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中國已有金陵大學農學院、中央大學農學院、四川大學農學院和浙江大學農學院四所“名牌”農學院。而在1946—1949年短短4年時間里，北京大學農學院就“白手起家”一躍成為當時國內最好的農學院，“由這兩個農學院(北京大學農學院和清華大學農學院)為主體合并組成的北京農業大學更是遠強于當時由中央大學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及浙江大學農學院部分系合并組成的南京農業大學”。這是俞大紱在學科系別設置、籌資與人才選聘等方面所做的貢獻。
一、科學設置學科系別
“農業為較復雜學科，復深于地域性，教學之實施，實宜因時因地而變，以謀當地需要之適應。”［2］“俞大紱在金陵大學辦農學院的經驗豐富。”［3］
(一)從理論和農業實踐出發科學設置學科門類和系別
俞大紱在對北京大學農學院進行專業設置時進行綜合考慮，最后確定了農藝學、園藝學、森林學、畜牧學、獸醫學、昆蟲學、植物病理學、農業化學、土壤學和農業經濟學共10個系。大致分為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兩大門類。1.農業基礎學科類植物病理學系要求必須具備高深的化學知識，防病比得病后再醫治要有利且容易，要求在經濟性原則下開展植物病害集體防除和抗病育種等研究。農業化學系開展農產品分析和農產品加工方面的研究，當時的農產品加工以釀造為主，與園藝品制造不同，以理論化學、生物化學、高等有機化學為基礎。土壤學系研究土壤的改良和土壤與作物的關系，主修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學、土壤物理、測量學等課程。2.農業應用學科類農藝學系中遺傳學是主課，也是育種學的基礎;作物學則分門別類設有稻作、棉作等專門課程;還要學習偏重于田間的試驗設計學。園藝學系的園藝品制造與高等物理化學有著密切關系，一切園藝產物需要調制、貯藏和裝罐，這都是研究的對象。昆蟲學系研究如何進行害蟲的防治，主要學習昆蟲毒理、殺蟲藥劑及經濟昆蟲學。森林學系以樹木學為基礎，研究造林學、森林利用，最終目標為促進林業發展。畜牧學系注重家畜育種和家畜飼養，動物遺傳是其基礎課程。獸醫學系研究的對象是家畜，學習解剖學、藥物學、組織學、寄生蟲學等。農業經濟學系著重于社會科學，學生要有自然科學與農業基本常識。主要有農業統計、農村經濟、農村調查、農村社會、農業政策等課程。
(二)以前瞻性和因地制宜的理念指導科系設置
俞大紱1920—1924年在金陵大學農學院進行本科階段學習，1928—1932年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農工研究院學習，獲博士學位。1914年，金陵大學始辦農科，1930年，金陵大學農科、林科改組為農學院。金陵大學農學院仿照西方農科大學創設農業系科。至抗戰結束，大學本部下設農業經濟、農藝、農村教育、植物學、園藝、森林、蠶桑、植物病蟲害與農業工程學共9個系以及農業專修科、林業專修科和農業推廣部，學科門類已很齊全。而俞大紱在有悠久農業傳統的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學習經歷又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在北京大學農學院進行系科設置時，針對中國南北地域差異，不開設金陵大學農學院和浙江大學農學院設置的蠶桑(學)系，針對北京大學辦學思想、培養目標、學術資源等特點，注重學生基礎學科的培養。北京大學農學院在全國各農學院當中分系最多，其中昆蟲學、植物病理學、畜牧學、獸醫學和土壤學都是國內第一次單獨成系。其優勢是“分系多則必修學科可以比較少，或者更適宜于學習的需要，在學生課程的排列上，的確有許多方便和合理之處”［4］。其實這些新系的設置，既填補了國內空白，又偏重于農業領域更為基礎性的學科，同時也很好地利用了北京大學基礎理論教學方面的優質資源。
(三)重視文史和數理基礎教育
當時，北京大學農、理、醫學院的一二年級學生修同樣的基礎課程，國文、英文都是必修課。農學院學生除農業經濟系外必修微積分、普通物理學、普通物理學實驗、普通化學、普通化學實驗、定性分析、定性分析實驗，農經系則必修經濟學和社會學，三年級必修純理論的生物統計學。這是為了達到試驗可靠性，更好判斷試驗結果真偽，以及是否可向農民推廣的準繩［5］。北京大學擁有理科、文科、生物、醫學等方面最優質的教育資源，其水平高出所謂專科類大學甚多，北京大學農學院的學生所接受的基礎課程教育，無疑為其專業學習奠定了堅實的根基。這顯然是北京大學農學院后來居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廣攬人才
優秀的教學科研人員是打造優秀學校、培養優秀學生的先決條件。俞大紱首先在“選人”，尤其是系主任選拔上下功夫。北京大學復員后條件極其艱苦，俞大紱多方爭取，從海內外延聘了大批知名學者。北平《益世報》1946年7月12日刊文《俞大紱談農院計劃》:“記者昨日趨訪北大農學院院長俞大紱氏，詢及下學年發展農學院之計劃。俞氏稱:在此政局不安中，實不敢有計劃，但綜諸過去經驗，我國農業學生所最缺乏者，厥為基本知識，故希能在農學院中，培養研究學術風氣，希教部撥給充足之研究費，以備教授從事研究所需。下學年農學院增設園藝、昆蟲、病害、土壤等系，除農業經濟系外，各系主任人事，現已決定，多為全國甚至世界所知名者，計:獸醫系熊大仕，畜牧系汪國輿，農藝系李先聞，園藝系陳錫鑫，昆蟲系周明??，病害系林傳光，土壤系陳華癸，森林系李應楨。現熊、汪二氏已來平，至于其他教授，尚未聘妥。臨大四分班教員，可能留任。外籍教授，因經費關系本年不擬聘請，但請來華之農業專家到校講學。儀器方面，臨大四分班所保有者極少，現正積極增設中，僅顯微鏡一項，即須增至一百具，以供學生實驗之用。羅道莊院址亦在恢復中，預計九月間始能使用。”俞大紱擬選拔的各系主任，均為國內甚至全球本領域最著名學者，很多人與俞大紱并無過往。俞大紱學術思想開明，不拘一派，有開放辦學的世界眼光。俞大紱理想中的農學院是有良好學術風氣，既注重農業基礎教育，又著眼研究創新。
抗戰勝利，俞大紱由重慶到京第二天，即寫信給林傳光(植物病理學家、植物真菌和病毒學家，俞大紱在金陵大學執教時的學生):“傳光學兄，弟已于昨日由渝飛抵北平，明日將赴各處視察各農場并計劃教室實驗室等一切雜事。弟以此次北大毅然辦農學院，胡適之與傅孟真兩先生倍極熱心，各方面亦對之抱極大之希望，正我輩做事之時。兄何日能來京盼速示知以便預備付處奉致旅費并有何計劃盼先示知。又我兄以為關于人材尚有何人可聘請備盼提出，弟將盡力弄儀器圖書設備使學院開始即具學術研究空氣并擬籌備學術刊物一種。弟終不信須借以時日，中國之農業科學不能獨樹一幟在世界學術界上爭逐也……弟俞大紱上。”《益世報》1946年8月13日報道，北京大學教授植病專家林傳光來平。俞大紱志在高遠，他的目標是建立世界一流農學院，使中國農業科學處于領先水平。李先聞是我國著名細胞遺傳學家和作物育種學家，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他已收到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兩份聘書，俞大紱則極力邀請他到北京大學農學院任教，思忖再三，最終決定到北京大學農學院任農藝學系主任。然而就在他準備攜子動身北上之時，上海機場三次出事，全部停運，無奈退回聘書。遂改由年僅34歲的李景均(著名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擔任系主任，為當時北京大學最年輕的系主任。我國著名植物生理學家、生物化學家、教育家湯佩松在自傳《為接朝霞顧夕陽》中提及:“由于當時生物系已有遺傳學大師陳楨在任，我猶豫了一下，結果使我打算邀請的在英國留學的遺傳學新秀吳仲賢被大紱先我一步將他聘請到北京大學農學院去了。”《北大化訊》1947年3月1日刊文:“新農學院歷史的遺產中最豐富的是同學，最少的是教職員，教員中以前來過羅道莊的不出三五人，以前參加過北京大學任何活動的更少。……因此北京大學的傳統習氣，這里是感覺不到的，北京大學所能給予的人物雖然很少，而國內農學界的人才卻在這里風云聚會，在俞大紱院長的領導下開辟一個農業教學和研究的園地。來這里的都是國內農學界的第一流人物，教授的陣容可說是全國最強的。”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評聘第一批一級教授，北京農業大學共有10位，6位來自北京大學農學院，分別是俞大紱、林傳光、熊大仕、黃瑞綸、李連捷和周明??。正是這些領先的學科帶頭人，使北京大學農學院短時間內迅速居于全國前列。
三、積極推進學院建設
(一)辦學之初條件艱苦
北京大學農學院原處京西羅道莊，重辦農學院等于墾熟荒。當時破敗老房舍略事修葺便可利用的計有四幢。一幢是圖書館，另外是無一定功用的兩幢樓房和一幢平房。農學院要先建學生宿舍以容納300多學生，還要修葺向市政府借來“新市區”39幢平房作教職員宿舍。由于工程進度慢，當時農學院少數單身教職員暫時三人擠在圖書館小房間里，大多數教職員要每天清晨搭交通車從市區出城教書，有時車拋錨了，就搭卡車。農學院有兩處圃場:一處在羅道莊，林地、旱田、水地俱有。因地形和土質特殊，不能代表華北一般農田土地。盧溝橋另有一處圃場，也因土質不正常而缺代表性。
(二)籌措經費推進建設
俞大紱就在這樣的艱苦辦學條件下，千方百計籌集經費，為農學院“找錢”，大力推進建設，以滿足辦學條件，落實教職工待遇。根據1946年9月6日國民政府教育部電要求，北京大學教員學術研究補助費標準為:教授5萬元，副教授4萬元，講師3萬元，助教2萬元。當時，北京大學全年預算總額2億元，其中農學院圖書費2000萬元，購置儀器費1200萬元，購置化學用品費600萬元。是年2月，北京大學編制研究設備費概算，農學院研究設備費達到1億元，占到全校概算總額4億元的25%。“此項研究設備，百分之九十須購自國外，包含研究用之圖書，科學期刊，儀器，工廠，農場設備等。”1946年下半年，經俞大紱親自出面極力爭取和反映:農學院原址，為敵偽占用多年，駐兵毀壞不堪，現已開始修建，計費須在6億元以上。原列2億元不敷甚鉅，增列修建費4億元，農學院設置費原1億元不敷應用，增列設置費3億元。最終，臨時費如數追加農學院院舍修建費3億元，擴充實驗林地購地費4億元，添設電力機器灑水井塔費2億元。合計達到9億元之巨。綜上可以看出，在北京大學的辦學經費中，農學院所占的比例較其他學院為高，一方面農學院基礎差、底子薄，需要更多投入;更重要的俞大紱積極爭取經費，改善辦學條件。
(三)滿足基本辦學需要
北京大學農學院在房舍修理完成后于1946年11月18日正式上課。其后，經俞大紱及農學院全體教職員努力，至1948年，農學院已初具規模，教職工已能在羅道莊安身，不必再“冒著風雪去教書”。農學院每系差不多都有兩個試驗室，幾片小型試驗場。全院還有兩個大型農場(在釣魚臺、盧溝橋)，三個園藝試驗場(羅道莊、陶然亭、盧溝橋)，兩個林場(南口、釣魚臺)，一個牧場(釣魚臺)，其他還有溫室、養蟲室、家畜診療所。到1949年，北京大學農學院已成為一個相當完備的教學研究部門。俞大紱把全部心血傾注于農學院的建設和發展。他積極爭取經費，盡力為農學院師生提供良好的教學和科研條件。對于基本建設，從初期規劃到具體落實，他都親自把關。1949年，北京大學農學院、清華大學農學院、華北大學農學院合并成立北京農業大學，因為北京大學農學院辦學條件最好，388名教職工，627名學生得以齊聚羅道莊，開始了新中國成立后新的創業發展階段。
四、辦學思想影響深遠
俞大紱在中國農業大學發展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為弘揚他的辦學思想，激勵后輩晚學，2011年，中國農業大學專門舉辦俞大紱誕辰110年專題紀念圖片展，出版紀念文集等系列活動。其辦學理念對今天中國農業大學乃至中國高等農業教育事業發展仍有積極深遠的意義，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確立高等農業教育目標
俞大紱60多年前就倡導高等農業教育充分結合“三農”需要，為農業、農村、農民服務。在中國農業大學前身北京農業專科學校大門上鐫刻的“教民稼穡”四個大字，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農大人。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國家積貧積弱，俞大紱提出“學農不要再懷著經營私有田莊的迷夢”，要求教師、學生“走出狹小的實驗室，去接觸廣大的農民，將所學的專長貢獻給他們，了解農民的需要，設法幫助農民解決問題”。為更多的人群謀求生活的改善，這才是高等農業教育的目的。立足“三農”，服務“三農”，“為中國之農業科學獨樹一幟在世界學術界上爭逐也”。雖然已經過去了近70個年頭，但這正是當下高等農業教育事業發展的靈魂和農業高校辦學的立足點所在。2005年，中國農業大學百年校慶時提出“解民生之多艱，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訓;近年來，各高等農業院校鼓勵師生“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這些都是俞大紱辦學思想的傳承和發揚。
(二)博采眾長理實并舉培養人才
俞大紱不僅在學科系別設置上重視基礎理論課程與實踐應用課程的緊密結合，在人才培養的各個方面都是圍繞這一思想展開的。農學院初建時期，俞大紱千方百計購到各專業經典理論書籍和成套期刊。北平解放前夕，他親自指揮用馬車轉到良鄉解放區。北平和平解放，又運回了羅道莊。當時在圖書館工作的凌崇秀講到:“以后這些珍貴的書刊，成為師生歷年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這在其他農業院校中也是不多見的。”［6］俞大紱以身作則，博覽群書。他的學生陳策回憶，俞大紱曾風趣地說:“植物病理學是在吸收其他學科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許多研究方法是從其他學科‘偷’來的，啟發學生研究問題要視野開闊，了解相關學科的發展，從中吸取有用的知識和方法。”農業教育應該注重教學、科研與實踐相結合，聯系農業生產實際。俞大紱親自為本科生講授植病與防治、農作物病害等課程，帶動植物病理系教師組織每周一次植病討論會，參加人員為全系教員和三年級以上學生，討論植物病理研究中的實際問題，這些課題都是當時中國最前沿的。他每年都會抽出時間到發生植物病害的田間親自采集病株、研究病害，在他親身示范下，學生每年都在教師帶領下到農場實習，在實踐中解決問題，增長服務“三農”的本領。
(三)準確定位大學校長的職責
20世紀80年代，北京農業大學校史編寫組采訪俞大紱，他把自己的辦學思想簡單歸結為:聘人和找錢。縱觀現代西方大學，校長的主要職責也無外乎是聘人和找錢。俞大紱早年曾留學美國，他的西方教育經歷使他認識到舉辦高水平大學，就是要解決好聘人和找錢的問題。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經費投入日趨多元化，人才競爭趨于白熱化，大學、大師、大樓之爭不絕于耳。俞大紱先生精辟的思想論斷，對于今天的農業高校乃至今后的大學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蘇雅澄 李茂茂 蔡遠淵 王玉斌 單位：中國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