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兩國金融發展的比較：數據分析
本文所有估算的數據均來自世界銀行的金融結構數據庫（２０１０年４月版），ＩＣＩ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ａｃｔＢｏｏｋ２００９，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９２—２０１１），中國金融年鑒（１９９２—２０１１），中國勞動統計年鑒（２０１１），中國期貨統計年鑒（２００９、２０１１），中國保險年鑒（２０１１）。本文主要借助金融結構數據庫比較中美兩國金融發展的相關指標，同時還參考了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０）［１］與Ｂｅｃｋ＆Ｆｅｙｅｎ（２００８）［２］關于金融發展的相關指標。為了使本文的比較有較強的可比性，在金融發展指標的選擇上我們主要采用了國際上通用的金融發展指標，根據本文分析的目的以及中國的數據可得性和國情，我們對眾多指標適當地做出了調整和取舍。
一是銀行存款／ＧＤＰ。該指標是金融中介規模的絕對指標，度量存款貨幣銀行的規模和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中國銀行存款占ＧＤＰ的比重從１９９２年樣本初期開始就幾乎呈單邊上漲趨勢，且持續高于美國，然后在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開始走平，其峰值在２０１１年達到了１８１．４％，這說明中國存款貨幣銀行在國民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相對而言美國的銀行存款對ＧＤＰ走勢要平穩得多，先是從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略微下降（６３．９％～５６．３３％），之后緩步上升，并在２００９年的達到最高點８３．１％。
二是私人信貸占ＧＤＰ的比率（存款貨幣銀行對私人部門的貸款占ＧＤＰ的份額）。該指標目前是國際上通用的反映一國金融發展狀況最重要的指標，這也是衡量金融中介主要活動的指標。這一指標把金融中介的發展規模與金融深化區別開來，強調金融中介的發展規模并不代表有著同樣高的金融深化程度。Ｄｅｍｉｒｇｕｃ－Ｋｕｎｔ＆Ｌｅｖｉｎｅ（２００１）曾使用過這一指標來衡量一國的金融發展程度，而Ｂｅｃｋ＆Ｆｅｙｅｎ（２００８）則把私人信貸／ＧＤＰ確定為核心的金融發展指標之一。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的私人信貸數據由于可得性的問題只包含了銀行對非國有企業的短期貸款，不過這并不會影響我們的分析，因為中國私人借貸的總量很小且在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間，中長期貸款與國民總收入的比率年均增長９％，短期貸款與國民收入的比率則出現了年均３％的負增長。這些都說明私人信貸占ＧＤＰ的比率很小。中美兩國在這一指標上出現了巨大的差異，美國私人信貸市場的發展程度大大高于中國，當然首先這和兩國的所有制形式有著直接的聯系，另外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雖然近年來中國私營經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但是中國的私人信貸占ＧＤＰ的比率一直很低。如１９９２年中國的私人信貸只占ＧＤＰ的０．２５％，而美國則占４７．４８％；２０１１年中國私人信貸／ＧＤＰ的比率為２．４％，雖然絕對倍數增長很快，但相對于ＧＤＰ的總量仍然十分的低。這意味著中國的金融雖然發展很快，但金融深化的程度其實并不高。
三是存貸利差。兩國存貸利差的比較也是衡量金融發展的一個指標（Ｒａｊａｎａｎｄ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３］）。存貸利差越低，意味著金融業的競爭程度越高，或者說金融業的效率及金融發展水平越高；反之，利差水平越高，則意味著金融業的效率及金融發展水平越低。中國存貸利差由流動資金貸款一年期利率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測算得到，美國的存貸利差由短期主要貸款利率與儲蓄存款利率測算而來。中國的存貸利差僅在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８年兩次金融危機時短暫下降，總體呈上升趨勢，并維持在３％以上，從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１１年，美國的存貸利差平均為２．４，低于中國，說明利率市場化的美國，銀行業競爭更加激烈，美國銀行業的效率更高。
四是證券市場總市值／ＧＤＰ。該指標同樣也是度量一國金融發展的指標。根據這一指標，中國的金融發展水平仍然較低，美國證券市場總市值／ＧＤＰ之比大大高于中國。該比率在樣本初期（１９９２年）中美分別為ＧＤＰ的３．８％和６８．４％，相差近２０倍。美國證券市場總市值／ＧＤＰ在２０００年峰值時達到了ＧＤＰ的１６３％，雖然中國該指標同期也達到了１８％的局部最大值，但是同美國相比仍然存在近１０倍的差距，但是２００６年開始中國的比值上升較快，２００７年達到了１３７．７％（相對于美國的１４３．７％）。兩國的該指標都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次貸危機后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兩國在證券市場總市值／ＧＤＰ的指標上存在較大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并沒有全流通，另外，中國２００８年股市的大幅下挫導致了證券市場總市值／ＧＤＰ出現大幅下挫。
五是一國股市的股票交易總值與ＧＤＰ的比率。這是衡量一國股市活躍程度最重要的指標之一，該指標也可以很好地度量一國國民收入向股市傾斜的程度。中美兩國股市活躍程度有明顯的差距，用股票交易總值與ＧＤＰ的比率衡量，兩國股市活躍程度在２０００年時差距最大，相差５．４２倍（０．６０２比３．２６３），差距最小的年份是１９９２年，相差僅為２９．１１％。這意味著，中美兩國股市活躍程度的差距在拉大。六是私人債券／ＧＤＰ。這是Ｂｅｃｋ＆Ｆｅｙｅｎ（２００８）確定的金融發展的核心指標之一。這里的私人債券指的是由金融機構或是企業所發行的本國私人債券。從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１１年，雖然中美兩國的私人債券／ＧＤＰ之比都處于上升的狀態，但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差距卻逐步拉大，這意味著中國的債券市場發展處于落后狀態。１９９２年，中國私人債券總量只占ＧＤＰ的２．９７４３％，美國則為７３．２７％，到２０１１年，雖然中國的私人債券／ＧＤＰ之比上升到２１．１％，但美國卻上升到更高的１４０％。一般而言，發達的經濟體往往有較高的私人債券／ＧＤＰ比率，而公共債券／ＧＤＰ的比率則較低。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往往會流向更有效率和回報更高的私人投資領域，中國私人債券／ＧＤＰ之比過低的現實說明中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值得注意的是，與中國私人債券／ＧＤＰ之比過低不同的是，中國公共債券市場總值／ＧＤＰ之比卻很高。公共債券市場總值／ＧＤＰ之比也是Ｂｅｃｋ＆Ｆｅｙｅｎ（２００８）提出的核心金融發展指標之一。這里的公共債券是指一國政府在本國所發行的債券。相關數據顯示，中國公共債券市場總值／ＧＤＰ之比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而美國卻處于下降趨勢。中國公共債券的迅猛發展和私人債券的發展滯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一現象說明：中國越來越多的資源被配置到公共部門。
基于以上的比較分析，我們有以下一系列發現：（１）從間接融資的情況來看，中國金融中介的發展程度相對于經濟規模很高，銀行存款／ＧＤＰ明顯高于美國，但是，中國金融中介的規模雖然大，但是金融深化程度卻不高，這主要表現為私人信貸／ＧＤＰ比率相對于美國而言極為低下；（２）從直接融資的情況來看，中國的金融發展指標在各個方面都顯著落后于美國，且金融市場的結構不盡合理。
二、宏觀性收入分配和居民的個人收入結構的中美比較
導致中美兩國金融結構及金融發展水平存在重大差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效地實現中國金融結構的合理化并推動中國金融的進一步發展？這是本文研究所要解決的問題。國外學術界曾對造成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及金融結構不同的原因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目前流行的觀點認為，導致各國金融發展水平及金融結構不同的主要因素是經濟發展水平、法律制度、產權制度或政治制度的不同［４－６］。但是，從“金融”的實質來看，“金融”是收入大于支出的經濟主體將自己多余的收入借貸給收入小于支出的經濟主體，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決定“金融”活動或金融發展的因素應該是人們的收入分配狀況。本文將從收入分配這一新的角度深入分析中美兩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對中美兩國金融發展的影響，以便獲得新的發現。
收入分配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或層面進行分析，如宏觀收入分配（即國民收入在居民、企業及政府部門之間的分配）、微觀收入分配（即國民收入在居民之間的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即國民收入分配中各生產要素根據其對生產貢獻的大小所應得到的收入份額）以及居民的個人收入結構，等等，但限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主要從中國的宏觀收入分配及居民的個人收入結構這兩個方面來探討中國的收入分配對中國金融發展的影響。要準確觀察中國的宏觀收入分配狀況，必須深入分析作為ＧＤＰ核算補充和延伸的資金流量表。資金流量表從資金運行的角度描述了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過程，其可支配總收入結構反映了加進財產收入及進行收入再分配以后所形成的宏觀收入分配結構。為此，本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的資金流量表中的實物交易相關數據和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數據庫中的有關數據，整理出中美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各部門再分配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反映出兩國的宏觀收入分配狀況。
中美兩國的宏觀收入分配呈現如下特點：（１）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中國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在５７．１１％和６９．２９％之間，大大低于美國，美國的這一數值均在７２．７４％以上，最高值為７５．２７％；（２）政府部門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在１７．１５％和２４．０６％之間，大大高于美國，美國這一數據在１１．７７％和１６．６１％之間；（３）中國企業的收入在再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也明顯高于美國，中國這一數據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別為１３．３３％和２１．７９％，美國這一數據的最低值和最高值分別為９．７６％、１４．２７％。本文還發現中美兩國居民的個人收入結構狀況存在以下差異：（１）中國居民勞動者報酬占ＧＤＰ的比重較低，由１９９７年的５６．０２％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４８．９８％，２００５年美國勞動者報酬占到ＧＤＰ的５６．４％；（２）從居民財產性收入情況看，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一直較低，而且呈下降趨勢，２００５年還不足２％，而美國居民部門２００５年財產性收入達ＧＤＰ的１２．２％，大大高于中國。而且，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中有９０％以上來自利息，而在美國居民部門的財產性收入中，來自公司的紅利收入占３０％以上，等等。可見，中國居民部門的收入主要依靠勞動者報酬，財產性收入很少。
三、收入分配與金融發展：基于中國各部門資金運用情況的分析
為深入分析中國的宏觀收入分配和居民的微觀收入分配結構對金融發展的影響，本文試圖通過《中國統計年鑒》中資金流量表中的金融交易的相關數據來觀察中國居民、政府和企業三大部門的資金運用情況，以此判斷中國的收入分配對中國金融發展的影響。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于中美兩國的國民經濟核算的體系不同（中國是ＳＮＡ體系，而美國是ＮＩＰＡｓ），不便于直接比較，因此，這里本文將對應中國的金融發展相關指標，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資金流量表中的金融交易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０年數據，來分析中國居民、政府和企業三大部門的資金運用情況。可以觀察到中國非金融機構部門、金融機構部門、政府部門、居民部門金融交易的具體特點如下：（１）對于中國的非金融機構部門而言，資金運用最主要的方式是存款，１９９７年占到所有資金運用的７２％，２００２年更是達到１０５％；（２）中國的政府部門在金融交易中的資金運用情況也相對簡單，存款是其最主要的運用形式，特別是在２０００年以后的觀察年份中，占比均超過了９０％；（３）中國金融機構部門的資金運用主要集中在貸款上，其中貸款在２００２年更是占到所有資金運用的５６％，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則分別下降到３６％、３１％，但２０１１年又回升至４３．１％；（４）中國居民部門的資金運用主要由通貨和存款構成：１９９７年，通貨和存款占中國居民部門所有資金運用的比率高達７８％，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５年則為７９％和７７％。當然，也要看到的是，由于中國股票市場的發展，中國居民部門的資金運用中也有相當部門用于投資于證券。在居民部門的資金運用中，證券占比在１９９７年時高達２０％，但以后則大幅下降，總的來看，中國居民部門的資金運用主要由通貨和存款構成。基于以上數據，本文大膽推測，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對中國金融結構及金融發展的影響可能是通過影響中國各經濟主體（包括居民、企業和政府等）的支出，或者說是通過影響經濟主體的消費、儲蓄及投資活動進行的。具體分析如下：
（一）中國的收入分配與中國的銀行存款／ＧＤＰ中國的銀行存款／ＧＤＰ過高與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有相當的關系，這是因為，由于中國政府部門及企業部門的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高，而政府部門及企業部門的資金運用主要是存款，因此，這就導致中國的銀行存款／ＧＤＰ較高。同時，由于中國居民部門的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低，再加上因中國的產權制度存在缺陷，中國居民的投資風險較大，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居民為了保險起見往往只得將收入以銀行存款的形式持有，這也導致中國的銀行存款／ＧＤＰ較高。此外，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來源單一，且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這導致居民往往不得不通過維持較高的銀行儲蓄來預防各種市場及社會風險，從而導致中國的銀行存款比率高企不下。由此可見，中國的銀行存款／ＧＤＰ過高與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有相當的關系。
（二）中國的收入分配與中國私人信貸／ＧＤＰ及私人債券／ＧＤＰ中國私人信貸／ＧＤＰ比率及私人債券／ＧＤＰ比率過低可能與中國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低有關。這是因為，由于中國的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低，因此必然導致私人企業不發達，再加上在中國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對私人部門的信貸風險大大高于國有部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金融機構對私人企業的貸款比率必然十分低下，結果自然就導致中國私人信貸／ＧＤＰ的比率過低（中國私人債券／ＧＤＰ比率過低的原因也源于此）。而在美國，由于居民部分的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較高，因此導致私人企業十分發達，這一現實就決定了美國私人信貸占／ＧＤＰ比率及私人債券／ＧＤＰ比率都必然較高，等等。這一現實再次說明，一國的收入分配狀況對一國的金融結構及金融發展會起著重大的影響作用甚至有可能是決定性的作用。
（三）中國的收入分配與中國的銀行集中度及存貸利差中國目前的銀行業之所以由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且銀行業的競爭程度大大低于經濟高速增長及轉型時期的日本，除了與中國的制度因素（包括以國有制占主導地位的制度規定以及金融業還沒有對內實現市場化等）直接有關以外，可能也與中國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較低及由此導致的中國私營企業不發達，以及政府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較大有關。這一方面是因為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較低及私營企業不發達，再加上制度的約束的情況下，民營銀行事實上也很難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政府因財力雄厚而能夠為國有銀行大量地補充資本、提供擔保及分擔風險，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國有銀行的壟斷優勢。同時，在這種壟斷的市場結構下，存貸利差就不可能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不斷降低，可見，中國的利差過大也與中國的收入分配有相當的關系。
（四）中國的收入分配與中國的公共債券／ＧＤＰ與私人債券／ＧＤＰ比率過低的情況相反，中國公共債券市場總值／ＧＤＰ比率卻較高且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這一狀況可能與中國政府部門的收入在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較高有關。這是因為，由于中國因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低而導致私人企業不發達，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也只有公共債券市場才能得到較快的發展。可見，中國公共債券市場總值／ＧＤＰ比率較高且處于不斷上升趨勢與中國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低有很大的關系。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國的企業有許多是國有企業，而這些國有企業的收入事實上也可歸于政府部門。如果將這一點考慮進來，則這一結論就更為可信。
（五）中國的收入分配與中國上市公司流通市值／ＧＤＰ比率與美國相比，中國上市公司流通市值／ＧＤＰ的比率過低，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來看，這一現象也與中國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低有很大的關系。這是因為，由于居民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過低，因此，居民投資于股票市場上的資金就必然不足，結果就自然導致中國上市公司流通市值／ＧＤＰ的比率過低。此外，中國居民部門對股權和債權的資金運用波動過大。這種波動顯示出了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少，因此缺乏多余的資本進行分散化的投資，等等。可見，居民的收入分配狀況會通過影響居民的資金運用狀況進而影響到一國的金融發展，這又一次充分證明，收入分配會對一國的金融結構及金融發展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一國的收入分配結構是影響一國金融發展的極為重要的因素。這是因為，各個部門（包括政府、企業及家庭部門等）對金融資產的支出“偏好”的不同，因此，如果一國的收入分配結構使得各部門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則該國的金融資產總量及其發展程度也就會有所不同，或者說，一國的收入分配結構會對該國的金融結構及金融發展產生重大的甚至可能是決定性的影響。基于以上這一重要結論，本文提出一個新的重大政策建議：中國下一步要真正推動中國金融結構的不斷完善，并進而刺激中國金融的有效發展，中國政府除了應在不斷完善政府的政策措施、不斷健全法治以及不斷增加金融機構的種類或擴大金融市場規模等方面繼續努力以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途徑就是要大力改善中國的收入分配狀況。為此特別建議：中國政府應該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市場化改革，以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不斷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此外，政府還要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以不斷豐富居民的收入來源并不斷完善居民的收入結構，等等。相信這些舉措將會真正地推動中國金融及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作者：江春 江鵬 蹇娜 單位：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伯明翰大學商學院 中國人民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