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德發與“現代國家文學史觀”

在近年來的現代文學史觀的探討中，朱德發的聲音是較為獨特和引人注目的。“現代國家文學史觀”是朱德發近年研究成果的新體現。按朱德發的界定，“現代國家文學史觀，主要指在現代民族國家發生的所有文學現象、生成的所有文學形態、出現的所有文學運動和文學思潮流派都是屬于國家的、民族的，而不是某個階級、某個社團和某個黨派的。這一現代國家文學史觀是建立于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之上的”。

眾所周知，現代意義上民族國家概念的形成是受西方觀念的影響產生的。晚清以來，一大批留洋知識分子和士大夫在感受西方先進制度文化的基礎上接受了國家并不是建立在單個民族基礎上的理念，以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主權的確立作為現代國家形成的判別標志。由此，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觀念才逐步被認可。現代意義上國家觀念的形成帶來的沖擊是巨大的，反映在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就是確立了不同民族的創作都是現代中國文學的重要構成者，都應得到同樣的重視和尊重。這里所言的尊重不是空洞的，而是不同民族文學的創作特征和其背后的獨特文化形態都應得到同樣的尊重。同樣，發生在現代中國時期的不同文學形態也應得到同樣的重視。這其間不僅是古語體創作、舊體詩詞創作應該受到文學史書寫者的注意，在特殊時期產生的不同文學陣營內的優秀作品同樣應該得到重視。在現代中國時期，由于藝術主張的不同，不少優秀的作家作品曾長期處于被埋沒狀態，有些時至今日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我們發現，“閑適作家”“性靈派”等曾被我們擯棄的作家作品，藝術上的獨特性和成就并不亞于我們耳熟能詳的左翼作家，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導致他們漸漸被我們淡忘。文學史固然是國家意識和民族精神塑型的產物，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斗爭史。在此情形下，朱德發“現代國家文學史觀”的主張就顯得較為突出了。“從特定意義上說，現代中國文學就是現代中華民族文學，它不分新與舊、左與右、雅與俗、多與少，只要是隸屬于現代中國的文學，都應納入國家文化寶庫。所以，現代國家文學史觀至少有兩個功能特點：它把從晚清（國家現代化開始）到今天的所有文學都引進研究主體視野，上與古代中國文學對接，下隨國家現代化的步伐延伸，即‘上可封頂下不封底’，可以系統地完整地動態地考察和梳理現代中國文學史的流變，這就避開了上述文學史觀在時空上的局限，此其一；從橫向說它對現代國家所擁有的一切文學都一視同仁，平等相待，盡管在統一的價值坐標上不同形態文學的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有高低之分，而作為現代國家的一種文學形態與其他形態文學之間的關系卻是平等的，價值標準和評判態度也是公正公平的，這就消解了民族的、階級的、黨派的觀念在文學評價上所殘留的偏見，此其二。”

就這些論述而言，我們發現“現代國家文學史觀”有意識地打破了現代文學“新”與“舊”、“古”與“今”、“雅”與“俗”以及流派思潮之間的界限，將它們都納入“現代中國文學史”的關注視野，不僅注意到了“縱向的歷史”還注意到了“橫向的歷史”，突出了不同史實間的聯系和關系，無疑是以往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觀念中很難出現的。事實上，只有在史的編寫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到復雜多樣的史料，撥開政治的偏見與愚見，突出史實間的聯系和關系，才可能從整體上把握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從而客觀地書寫出動態的歷史來。從這個意義上看，朱德發“現代中國文學史觀”的提出經得起推敲，對以往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科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是一次大的提升。需要指出的是，朱德發“現代國家文學史觀”的提出并不是一個完美的存在，盡管在理論的開拓度上體現出了較強的創新性，但開拓創新的同時意味著進行的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工作。這樣，理論中需要完善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現代中國文學史觀”在操作性層面存在問題。如果說以現代國家作為書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基礎，那么這一構想無疑是宏大和具有較強包容力的，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擺在了面前，即我們以何來統一這么多的文學類型，如何界定它們價值的高低，這其間包括“雅俗”“新舊”“中原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等的定位和評價問題。由于創作形態的不同，白話文學和古語體文學創作的追求有所不同，其內涵的精神、理念以及情懷也必然有一定的差異。同樣，不同文化孕育出的不同民族文學的取向和追求之間的差別也是迥然不同的。如果采用現有的評價體系和評價標準，那顯然是行不通的，但新的評價體系和標準又要為各個形態、各種類型的文學所接受，一時之間也很難尋覓得到。所以，盡管“現代中國文學史觀”的構想是有較大的史學價值和史學意義，但真正要付諸實踐，無疑面臨著諸多必須解決的難題。

二、黃修己的新探索

早在１９９５年，黃修己就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在現代文學研究界尤其是治中國現代文學史學的研究者中產生了較大的反響。黃修己的治史觀念在新世紀有所深化。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黃修己將影響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的幾種史觀概括為“進化論”“階級論”“新民主主義論”和“２０世紀中國文學”。這種概括是可以商榷的。首先，從邏輯學上看，一次概念的劃分應持同一標準。“２０世紀中國文學”是一種學科構想，對應的是“中國現代（當代）文學史”學科，而不應是具體的文學史觀。其次，“新民主主義論”作為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中國化的體現，并不能等同于屬概念“階級論”，更不能獲得和“階級論”相對等的地位，將二者對等列出犯了“屬種概念并列”的錯誤。這些可商榷之處黃修己在２００７的修訂版中作了調整，可視為其史學思想的新發展。同樣，在《中國現代文學史觀的建構、解構和重構》和《培育一種理性的文學史觀》等論文中，黃修己對歷史的反思也值得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研究者關注。

黃修己認為，“歷史，我們所編寫的歷史，沒有‘絕對之是’。作為己經發生過的事實，歷史具有絕對的客觀性，有‘絕對之是’。但正因為是己經發生過了的事，我們只能靠遺留的史料、史跡去認識它。而保留至今的史料、史跡，有完缺真偽等問題，即使己經全部掌握也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的真實原貌。再說史料中最重要的畢竟是文字材料，而語言是不可能完全達到生活真實的，‘能指’不可能完全達到‘所指’。這些文字材料己經與生活原樣有了距離，更不要說人為的改篡了。何況后人寫史，是不可能完全客觀的，因此所有的史著都是特定條件下的人對歷史的一種認識過程”。黃修己的看法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無限書寫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等層面的參照。對于事物的關注，我們的認識總是不斷地深化與細化，任何認識過程都不可能一下子成熟，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研究與講授亦是如此。時至今日，此門學科的系統存在也只有６０年左右的時間。盡管過去的這段歷史距離今天并不遙遠，但試圖凝固它、建立一種權威的嘗試都沒有成功。在此意義上，重構與反思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諸多問題是歷久彌新的話題。盡管現在也有在全國范圍內產生較大影響的現代文學史著，如錢理群、溫儒敏和吳福輝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等，但其存在的問題也是不可忽視的。以《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為例，在編寫體例上我們發現其不夠清晰，很多地方重復和繁雜的內容比較多。冰心是第一個文學十年較為出色的小說、詩歌及散文創作者，在小說部分概括出了“冰心體”，散文部分同樣有“冰心體”的概括，而實質上這兩種“冰心體”在書中并沒有大的不同。類似的問題《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有多處，以郭沫若為例，書中在給予其專章的篇幅后在“‘開一代詩風’的新詩創作”中仍有不少他的相關論述。這促使我們思考的問題很多，如是不是現代文學史教材的編寫一定要采用以時間為綱，以主流和非主流來反映現代文學的發展等。黃修己雖沒有明確提出具體形態的文學史觀的構建，但話語的背后可以看出他并不認為應獨尊某種史觀為“正統”，在認識歷史的問題上他強調特殊時代背景和研究者個人獨特的秉性等因素，這是治史包容性的體現。黃修己的這種思路具體到新世紀現代文學史觀的研究中是很有借鑒價值的。當我們在闡述自己的史學觀點時總是不自覺地把“它”當作自己的“寶貝”愛之又愛，而潛意識中對別人的觀點不以為然。事實上，不管是現代文學史還是其他形態史的書寫都只是我們個人對過往的一種主觀感受，在闡述自我的同時不能漠視甚或排斥他人，這恰恰是現代文學史觀研究中需要時刻警醒的。“絕對之是”本不存在，同樣，試圖統一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認識注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黃修己治史視野的開放性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研究及教學的推陳出新有著較大借鑒意義和價值。

三、唐金海、關紀新等學者的開拓

除黃修己和朱德發的研究，唐金海提出的“文學史觀的‘長河意識’和‘博物館意識’”也是新世紀現代文學史觀研究的重要收獲。唐金海和周斌主編的《２０世紀中國文學通史》近５０萬言，匯集了上海、新疆、云南、四川、江蘇、遼寧、廣東、浙江、海南、福建、江西等地２５所高校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參與，可謂氣魄宏大。在此部著作的《導論》中，唐金海提出了文學史觀的“長河意識”和“博物館意識”。詳細考察，“文學史觀主張的‘長河意識’，主要體現在３個方面”，即“整體觀”“源流觀”和“分期觀”。按唐金海的概括：“整體觀”是指中國現代文學史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是一個整體；“源流觀”是指新文學的傳統和各流派的淵源等；“分期觀”是指中國現代文學的分期問題，是政治因素的影響還是文學自身特征的考察等。文學史觀的“博物館”意識則主要是指“歷史性”“主體性”和“穩定性”３個方面。所謂的“歷史屬性”牽涉到文學史的學科歸屬和定位問題。“主體屬性”則主要是指編史者“選擇的眼力”和“揭示的眼力”，也就是編史者的學養問題。至于“穩定性”特征一方面是指入史的材料能否經得起考驗，同時還是指文學史著本身應經得起推敲。綜觀唐金海的論述，我們發現其提法是比較穩妥和周到的，涉及到了文學史書寫要注意的方方面面，既有理論上的思考又有結合實際可操作性的考量，有一定的沖擊力，但論述本身又存在一定的不足。唐金海實質上是在整合學界已經提出的諸多觀點，不論是“長河意識”中的“整體觀”還是“博物館意識”中的“歷史屬性”或“主體屬性”，實質上都是學界反復探討過的內容。以“整體觀”為例，陳思和“新文學整體觀”、陳平原等“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的提法實質上探討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應該是一體的寫史方法。因而，“長河意識”和“博物館意識”的提出盡管受到了學界不小的關注，在思考的廣度上也達到了一定涵括面，但在深度上仍需開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難以出新，一個繞不過去的原因是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關注視角特別是探討的深度沒有大的開拓，使現代文學的研究沒能探到新的寶藏，因而收獲有限。

除以上論述的現代文學史觀外，“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提出也是當前研究界引起較大關注的建構理念。“科學的文學史觀之擁有，其中當然需要包含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之確立。在新時代的文學史家頭腦中，中華民族是由５６個兄弟民族共同組成的，中華的文學是由所有現存的以及曾經在這片國土上存在過的民族的文學共同構成的，這根思想上的弦兒，是不可以松動的。我們今后撰寫的‘中國文學史’，既不應當再是中原民族文學的‘單出頭’，也不應當是文學史撰寫者出于‘慈悲心腸’或‘政策考量’而端出來的國內多民族文學的‘拼盤兒’、‘雜拌兒’。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文學也是多元一體的。中華的文學應當是一個有機聯接的網絡系統，每個歷史民族和現實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學坐標的子系統，它們各自在內核上分呈其質，又在外延上交相會通，從而體現為一幅繽紛萬象的壯麗圖像。”關紀新提出的打造與中華民族國族稱號相匹配的宏闊文化眼光實質上與朱德發提出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觀”有著相近的學理追求。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同時感知了當前文學史存在的問題，同時也說明不帶文化偏見、政治偏見等諸多偏見文學史觀確立之亟需。關紀新“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提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民族文學研究》雜志曾辟出專欄討論此論題數年，一些較有權威性的民族學期刊也有相應的討論專版，時至今日仍是民族文學研究領域關注的熱點。與朱德發“現代中國文學史觀”面臨著相似的困境，“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同樣面臨著實施上的困難。這牽涉到價值評判標準的確立、民族文化的探討、編寫體例的細化等諸多問題。關紀新老舍研究及滿族文化的探討早已獲得學界的認可，但似此類的對不同民族文化入微探析、系統發掘的研究成果還不多見，“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民族背景能否落實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疑問。由于“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研討筆者已有專文論析，此處不再詳細闡釋。

四、當前“民國文學”理念的研討

“民國文學史”是當前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變革探討中的研究熱點，《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等均有專欄文章關注。秦弓、李怡、丁帆、張福貴、陳國恩等知名學者對此也做過深入的探討和爭鳴。李怡認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在近百年來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時段，無論我們名之為‘新文學’、‘現代文學’還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都不能改變‘千年巨變’的基本事實。要詳盡準確地描述這些事實，就需要我們返回到中國社會歷史本身的結構形態，于是近年來書寫‘民國文學史’的呼吁再度興起。”李怡所言的民國文學更多是指一種文學機制，不僅僅是指文學史觀。“肯定‘民國文學’式的還原性論述，并不僅僅著眼于文學史的概念之爭，更重要的是開啟一種新的敘述可能。國家歷史情態的諸多細節有可能在這樣的敘述中獲得前所未有的重視，從而為百年中國文學轉換演變的復雜過程、歷史意義和文化功能提出新的解釋。”就此而言，民國視角的關注在李怡看來更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即通過命名的轉化在現代文學的研究領域內實現研究方法的變革，凸顯被遮蔽的歷史細節，進而更真實地還原當時的文學場。如果說文學史觀對文學史編寫的變革起指導作用，李怡關注的民國機制強調特定社會形態中的文化形態及其推動的精神形態的變革。通過李怡的論述可以看出，他所言的“民國機制”已經超越了文學領域，擴展到了其他社會層面諸如經濟方式、教育體制、宗教形態、法律、傳播、日常習俗等層面，最終的目的顯然是通過知識考古在民國社會關注的基礎上呈現民國文學的生態系統。

與李怡的理解不同，張福貴認為：“現代文學的命名和界定，基本上還沒有脫離新文學發生之初確立的價值判斷標準，而且在新中國的教科書體系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意識形態屬性更加明顯。”在此基礎上，張福貴提出：“把‘中國現代文學’稱之為‘中華民國文學’是一個關于學術前提和文學史觀的變化，它便于我們對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的本質及其階段性、差異性的準確理解和把握。”［６］不僅張福貴，丁帆等一些研究者同樣是從命名變化上來區分“現代文學”與“民國文學”的。丁帆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合適的切點就在１９１２年的民國元年，因為它不僅標志著一個舊的朝代的逝去和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標志著和以上延續了幾千年的各個朝代的封建文化和文學進行了本質上的告別，從此開始了一種新文學———內容上的人本主義主潮和形式上的白話文創新實踐———的審美跋涉”。同時，他還對“民國文學”做了較為具體的區間劃分，即“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為‘民國文學’第一階段（含大陸與臺港地區以及海外華文文學），１９４９年以后在臺灣的６０多年又可分為若干階段；總體來看，１９４９年后形成了三種不同的表述：大陸是‘共和國文學’的表述（而非什么‘當代文學’）；臺灣仍是‘民國文學’的表述（它延續到何時，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學術問題）；港澳就是‘港澳文學’的表述（因為它的政治文化的特殊性，所以它的文學既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元素，同時又有殖民文化的色彩。因此，我們只能用地區名稱來表述），此外，尚有一支海外華文文學，就一并歸入‘港澳文學’”。就丁帆、張福貴等推崇的“民國文學”理念看，它的提出從治史理念和入史標準兩方面為當前陷入沉滯發展的學科增添了新的活力，既強化了中國文學已有的按朝發表展的劃分標準，便于和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編寫接軌，同時又進一步消解了政治因素對于文學史編寫的干預。當前的現代文學研究在不少方面存在著“過度闡釋”的問題。過度闡釋不是說研究對象已經被徹底研究透了，而是指對研究對象的關注沒有出現更好的研究視角，更多地停留在一個或幾個角度中，缺乏出新的動力。就此而言，“民國文學”理念的出現影響的不僅是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更是整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盡管“民國文學”理念有助于當前研究理念的“提升”，其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仍有待繼續深化。丁帆所言的“一個舊的朝代的逝去和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標志著和以上延續了幾千年的各個朝代的封建文化和文學進行了本質上的告別”如何在“民國文學史”的理念中得以體現呢？新質的出現對應的是新的文學理念，如何概括這種新的理念呢？“現代文學”中的“現代”盡管不完滿，但可以以之統籌幾十年的文學發展，而“民國文學史”顯然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切入點。“當‘民國文學’成為論者所期待的某種‘可以包羅萬象的時間容器’時，這個概念面臨的最大難題或許恰恰是，無法確定一個像‘現代文學’的‘現代’那樣的理論支撐點。一旦一個文學史概念是‘包羅萬象’的，它就會因為邊界過于寬泛而使內質變得模糊。”對比李怡和丁帆等人“民國文學”的建構訴求，會發現李怡更多是側重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具體命名的變化并不是他關注的核心，而丁帆、張福貴等則側重“名不正，言不順”的訴求，試圖從命名的轉化推動對現代文學發展的關注，兩種研究理念異曲而同工，都試圖“復原”出鮮活的文學場。作為一種治史理念，“民國文學”在吸引人眼球的同時也潛藏著必須解決的問題，如果說李怡“民國機制”的研究隨著“考古”的深入會積水成河，“民國文學史”的建構在如何確立著史線索以及如何評判一部作品的自身內涵和特殊時代中具有的價值等仍需多方探索。

近年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又到了一個突破的關口，原有的研究理念已經很難適應當前學科發展的需要。不論是朱德發“現代國家文學史觀”的新探索還是“民國機制”“民國文學史”的新建構，目的都是促成現代文學史研究的革新。就此而言，本文在總結梳理當前現代文學史觀建構理念的同時，評判其優長與仍需關注解決的問題，意在引起不同建構理念更好地調適，促進現代文學史編寫更好地發展。

本文作者：王瑜、邱慧婷 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