩歌意象化探索中智性過度造成意象過于晦澀難解的毛病。葉瓊瓊研究穆旦語言的系列論文，跨界語言學、文化詩學和形式詩學，闡述了穆旦知性詩歌文本的語言形態(tài)，是知性詩學研究的新成果。她的《穆旦詩歌詞匯的現代性特征》，認為穆旦詩歌詞匯分為三類:非傳統(tǒng)詩意的新生詞匯、身體詞匯、翻新的傳統(tǒng)詞匯。其中，新生詞匯表現出穆旦接受了西方知識系統(tǒng)和以理性為基礎建構起來的價值體系，精密地認識世界與自身;身體詞匯，對感性生命珍視，用身體思想，思想玄學化，改變了詩歌抒情方式。她的《論穆旦詩歌語言的歐化特征》認為，穆旦詩歌語言歐化最凸顯的特征是大量使用長句子，長句子“改變了現代漢語詩歌的功能，提高了表現力，擴大了信息容量，提高了細節(jié)描繪能力;革新了詩歌句子之間的關系，在詩句間建立起嚴密的邏輯思維。”同時指出，使用長句子是穆旦接受了以知性為主的西方現代詩學思想。她的《論穆旦詩歌語言的隱喻性》，認為由“新的抒情”的提倡和現代思維方式的建構，穆旦詩歌語言的隱喻性顯現三種類型，隱喻使得“穆旦詩歌語言肉感、抽象、智性和多義”與其詩歌知性化追求相符。《穆旦詩歌語言反諷論》是篇運思深遠見解獨到的宏文。作者指出，穆旦詩歌語言的新批評反諷和后現代反諷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知性特征，最后得出“穆旦對反諷這種現代詩歌語言形式的借鑒和創(chuàng)造，從創(chuàng)作而言，生發(fā)出詩歌內部的矛盾張力，豐富了詩歌的外在語言形式;從哲學層面來說，使中國新詩在現代性的構置上與西方最前衛(wèi)的現代詩歌形成了對接”。形式研究方面還涉及詩歌結構和詩性主體。黃葵認為:采用雙層結構、戲劇化結構、無序化結構等詩歌結構方式，將形而下層面的事物關注與形而上層面的玄思有機融合，西南聯(lián)大詩人群實現了詩歌深度模式的創(chuàng)作理念，揭示了人類的生存意義，擴展了“詩歌的表現空間和力度。”王?創(chuàng)尤順蒲≡癖浠?賈ち吮逯?沼敕脛潦?枋?災魈宓牟煌?捌淠諍?母髯允?ПЦ骸

綜上所述，新世紀中國現代詩歌知性詩學研究成果宏富，但也出現重復研究、新資料發(fā)現不足、視域不寬廣等毛病。宏觀研究中，中國現代知性詩歌史還是空白，缺乏歷史線條的鏈接;中國現代知性詩學與古典文學(尤其是宋詩傳統(tǒng))的相通關系闡發(fā)不夠。微觀研究中，囿于資料和現有詩歌史的遺漏，三四十年代其他知性詩人(如胡明樹、吳興華等)詩歌和理論很少涉及。這些表明中國現代詩歌知性詩學研究剛剛起步。

本文作者：夏強 單位：安徽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