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文化的內涵

文化并不僅僅是指藝術等狹義的文化活動，還包括國民的生活、行為方式以及價值觀。在目前關于文化建設、文化軟實力、文化產業成為國人研究焦點的今天，這一觀點尤其需要引起重視。如果我們真正想以文化立國，希望中國能夠成為享譽世界的文化國家，那就必須首先從經濟領域著手，改變多年來形成的經濟文化，也就是這些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某些價值觀念。那么，究竟什么是經濟文化，當前世界主流的經濟文化有哪些共性特征，我們目前的經濟文化中有哪些不合時宜的因素呢?這都是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

(一)經濟文化的定義

自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界開始系統研究經濟文化這個問題以來，我們關于經濟文化的認識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是探討如何擺脫建國以來前30年形成的思想意識束縛，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與開拓創新精神;二是從新世紀開始，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的顯現，經濟文化重塑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公平、正義、真正的可持續等等成為人們頻繁使用的詞匯，以適應國際經濟倫理轉換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需要。不過，在上述話語主題轉換的過程中，人們對于經濟文化基本屬性的認識，也就是何為經濟文化保持了基本穩定的認識。其實，經濟文化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對經濟與文化關系的闡述，其目標指向也不僅僅是文化與經濟發展績效的差異問題;學術界提出這個術語的目的是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分析其如何指導現實的經濟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經濟文化是制約和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經濟發展就是經濟文化的發展。因此，為了更好地推進經濟發展模式轉換，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我們有必要對經濟文化的內涵有一清晰的了解。何謂“經濟文化”?有人提出就是經濟中的文化含量或反映經濟的文化(陳依元，2001)，但多數學者認它是以經濟活動現象為中心形成的觀念文化，是經濟實踐過程內在規律的反映(張保權，2006)。更有學者明確提出，經濟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是人類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指導、約束人類經濟行為的觀念、制度以及對經濟行為加以控制的手段(張永慶、喬冠華，1994)，是對經濟發展有影響的信念、態度和價值觀(賈旭東，2007;孫新曦、辜勝阻，2008)。總結這些看法的共性特征，可以下一個比較通俗的定義:所謂經濟文化，是指一定歷史階段，經濟發展的各種主體在關于經濟發展的目的、手段以及效果評價等問題上形成的一種比較一致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它提供了特定時空條件下人們對涉及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經濟環節評價的衡量標準與基本理念。這一定義表明，個人的經濟行為和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總是受到特定經濟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如果說，在全球化程度相對有限、人類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還不為人關注的情況下，傳統經濟增長理論主要研究資源、資本、勞動、技術等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那么現代經濟理論則將關注重點轉向了經濟增長背后的文化因素。可以說，文化是比美麗更可怕的力量。無論煉鋼、開飛機，還是修路，一切都決定于文化。而且，一定決定于人。人是怎么想的，就會出現什么情況。因此，研究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經濟文化因素的。經濟文化對經濟活動及其主體的教育、凝聚、導向、調控、約束和激勵功能的發揮，不僅決定了經濟增長是靠什么因素來實現的，而且對經濟活動成果的分配與效用發揮都起著決定作用。當然，這種作用主要是通過文化的價值取向功能對經濟主體的行為選擇發生影響而實現的。

(二)當前中國經濟文化的特點

1978年改革開放進程啟動后，“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以及我們理解上的偏差，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發展”被看做是經濟總量即GDP的增長，并通過官員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得以強化。這一現實使得對GDP的總量追求成為中國經濟文化的主要特點，至于增長的GDP是靠什么途徑獲得的、這些經濟財富又是如何在民眾間進行分配的，人們往往沒有給予特別的關注，相反認為市場力量的擴展自然會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呈現的各種問題。結果就出現了一個怪圈:在談論中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時，凡是對既得利益集團有利的，我們就強調經濟文化的一致性，強調與國際接軌;而一旦對利益集團不利，我們就大談國情，強調經濟文化的特殊性。這種情況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不斷加劇。以至奈斯比特提出，中國除了存在一種務實和漸進的行事方式外，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意識形態。這種情況的出現，與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上述關于發展的全國性意識形態有關。出于對貧窮的恐懼，在20世紀90年代改革快速推進期間，任何在經濟上可行的東西都是被推崇的。思想上的解放使得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融合成為可能，這是目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不過，這一同樣的機制卻導致了社會福利與經濟政策的不良發展。現在，以經濟總量擴張為特征的中國發展模式正在經受考驗:國家缺乏支持經濟繼續增長所需的資源能源;同時環境退化也成為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盡管持續高速增長使政府能夠拖延問題解決的時間，但必須明白，引發世界關注的2011年夏季英國城市的暴力騷亂不是孤立現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是時代騷動的信號。正像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社會不平等和個人主義的協同蔓延、個人和集體生活的商品化、在忍讓的名義下種族主義復活等每種成分里都蘊含著矛盾，當它們疊加在一起時，任何一件意外都可能引發大爆炸。特別是，社會冷漠、驕橫、不公正地承擔犧牲，都在播種動蕩、暴力和恐懼。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形成一個新的全國性意識形態。在全球性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今天，經濟文化趨同日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能脫離世界整體性的發展潮流。雖然中國有著自己特殊的國情，但是游離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邏輯規則之外也是不現實的。

二、國際經濟文化的當代特征

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的經濟文化存在明顯差異。不過，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人類面臨的共性問題越來越多，一種全球性的經濟文化正在逐漸顯現，并對各國的經濟活動起著約束作用。這些特征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以人為本

經濟文化的作用對象是人類的經濟活動，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因此，經濟文化必然要以人為本。這種以人為本既體現為人的智力資源及其由此衍生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活動效果的主要影響因素，也意味著人在真正意義上成為經濟發展的目的。換言之，“文化”價值的實現，在于以人為本位的社會整體性進步，而并不僅僅是或主要是充當為經濟建設目標服務的“動力”和“手段”。應該說，這一理念正成為全球性的共識。2009年，巴西總統盧拉強調，未來社會僅僅要求更高薪金和更好工作環境是不夠的。最根本的是要以人為本打破任何經濟教條，為公民權利乃至經濟和社會生活深層次重組進行抗爭。2010年歐盟公布的2020年歐洲戰略計劃書指出，在全球化、資源短缺、老齡化等長期挑戰不斷加劇的情況下，要對自己的未來負起責任，就必須把歐盟轉變成一個提供很高程度的就業、生產率與社會凝聚力的、智能化、可持續和包容性的經濟體。這一戰略計劃充分體現了經濟文化以人為本的特點。如果說歐盟的報告還是屬于戰略規劃層面的東西，那么近年來日本各屆政府已經在充分實踐這一理念。2010年1月，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將建設“以人為本的經濟”作為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施政方針，強調日本所要實現的新成長，不僅意味著傳統的規模增長，而且必須促進經濟質的飛躍，實現守護國民生命的經濟增長。繼鳩山之后就任首相的菅直人更是提出要解決“社會孤獨性”問題，要建立一種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的社會，即“包容所有個體的社會”。2012年1月，首相野田佳彥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時再次強調，經濟重建方面日本將把農業、能源和環境、醫療和護理等作為成長產業重點發展，構建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把消費稅增稅部分用于加強育兒、護理援助和維持養老金水平等領域，實現“還之于民”。上述動向說明，如何確保經濟發展的利益為更多公眾共享，已經是全球化時代各國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當然，以人為本不是所謂的“人類本位主義”，而是要實現高水平福祉目標與合理利用資源的有機統一。

(二)創新驅動

經濟增長需要資源投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源類型有很大不同。從世界范圍來看，20世紀國家之間的競爭主要依靠資本規模和勞動力數量等因素;而在21世紀，大國之間競爭卻主要取決于技術和社會管理方面的創新數量和實現創新的速度。人們的生活水平從根本上取決于他們在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這可以說是當今經濟文化的另一個時代特征。其實，技術既是文化的一部分，也受以價值體系形式表現的文化的影響。現代經濟離不開科學技術和人的素質的提高。只有適應這一要求，各種經濟體才能不斷增強自身競爭力，實現投入產出效益的最大化。正因為如此，創新驅動成為各國經濟文化建設的著力點。例如，2020年歐洲戰略計劃書強調必須建設“創新的歐盟”，確保創新性思想能夠轉變成創造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的產品和服務。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能部(BIS)2011年3月提出的《英國增長計劃》強調，要在現代經濟中尋找出路，英國必須變得更加富有創造性，并針對高技術未來進行重組。美國進步中心2011年3月發布了《重組政府以提升美國的競爭力》報告，對涉及未來美國經濟競爭力的重大問題做了分析;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11－2016財年戰略規劃的主題就是以發現和創新提升國家實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更是在2011年5月出版《構建“創新型增長”的長期戰略》研究報告，提出美國經濟的長期繁榮需要明確一條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發展路線，必須要由技術創新帶動經濟增長。美國副總統拜登強調，20世紀衡量一個國家財富時主要看它的自然資源、土地面積、人口和軍隊。而在21世紀，一個國家的真正財富在于其國民的創新精神和創造力。美國必須繼續投資于教育、基礎設施和創新這些國家力量的根本源泉。世界經濟發展經驗已經說明，全球化逐步使先進技術成為必需，廉價勞動力不再能確保競爭優勢，最具生命力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注重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一個經濟體要想持續發展，就必須從生產或制造向創新轉型，而不僅僅是仿效他人的知識產權。

(三)利益與責任相對平衡

現代經濟文化的另一個發展趨勢就是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這里的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即要考慮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兩種關系。處理這兩種關系的基本原則就是實現利益與責任的相對平衡。首先，必須以可持續原則處理人類社會與自然的關系。現代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在創造和消費財富的同時縮短了人類能夠享受現代文明的“剩余時間”。建立與地球環境相協調的“人類社會”是我們必須擔負的責任。可以說，環境問題讓人類意識到了地球空間以及資源能源的有限性。但是，我們卻缺少以“有限”為前提的經濟理論和方法。實現從“無限經濟”向“有限經濟”的思維轉換既是民族國家范圍內的事情，也是與全人類未來緊密相關的課題。它要求民族國家要努力協調自身利益與全球責任的關系。正因為如此，歐盟提出要建設“具有資源效率的歐洲”，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以促使經濟增長與資源耗用脫鉤。其次，必須以和諧共生原則為基礎處理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集團文化的發展本身是決定于經濟文化的。這意味著，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即實現社會內部的可持續發展同樣成為經濟文化關注的重點。可持續發展的初衷是幫助貧困者能夠按其意愿生活得更好、更健康和更公平。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持續發展的政策意義應該是通過制度設計，改善最底層群體的生活條件，降低中間群體的貧困度，同時也不破壞富裕階層的物質生活。在人與人關系的處理上，必須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普遍受益之間的平衡，放棄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原則管理經濟的做法，否則只能加劇社會的不平等。2011年以來北非中東局勢的動蕩表明，一國能否在面臨嚴重不平等所造成的社會動蕩時游刃有余，可能決定了該國在下一輪全球化中成為贏家還是輸家。因此，必須修正過去的“過于”偏重效率的經濟政策。唯有如此，才能構筑一個國民對未來充滿希望的社會。

(四)經濟與幸福同在

現代民族國家出現后，最大限度增加經濟總量一直是各國政府努力的目標。政治家們紛紛將經濟增長列為國內政策的重中之重，GDP則成為反映國家幸福程度的首要指數。應該說，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以及工業社會發展的大部分時間里，經濟(GDP)與幸福是統一的。不過，隨著自然環境退化、民族國家之間以及內部不平等現象的加劇，GDP增長與生活滿意度提高之間的聯系開始斷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二者關系的合適定位應該是將幸福作為社會的整體目標，而將可持續性的經濟活動作為實現目標的手段。也就是說，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要創建一個新的衡量框架，不僅包含通常的經濟指標，還要考慮能在短期和長期切實發生影響的社會福祉結果。2009年開始，法國總統薩科奇委托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施蒂格利茨在內的知名經濟學家就改革GDP統計系統進行研究，以尋求一種將公民幸福康樂和國家經濟發展有機結合起來的宏觀經濟管理辦法。整體來看，這一趨勢在西方社會正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傳統GDP統計系統沒有考慮收入差距、失業率和環境保護等因素。因此，富有和幸福是既有聯系又有相區別的兩個問題。目前部分發達國家已經從民眾的幸福感角度出發進行政策設計:歐美更多強調減少失業而不是實現GDP增長;2011年2月，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國會發表施政方針演說時把“實現將不幸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社會”作為他的治國理念，提出要將失業、疾病、貧困、災害、犯罪等這些不幸滋生因素降低到最小限度。這些做法說明，當今各國政府必須了解本國公民的幸福和精神健康狀況。雖然單純按照“幸福指數”來確定政策是不成熟的做法，但幸福感在政府政策中始終處于次要位置也是有缺陷的。統計意義上的GDP增長對生活滿意度的正面貢獻已經被收入差距拉大、工作缺乏安全感、醫療保障不足等現象抵消。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公眾的基本生活要求一旦得到滿足，政府政策就應當將重點放在提高個人滿意度和國內幸福總值(GNH)之上，而不應一味專注于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經濟文化的時代特征對中國的啟示

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也存在一些現實的問題，尤其是在民生方面。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行做法就是對既有的經濟文化理念進行重塑，按照經濟文化的時代性特征對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做出適當調整。

(一)確立增長與福利兼顧的衡量標準

在我們這個以有業績為導向的世界，衡量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衡量的指標會影響我們的行為。現代經濟增長方式出現后的一段時間內，對物質財富的過度關注使得經濟發展過程中缺乏對人的價值和權利的真正重視。改革開放以來，對經濟高速增長的無盡追求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和地方政府的施政行為。分配不公、食品安全、生產事故、環境惡化、誠信缺失等現象的增多告訴我們，經濟增長與人類福祉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經濟發展既包括物質生活的改善，也應內涵自尊、自由等與人類內心價值體驗相關的東西，對社會福利和幸福感的強調成為當前世界正在實踐的經濟文化理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也必須努力尋求可持續發展的長遠目標與提高當前生活質量之間的平衡。作為對策選擇，就要著眼于改變驅動經濟發展的社會邏輯，形成一個兼顧經濟指標與社會福祉結果的衡量框架，形成一個將環境可持續、社會平等、社會福利等標準融合在一起的新的經濟增長機制，并通過政治激勵機制的改變加以落實。如果我們還是繼續傳統的以GDP為主的政績評價體系，忽視能源效率提高，不重視教育、文化、福利等無形因素的增長，那么新的經濟文化就無法形成，目前我們意識到的各種問題也就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始于1978年的改革對中國生產效率的提高作用明顯，但對如何解決社會公正、環境保護等問題重視不夠，部分群體沒有從快速增長的經濟中獲益。對此，阿馬蒂亞•森強調，經濟增長與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關系取決于現代因素，包括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以及政府用經濟增長帶來的公共收入來做什么。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此外，我們要特別注意解決科技異化問題。三聚氰胺、地溝油、瘦肉精等各種灰色技術的泛濫說明，科技是生產力還是破壞力，關鍵在于人的選擇。科學必須是充滿“人性的”。只有改變傳統的以GDP為主的評價體系，我們才能有效應對科技異化帶來的潛在風險，實現人類幸福感的真正提升。

(二)以公平正義為原則調節國內經濟活動

根據世界銀行2012年2月發布的報告，1981－2008年間，中國脫貧人數達到6.6億，為全球減貧做出了巨大貢獻。不過，由于工資上漲緩慢、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等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改革開放真實成就的評價。面對公眾的不滿，政府的政策指南希望通過集團文化的強化來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這顯然不是一個善的辦法。2011年9月，溫家寶在國慶62周年招待會上指出，要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使發展更加科學、民生更加改善、社會更加公正。這說明，我們國家的大政方針與世界主流經濟文化的發展趨向是一致的。但是，當政治高度依賴經濟之時，就是其無力規制經濟力量的時候;一旦政治權力失去自主性，政府也就沒有任何能力來服務于社會大眾的利益。然而，政府的政策必須重點向弱勢群體傾斜。部分地方政府官員在談保障房建設時說政府準備賠100億這一表態說明，一些官員還是把民生建設當作對推動經濟增長無益的事情，同時也意味著要在全社會形成推動公平公正發展的環境還有很大距離。這個問題不解決，所謂的公平、正義是無法實現的。就如奧巴馬所說，經濟政策應該關注經濟總量增加問題，但必須確保該體系內所有人都能獲得發展機會，應該能夠帶來不同地區、不同職業、不同性別和不同種族人富裕程度的同步提升。和諧社會目標既是對未來的承諾，同時也意味著過去奉行的發展路線正面臨某種風險。這就需要培養和平、同情與合作文化，而不能以市場的名義、以先行的發達國家現有福利模式存在問題為由而對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持消極態度。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保護弱者，解決權利貧困問題是社會穩定和良性發展的基礎。如果說世界新經濟秩序的形成需要以民族國家間普遍公正原則為基礎，那么一個國家要想在這一秩序的形成過程中發揮引領作用，就必須按照同樣的原則整合國內經濟秩序。必須認識到，如果不能解決教育機會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中國就不可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保持繁榮穩定。

(三)通過價值理念重塑維護海外經濟利益

持續的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使中國人對延續多年的發展模式有種不切實際的信心，認為只要堅持下去，我們所期望的各種目標都會自動實現。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生活的商品化是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現實。就如有學者在評價2011年歐洲城市騷亂時所說，從相信有錢可以擺平一切到相信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距離比人們想象的要小得多。強勢者每天都在邁出這一步而毫發無損，而有心這樣做的弱勢者卻以身陷囹圄告終。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舒緩人們的心態，就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而心態的舒緩，必然與造成這種心態的因素有關，那就是如何發展經濟。單純要求利益受損者忍耐，是不會收到效果的。對國內事務這樣，對國際間的經濟交流也需要持有這樣的心態。因此，如果能夠使西方對中國經濟成長的各種因素，包括經濟增長的手段、目的等有一種全新的認識，那么，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相對來講應該是能夠比較融洽的。國外批評中國在非洲屯田、實行新殖民主義，最近持續發生的針對中國人的襲擊事件，都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如果不按照國際公認的經濟文化倫理開展對外經濟交流，那么最終受損失的還是我們自己。利比亞政局變換對我們經濟利益的影響已經很明顯，其他諸如緬甸水壩事件、傳統的非洲盟友國內發生的反華事件表明，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好方法還是按照國際主流經濟文化調整自己的經濟行為。我們必須把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當做經濟文化重塑的重點，擺脫把低成本的勞動力投入當做經濟核心競爭力的傳統思維。這個問題解決后，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發生矛盾的根源就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我們就不用在國際事務中同時應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重壓力。

(四)依靠技術進步轉變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迫切需要技術水平的提升。目前多種因素決定了中國只有快速提升技術水平，才能真正貫徹落實符合時代意義的經濟文化。首先，公眾對更高工資水平的期望決定了我們必須走創新驅動的道路。巨大的就業壓力，使得每當國家提出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時，就會遇到如何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反對意見。因為在多數人看來，技術必然排擠勞動力。其實，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主要不是壓縮了勞動力的就業數量，而是改變了勞動力就業的空間和方向。經驗表明，以較低的工資水平維持經濟增長不僅有違國際間的公平原則，而且無助于激發人們從事技術創新的積極性，更容易誘發民眾的不滿。基于這種現實壓力，2008年1月我國新勞動法生效。這一法律實施的直接后果是推動中國制造商不再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優勢，而是轉向生產附加值更高的產品。但是，目前中國還缺少與高薪相適應的高附加值的產業結構。其次，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必須實現創新驅動。改變文化觀念，在發展模式中加入環境因素，這是未來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中國經濟運行基本上可以用“刀耕火種”這個特點來概括，代價相對高昂。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經濟發展中的資源和環境約束等問題都無法解決。再次，國際競爭的現實要求我們實現創新驅動。中國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一些研究結論甚至聲稱中國產業競爭力已經世界第一，不過我們在世界經濟鏈條上還處于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全球化時代，技術水平將決定一個國家的興衰。無論從經濟和政治哪個角度看，科技落后都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因此我們必須注意提升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作為最初始的政策設計，就是要重視教育與科技，而不要過于依賴政府主導的投資性增長。必須認識到，后一種方式將束縛中國人的創新欲望，降低人們投資教育的回報率，影響中國的增長潛力。能否實現這種轉變，將是決定中國未來的關鍵因素。

(五)經濟活動主體要不斷強化社會責任意識

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經由一個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政治社會演變成了一個或許“過分”強調利潤和消費的新型商業化社會。在急劇變遷的社會進程中，由于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社會責任意識明顯欠缺。在部分國企近年社會責任逐漸引起人們關注的背景下，國資委強調石油石化電網通信向公益型國企改革卻遭到部分專家學者的批評，說這是在走回頭路等言論表明，我們現在的經濟文化理念還存在很大問題。食品安全問題頻繁發生，因企業管理不善而導致的污染事件層出不窮，重大煤礦災難持續不斷，各種公益性社團斂財亂象等說明我們現在的社會經濟生活非常不正常。2011年全國各類事故34萬余起，死亡7.5萬余人，安全生產形勢嚴峻。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對披露出來的屬地企業有違社會責任的行為試圖遮掩或開脫情況的持續，使得規制并沒有任何生存空間。阿馬蒂亞•森指出，經濟體的有效運轉需要互信和信心等其他價值觀和承諾。這一論斷告訴我們，無論實施何種方式的改革，如果缺乏統一的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道德標準，必將最終被歷史所否定。企業家精神，既表現為對利潤的重視，也應該表現在對社會的關注，對公眾的關注，對正義的關注，對國家命運和前途的關注。日前工信部強調手機上網等套餐用完前運營商要提醒、工商總局要求即將過期食品須作醒目提示、網店嚴重失信將會被強制退市等信息說明，國家正在利用政權力量推進經濟生活的制度化與倫理化。上述努力要真正發揮作用，需要經濟主體從更廣泛的層面履行社會責任。2011年以來歐盟與中國等相關國家關于航空企業是否應該加入歐盟減排交易體系的爭論說明，目前人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考慮還是基于民族國家視角的。在這種情況下，消除國內經濟生活中的個體主義就很困難。信任缺失是極端個人主義和物質至上的理念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無論多么強大的政府和企業，都必須得到社會的承認才能生存下去。國際與國內問題的交織提醒我們，如何實現“追逐利潤”與“社會貢獻”的統一，在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在人和自然、目標和手段之間找到平衡，限制“不勞而獲的財富”和“沒有道德的商業”，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本文作者：李建民 單位：山東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