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通識教育的必要性
美國著名法學家霍姆斯早就說過：“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然而，一個把法律當做公共課、只花上五六十個課時去學習的學生，能在課堂上學到什么？法學是一門專業的體系化的學問，非法學專業學習的學生需要具備法律的知識嗎？對于經濟管理人才來說，又有什么作用呢？對于這些問題直到我讀到《刑法的根基與哲學》一書，才真正得到了這些問題的答案。西原教授專就學習法律的意義，做過一次演講。對于法律教育的意義，西原教授也有過深入的思考，他的結論是，“即使將來不做法律人士，法律教育的價值也是不可低估的”。“無論今后是否成為狹義的法律家，在大學里學習法律學的意義，都是完全一樣的，而且必須是一樣的”。至于其原因，西原教授說：“法律家、法律專家就是解決糾紛的專家……但真正需要煩請這些人出馬的，只是紛爭中極少的一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在各自的社會環境中，被用適當的方法解決掉了。”這種適當的方法，雖不僅限于法律，在日益復雜、專業、多元化的現代社會里，成熟的、具體的、可操控的法律制度解決糾紛是最重要的途徑。因此，“如果具有法律制度方面的知識，紛爭就比較容易解決，這是事實。”
教授舉了一個案例，假如一個五歲的孩子騎自行車把某人弄傷了，傷者找到孩子的家長，要求賠償。家長這時候要不要賠，假如沒有法律知識，這是一個令人犯難的問題。又倘若受害人也有一定程度的過錯，那么應該賠償到什么程度，就更是一個容易引起紛爭，必須具備適當的法律知識才能圓滿解決的難題了。這樣的問題，以中國舊傳統的觀念，只需互讓互諒，各退一步，便可適當解決。可惜現代人的權利意識強烈，不分個是非曲直是不會罷休的。倘若這時候雙方都掌握些“法的思考方法”，同時都掌握一些法律糾紛解決常識，就能以和平方式達成妥協，而且也能避免類似的爭執再次發生。總而言之，法律教育作為通識教育，恰恰正是我國當今走向現代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社會所必不可少的教育科目。
二、法的思考方法的教育
綜上所述，法律通識教育對于解決彼此之間的沖突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日常生活是萬般復雜的，單靠熟悉一兩個部門的法條，肯定是不能恰如其分地應付的，這時候“法的思考方式”的學習就不可或缺了。所謂“法的思考方式”是“將相互對立的利益進行比較衡量后得出結論”的方法，它教人清晰地分析問題，有條理地解決問題，“經過一定的邏輯順序來考慮問題，而結論又能與人們的常識相一致。”若要準確界定這種解決糾紛的方式，須得將其與中國傳統做法相比較。社會正義的實現，在中國多是從冤冤相報中獲得，我們不習慣以一種和平的、雙贏的方式協調人與人的爭議。傳統上也有那種解決爭端的官紳里正，但他們解決爭議的方法，是循著“與人無爭”“使民無訟”的路徑，并非在承認人類合理利益訴求的基礎上，尋得一個雙贏的解決方案。而“法的思考方式”則是教我們尊重任何人的利益追求，在雙方或多方利益最大化的共贏原則下合理實現利益訴求。古羅馬時期的正義女神，一直是西方法律人的象征，她最能表現法的精神，女神一手拿著秤，一手握著劍，雙眼被緊緊蒙上黑布，這些就是實踐“法的思考方法”的輔助：蒙眼是為了不偏不倚，拿秤是為了互相平衡。這種法的思考方式，不單適用法律人，即便是普通民眾，也會從中獲益。有人殺了別人的家人，有人燒了別人的房子，以法的思考方式來看，固然應該把受害的家屬當做自己的家屬，也應該把受害人的憤怒當做自己的憤怒。但是大家也應該追問，殺人犯、放火犯為什么有這么過激的舉動，存在什么樣深仇大恨讓他如此心狠手辣，是不是從小得不到父母關愛，是不是在迫害歧視的環境中長大，還是由于受害人對他及其家人做出過令人發指的虐待。
這些必須充分考慮到原被告雙方的訴訟理由，以此來做一個公允的裁斷。這就是法的思考方式。其實，不僅在處理爭執中，需要法律的思考方法，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法律的思考都有其優勢。小到學業發展，大到國家大事，粗至戀愛交友，細至個人修養。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應該鼓勵抗爭，還是號召促進改革，這雖然需要政治學關于理想政體的知識，但如果不能冷靜、理性地對相互對立的選擇方法做細致的比較衡量，就很難得出一個理性的方案。甚至個人的人生規劃是學習法學，還是學習經濟學；是多讀書，還是多實踐；是先讀書，還是先工作。這些問題，也可以運用法律上的利益衡量的方法，兼顧各方因素，做一個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方案。至于修養、交友，倘若作如上的思考，相信比那些不假思索，僅憑感覺的做法，來得更有效。
三、再創造性教學方法
要達到再創造性教學這樣的境界，教師要著重培養學生分析相互沖突的利益的能力，為此教師首先要培養學生洞察事物發展的規律，深入理解法律之所以如此規定的原因，這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刻板的法律，了解法律的真正目的、現實價值，使人發自內心的守法，另一方面也給人批評立法、參與法律的解釋和修訂提供了機會。這是法律學習的關鍵一步，但往往被許多法律通識課的教師所忽視，他們認為，這么艱深的道理，一般法律系的學生都聽不懂，何況僅用三五十個課時來學習法律通識課的門外漢。其實這是一種偏見，也是一種誤解。哈佛大學的桑德斯教授開設的公正課，有一千多個人聽課，這其中有幾個人學習過法律、哲學，他們能夠津津有味的聽進去，關鍵在于教師，在于教師的教授方法。在法學通識教育中，教師必須在兩方面下功夫。第一，要熟悉法律發展史。一堂好的授課，就是一場語言藝術表演，語言藝術最要緊的就是幽默和風趣，沒有趣味，沒有情節，課堂不易生動，同學很難專注。法律課要講故事，要從立法史入手。第二，是跟進社會新熱點。現實中發生的國內、國際政治事件、經濟問題、倫理困境、道德弊病，都是上課時可用的教學案例。當然，如果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法律爭訟，那就更好了。
比如前幾年的許霆案，它對于討論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法律的目的、法律與民意都非常有效。對社會熱點案例的討論，既可增加課堂的活躍性，又可發揮“再創造型教學”的功能，可謂一舉兩得。所謂的“再創造型教學”，是一種發現式的教學，在這種教學方法下，老師不提供既定的解題思路，讓學生親自動手解決現實問題。弗賴登塔爾最早提出這一方法：“學一個活動的最好方法是做……通過再創造所獲得的知識和能力，要比以被動方式獲得者，理解得更好也更容易保持。”弗賴登塔爾說的雖是數學教學，其實也適用于任何知識的教學。數學這么精確的知識都講創造，講不同，孰論法學。數學是應用科學，法律也是。法律是要解決社會上各種沖突和糾紛的，解決的方法很多種。上面提到的桑德斯教授在開講公開課《公正》時，并沒有從古羅馬、古希臘的哲學家的思想說起。而是例舉了一個聚訟紛紜的倫理上的難題，說是２００４年颶風“查理”襲擊佛羅里達，奪去了２２條生命，和百億美元的財產，也引起了佛州境內所有物品價格的大幅飆升，佛州政府動用《價格欺詐法》處罰了多家大型商店，才遏制了類似現象的發生，這一事件和政府的對策引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公共討論。
桑教授讓學生們參與討論，有的人從居民生活方面來看問題，有的人從經濟學的觀點談感受，觀點千奇百怪，異彩紛呈，教授也沒有給出任何絕對標準的答案，而是從中提煉出３種不同的思考方式，一是福利主義的，一是自由主義的，一是德性倫理的，來說明不同的思考方式，如何決定著人們對趁機漲價的行為的看法。雖然學生們在討論案例時，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價值觀念的來源，他們懷抱一種觀念，或者多種觀念，甚至是多種相反的觀念，并不一定是受到某位哲學家的啟示，而恰恰是習慣使然，但是在桑教授的追問，質疑，辯駁之下，這種矛盾、乖戾一一暴露，每一個學生經過激烈的思想交鋒獲得的知識，豈是獨角戲式的講課方式可以得到的，這大概就是蘇格拉底的教學方式———“產婆術”吧！
四、結語
法律通識教育不僅可行，而且必要。因此，無論你是否專攻法律，在處理人際糾紛、解答人生問題等都可以在“法的思考方式”的學習中受益，而“法的思考方式”的教育，也必須綜合利用情境體驗、質問、辯駁、發現等教學手段，方能有所成效。
作者：駱正言 單位：江蘇開放大學公共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