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的理性主義
我們看到，無論是自由主義（理想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傳統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在研究范式上，都共同遵循理性主義的觀察視角。這種共同表現為都強調國際社會的實質是處于無政府狀態，國家是理性的并且是基本的國際行為主體；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與生俱來就有著明確的行為目標，即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要達到這一目標，國家必須采用合理、明智的手段和措施，既能做到成本最小、獲益最大，同時又能使行為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圍之內。這樣，我們可以把理性主義研究范式的運行機理歸納為一個比較簡約的公式：由于國家是處于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中的理性的基本的行為主體，所以要實現其利益（如道義、福利、權力、安全等）的最大化，就必須實行集體安全互相保護、創設國際制度進行合作、占有權力維持均勢、增強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實行自助。從此我們可以獲得一個解釋國際政治現象的思路，就是國際政治現象產生的原因都應從國家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各類行為中去尋求，戰爭與和平、國際沖突與合作、國際組織、國際制度、國際規范等都可以歸結為國家間互動的產物。
二、曼瑟爾•奧爾森的集體行為邏輯
曼瑟爾•奧爾森一生執著地研究集體行動問題：為什么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的理性結果？他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出版以前，社會科學家往往想當然地假設：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共同利益采取集體行動。例如，住在同一幢樓里的人們會提供公共樓道的照明；持同一公司股票的人會齊心協力扶持該股票價格的上漲；消費者會組織起來與不良生產商和銷售商作斗爭；同一國家的國民會支持本國貨幣的堅挺；全世界無產者會緊密聯合共同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然而奧爾森發現，這個貌似合情合理的假設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現實的情況是，很多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并沒有產生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相反地，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極其有害的結果。為什么呢？他發現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例如，由于罷工的勝利，工人們獲得加薪，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但是，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的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車者的祖師爺。南郭先生本來不會吹竽，卻混進了宮廷樂隊。雖然他實際上沒有參加樂隊合奏這樣一個“集體行動”，但表演時毫不費力的裝模作樣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國王獎賞這個集體行動的成果。奧爾森因此得出了一個結論：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集體人數越多，產生集體行動就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就越強烈，搭便車的行為也越難被發現。“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的故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兩個和尚抬水喝”是體現了集體行動的成功，而“三個和尚沒水喝”則體現了集體行動的失敗。從“二”到“三”，由成轉敗的變化，關鍵在于集體人數的增加。經過調查和分析，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種條件是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獲得的利益越多，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如三個和尚中有一個和尚特別地喜歡喝水，而其他兩個和尚平時是很少喝水的，那么特別喜歡喝水的和尚挑水給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對稱性在國際社會的集體行動中比較經常地出現。如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的影響很大，因此日本積極出錢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北約能給美國安全帶來很大利益，因此美國愿意負擔高達７０％的北約經費。另一種條件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為了獲得更多的捐款通常會采用正向激勵的手段。如購買慈善演出的門票可以觀看別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獲得贏取獎品的抽獎機會，等等。其他正向激勵的存在也能夠促進集體行動的產生，如三個和尚中的那個小和尚也許就不會介意天天下山去挑水，因為也許他想借機偷偷看一看常常在河對面洗衣服的那個漂亮的鄉村小姑娘。與此類似，美國勞聯產聯領袖組織工會運動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們個人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資源，與勞資談判獲得的直接利益反而關系不大。反向激勵則是懲罰搭便車者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分享集體行動的成果。例如，許多國家的工會將勞資談判的范圍限制在工會會員范圍內，這樣就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經過斗爭而爭取到的加薪或其他優惠待遇。
三、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
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個人在參與政治活動時也是以成本—收益分析為依據的，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如選民參與政治活動的一種主要形式是投票，選民在選票箱前的行為與其在市場中的行為并沒有本質區別，他只會投票給那個可能給自己帶來最大好處的候選人，但當參與投票的成本過高，期望中的收益與為此付出的代價不成比例時，他可能會放棄參與投票。同樣，政治家在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中，公共利益也并不是他的最高道德準則和取向，他首先考慮的是個人利益的得失，是個人的權力、地位、威望等等，公共利益只是其意愿的一部分。擔任政府公職的是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以通過分析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分析和理解。在民主社會中政府的許多決定并不能夠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在布坎南看來，政治過程與經濟過程一樣，選民與政治家之間、公民與國家（政府）之間的互動本質上就是利益的交換，只不過政治市場上交換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像契約、協定、規章、條例、公正、安全這樣的公共物品。而且政治交換通常不是個體之間的交換，而是集團（如利益團體或政黨、政府等）之間的交換。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對公共物品的維護、管理和分配需要經過集體決策，這一集體決策的過程就是公共選擇。而作為由一個個官員和政治家組成的政府并非永遠代表公共利益，他們的理性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政府行為容易造成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值得強調的是，與市場相比，政府對公共物品的提供具有壟斷性，公眾無法用退出的方式進行對抗，對其的監督也倍感非常之困難。此外，布坎南還分析了現代民主政治的經濟后果，就是選民要求提供公共福利的壓力使得政府不斷擴張財政，造成赤字。
四、用博弈論分析國際沖突與合作
博弈論的基本假設就是行為主體是理性的、自私的、短視的，目標是個體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心思想是將具有自主利益的行為體設定為理性行為者，假設他們在給定的規則條件下，在預測其他參與者行為取向的基礎上，對自己的行為類型（如合作、背叛等）將獲得的結果進行得失比較，進而決定采取哪一種行動策略。借助博弈論，現實主義者在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對大國沖突與對抗問題、自由主義者在８０年代對國家合作問題分別進行了有力的戰略分析和理論演繹。
（一）研究國際關系中的沖突問題
謝林用“斗雞博弈”模型分析了古巴導彈危機（又稱加勒比海導彈危機）。假設有甲乙兩人狹路相逢，那么每個人有兩個行動選擇：一是退下來，一是進攻。結果有四種：第一種，甲方退下來，乙方沒有退下來，乙方獲得勝利。第二種，甲方退下來，乙方也退下來，雙方打個平手。第三種，甲方沒有退下來，乙方退下來，甲方獲得勝利。第四種，兩人都前進，結果兩敗俱傷。這樣的博弈被稱作斗雞博弈，在西方看來，雞是膽小的象征，斗雞博弈指在競爭關系中，誰的膽小，誰先失敗。二戰結束后，以美蘇為核心形成了兩大敵對陣營。１９６２年，赫魯曉夫偷偷地將導彈運送到加勒比海上的島國古巴（蘇聯的盟友，美國的敵人）。蘇聯采取這一行動的目的是打算將導彈部署在美國的眼皮底下以對付美國。然而蘇聯的這一“偷偷”行動還是被美國的Ｕ－２飛機偵察到了。時任美國總統的肯尼迪因此對蘇聯給予了強烈譴責同時發出嚴重警告，而赫魯曉夫卻矢口否認蘇聯的圖謀。在掌握了大量確鑿的證據后，美國決定對古巴實行軍事封鎖行動，先后派遣了艦艇、空軍及航空母艦，并集結了登陸部隊，戰略空軍部隊進入戰備狀態，擺出了一副應付突然事變，對古巴采取行動的架勢。美蘇之間的戰爭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蘇聯面臨著是將導彈撤回還是堅持部署在古巴的選擇，美國面臨著是挑起戰爭還是容忍蘇聯的挑釁行為的選擇，這兩只“大公雞”都在考慮采取進的策略還是退的策略。一旦開戰，結果當然是兩敗俱傷，而誰先退下來誰就不光彩。歷史事實是：在美國正確的軍事與外交策略的攻勢下，蘇聯不得不將導彈從古巴撤了下來，做了丟面子的“撤退的雞”。美國做了“不退的雞”。當然，為了給蘇聯留一點面子，同時也擔心蘇聯堅持不退而發生美蘇戰爭，美國象征性地從土耳其撤離了一些導彈。這就是美蘇在古巴導彈危機事件上的博弈結果。對于蘇聯來說，退下來的結果是丟了面子，但總比戰爭要好；對美國而言，既保全了面子，又沒有發生戰爭。拉帕波特和查馬將“囚徒博弈”模型應用到美蘇軍備競賽問題上。“囚徒博弈”講的是警方逮捕甲乙兩名嫌疑犯，但還為找到足夠的證據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把兩名嫌疑犯分開囚禁，向他們提供以下相同的選擇：如果一人認罪并檢舉對方，而對方保持沉默，認罪者將獲釋，沉默者將被判１０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則都將被判半年。若二人互相檢舉，則都將被判２年。這兩名囚徒應該怎樣選擇才能將自己的刑期縮至最短呢？由于是被分開監禁的，所以兩個人不能知道對方的選擇；而即使他們有機會溝通，彼此還是未必能夠充分相信對方的選擇不會出現變化。因此，就個人的理性選擇而言，檢舉對方所得的刑期總比沉默要來得短：若對方沉默，背叛會讓我即時獲釋，所以我會選擇背叛；若對方檢舉我，我也要檢舉對方才能得到較短的刑期，所以我也會選擇背叛。這樣一來，這場博弈中唯一可能達到的納什均衡就是雙方都檢舉對方，結果兩人都將被判２年。這場博弈的納什均衡顯然不是顧及團體利益的帕累托最優解決方案。以團體利益而言，如果兩個囚徒都保持沉默，兩人都只將會被判半年，團體利益更高，比兩人都檢舉對方、被判２年的情況較佳。但根據以上假設，二人均為理性的個人，且只追求自己個人利益。均衡狀況會是兩名囚徒都選擇檢舉對方，結果二人判決均比合作為高，團體利益較合作為低。這就是“困境”所在。在冷戰期間，美蘇兩個大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拼命發展武器，無論是原子彈、氫彈等核武器的研制，還是像隱形戰斗機這樣的常規武器的研制，雙方都不甘落后。這樣，兩國軍備競賽就相當于拍賣活動中的輪番出價，雙方都不斷地喊出更高的價格，如果一方沒有喊出更高的價格，即沒有在競賽中堅持下去，那么就意味著它之前在軍備上的投入沒有效果，而對方將贏得整個局面。但如果繼續競賽下去，一旦支撐不住，損失也就越大。１９９１年蘇聯的垮臺在一定程度上是軍備競賽的結果。蘇聯將整個力量放在軍備競賽上，而民用建設無法跟上，國力不濟，最終退下陣來。美蘇軍備競賽可以用囚徒困境來描述。兩國都有兩種選擇：增加軍備（背叛）或是達成削減武器協議（合作）。然而兩國都無法肯定對方會遵守協議，因此兩國最終會傾向增加軍備。
（二）研究國際關系中的合作問題
要用博弈論來解釋合作的發生，就需要打破簡單的、一次博弈的基本假設，引入重復的、多次博弈的概念。實際上，無限次重復博弈的原理及其背景下對合作過程中發生的問題的解決方法，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就為博弈論專家所共知，只是因為一直無法找到最先發現人而被稱之為民間定理。但早在１６世紀，如投桃報李、以牙還牙戰略就已經在社會生活之中流行了，而《圣經》中也有以眼還眼戰略。艾克斯羅德、奧伊等人對博弈論中背叛難題的解決方法是，發現理性行為主體對于報償結果的預期，即害怕招致懲罰。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博弈是重復進行的，在上一輪博弈中對一方的背叛行為可能招致在下一輪博弈中對方的報復這一點的害怕，促使行為主體在互動中約束自己的背叛行為。這就是報復戰略，在奧伊那里就是“未來的陰影”。而在基歐漢等國際機制論學者看來，國家間要實現合作僅僅依靠重復多次博弈和存在報復（互惠）的可能性并不足以保障。例如，一旦背叛者背叛的預期收益遠遠大于合作的成本的話，那么背叛仍然可能發生。基歐漢等人為了進一步解決這一問題，經過反復分析和研究，他們借鑒了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一些觀點和原理，認為不確定性、信息風險等的存在需要通過制度來化解。制度具有穩定性、可預期性等特點和優點。國際制度可以通過培育并強化互惠戰略的有效性來減少甚至消滅背叛行為，以增加合作發生的可能性。這樣，通過博弈論與制度主義的結合，形成了完整的利益—制度—合作的解釋模式。以闡發國家間合作為主要目標的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集中解決了信任困境即合作中的背叛這一難題，由此成為反駁現實主義理論關于合作難以進行這一觀點的基本依據。政治學中的理性主義研究范式擁有廣泛的影響，在當今的政治學中幾乎沒有未受到過它影響的領域。它拓寬了政治學科的研究空間和范圍，深化了對政治問題的學理研究，對政治學科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當然，這些并不代表著這種研究范式就是完美無缺的。它的最主要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所強調的理性尤其是物質利益的適用范圍的有限性。許多批評家都認為，經濟學的理性分析方法并不能適用于一切其他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人類行為。經濟學理性并不是個體的唯一屬性，個體并不只是理性的個體。韋伯就曾指出，人類有四類行為：習慣行為、情感行為、價值理性行為、工具性行為。理性行為只是其中一種。理性并不能解釋全部人類行為。實際上，經濟學的理性方法不能解釋其他不是以物質利益最大化為追求目標的非經濟行為，如公共選擇、公共政治行為、獻身行為、宗教意識形態行為、情感和血緣行為等。
作者：馬蘋 單位：遼寧大連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