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明王朝的晚期,田賦加派繁重,商稅、鹽稅、茶稅、礦稅等各稅橫征暴斂,軍政費用、皇室費用、祿賜等費用開支無度。官場腐敗,社會各方面矛盾日趨尖銳,征斂引發的斗爭遍及大江南北。崇禎十年(1637年)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時局動亂。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檢頒布了一道《罪己詔》,①詔文中寫道“……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②完正額又欲羨余。③甚至已經蠲免,④赤悖旨私征,才義繕修,⑤便乘機自潤。……”在崇禎皇帝頒布《罰己詔》后的第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就在農民起義的疾風暴雨中滅亡了。

1644年原局處東北,經濟和文化都比較落后的滿州貴族、地主階級政權,在鎮壓了明未的農民起義之后,入關遷都北京,取得全國政權而建立大清王朝。清朝初期規定正賦(正稅)以稅賦較輕的明朝萬歷時稅制為準,天啟、宗禎時加派的一律豁免;鹽稅也按明朝萬歷時舊規征收,把明末加在鹽稅上的新餉、練餉等加派都豁免了。清朝前期經康熙、乾隆兩帝勵精圖治,積極發展生產,著意開發邊疆,耕田、人丁都有了很大的增長,出現了史稱的“康乾盛世”。

然而到了清朝中晚期,政治日趨腐敗,官吏貪污成風,賄賂公行。一個上品位的官其貪贓可達數十百萬兩白銀,這些贓款哪里來,來自“上竊之國、下取于民”兩個方面。

巨額贓款一個人縱有千只手也是攫取不到的,只能是一大批依靠他庇護的貪贓者各以一部分贓款孝敬他積累而成,而這些貪贓者又是從更多的低一級貪贓者那兒分得而來。贓款“竊之國”來自財政,“取于民”來自百姓,但歸根結底都是壓榨人民血汗而來。當時的大詩人和思想家龔自珍有“國賦三升民一斗”的名句,對此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他一方面揭露了封建統治者上下同謀,對民眾進行殘酷的財政剝削,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封建官吏相互勾結、貪污勒索的財政積弊。客觀地說,清朝統治者本身也覺察到當時朝廷上下貪污腐敗之嚴重,只是封建專制的吏治已無力救治其因腐敗而至的滅亡命運。乾隆皇帝愛新覺羅弘力在其晚年的嘉慶七年(1802年)曾有御制罵廷臣詩:滿朝文武著錦袍,閭閻與聯無分毫?!⑥一杯美酒千人血,數碗肥羹萬姓膏;人淚落時天淚落,笑聲高處哭聲高;牛羊付與豺狼牧,負盡皇恩為爾曹。清朝中晚期各級官吏的侵蝕和貪污為數之大,為害之烈,可以說是空前的,當然不是絕后的,后面還有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執政時期。

由于鴉片戰爭的結果,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盡管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已終結,但是軍閥混戰,各自為政,財稅秩序更是混亂不堪,百姓遭受雙重的災難。國民黨政府取得全國政權后,看到了財稅秩序混亂的弊病,統一了全國的稅制,整頓了部分財政秩序。但是由于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逐漸背離了偉大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財為民用”的思想,國民黨一黨專政,致使官官相護、賄賂盛行、政治腐敗的歷史又重演,百姓深受其害,民怨沸騰,抗爭不斷。民國政府最后在人民解放戰爭的槍炮聲中潰敗而撤離大陸,逃往臺灣島。

如果說明、清和民國政府在財稅制度上毫無建樹,這是不太客觀的。明朝“一條鞭法”、清朝的“攤丁入畝”、民國政府的統一全國稅制等,均在中國的財稅史上得到眾多學者、專家對其改革予以正面肯定。有好的改革為什么不能善始善終呢?這固然有歷史發展規律注定其走向消亡的一面,但就改革“新政”推行不果而言,嚴明財政監督制度的缺失也是其不可忽視的一個原由。

歷史走到了人民政府的時代,人民政府即政府是人民的,人民當家作主,政府由人民選舉產生,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為人民服務。這種服務不是虛心假意或半心半意的,而是全心全意的,中國人民之所以選擇中國共產黨,就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國家財政其性質就是政府為民理財,即通常所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財為民所聚,財為民所用,財為民所管。特別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財政的提出和確定,更進一步明確了公共利益至上,明確了社會民眾對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有充分的選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財政必須自覺接受民眾的監督,必須有嚴格的法規和制度將包括財政在內的政府的活動鎖定在人民利益的范疇之內。

二歷史是不能割裂的,由于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小農經濟的影響,盡管古今當官的大都明白,政府的“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但在現今政府中誰又能否定不存在“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的官員呢?!“入黨當官,當官掌權,掌權撈錢,送錢當更大的官,當更大的官撈更多的錢”這樣的舊時官場潛規則,在一部分官員中還有一定的市場;權錢交易、權物交易、權色交易、權權交易、權力期貨交易(即在位時予人好處,離位后去收好處)等腐敗現象還在各級行政官員中有不同程度的出現。

為了部門和地方的利益,有的人利用手中的權力,借取各種名義向民眾收費,并競相攀比各自的所謂“福利”和“政績”;為了部門和局部的利益,本來中央文件明確應征或豁免的稅費,政府部門可以扭曲文件精神豁免或加征;一次工作會議一桌飯可以吃掉上千元,與會者人人都有幾百元甚至幾千元的“紀念品”,會議后“活動”可以花消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中央幾千萬元的扶貧專款經過層層下撥,最后到農民頭上只剩幾百萬元;……誰又能否認這與“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余;甚至已經蠲免,亦勃旨私征;才義繕修,便趁機自潤”都有一定程度淵源上的相似。更可況還有利用各種手段侵吞國有資產、利用各種名義公款旅游、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公款撈文憑、公款嫖娼……。種種花消的公款從哪來?當然是“上竊國(財政),下取民(收費)”。

當某些人用公款在酒店餐廳舉杯相歡,一杯酒價值幾十元或上千元,一樣菜上百元或幾百元乃至上千元時,是否還記得這是在吃喝億萬納稅繳費人的稅費款!國內尚有幾千萬人未脫貧而難得溫飽!當某些人用公款在歌舞廳情人相伴放喉高歌時,是否還記得他們不僅在揮霍億萬納稅繳費人的稅費款,而且尚有好多關系國計民生的財政支出項目正捉襟見肘!當某些政府機構的負責人一任接著一任貪污受賄時,是否想過社會民眾信得過他們嗎?黨的多年培養教育還記在心頭否!是誰給了上述種種腐敗官員行腐至敗的權力?!是誰容允了上述種種腐敗行為?!是民眾,不是!是執政黨,不是!是現今社會經濟政治管理中制度的不健全,是財政內部和外部監督的不力,是民主政治的建設尚待加強,是防腐反腐尚待更加深入。一句話,是民主制度供給的不足和已有制度沒全到位。新中國成立前的六年(1944年),歷史學家郭沫若就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失敗原因寫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的論文,文中引錄了明末崇禎皇帝朱由檢的《罪己詔》。據聞,時在延安的毛澤東主席在得到該文后閱讀到三更,掩卷深思至拂曉。全國解放前夕,毛澤東同志曾告誡全黨同志,不要做崇禎皇帝和李自成,更不要一進城就被一道宮墻把自己和人民隔開了。他要求各級干部要經常讀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明朝的滅亡,實在是君是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可以說統治者從上到下都已經腐敗透頂了,所以滅亡是注定了的。李自成的政權則是從廉潔清明到腐敗墮落,從愛護人民到脫離人民,從重用人才到毀滅人才,所以他也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