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相比其兄魯迅，魯迅是批駁的，那么周作人是建設的；魯迅更注重人與人的關系，自我與他人的關系，周作人更注重人內心的發(fā)展。批駁傳統(tǒng)文化，建設新文化，需要著眼于傳統(tǒng)文化的缺失，而輸入對現(xiàn)實中國有價值的新思想。周作人在《國粹與歐化》一文中，對當時已遭受批駁，而在新文化成長中“國粹”又醞釀勃興的氣氛下，倡導歐化，呼吸新的空氣進來，“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目的是培育新的人，“以遺傳的國民性為素地，盡他本質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響，使其融合沁透，合為一體，連續(xù)變化下去，造成一個永久而常新的國民性。”而中國文化，在周作人看來，是無性的文化，缺乏情趣的文化，是于生命成長、生機勃勃上，即個性發(fā)育上欠缺的文化。

在“五四”文學革命的興起后，流行的大眾思想，周作人給以警惕，在《貴族與平民》一文中說，“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叔本華所說的求生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fā)展。”并指出對于平民的精神有著漠然的不滿足，倡導文學上的貴族精神。具體來說，針對傳統(tǒng)文化的缺失，周作人有哪些具體的主張呢？周作人重視兒童，喜愛兒童，在《歌詠兒童的文學》一文中，他指出中國在兒童保育方面的盲點，“他們忘卻了自己兒童時代的心情，對于正在兒童時代的兒童的心情于是不獨不能理解，與以相當?shù)谋Ｓ{護，而且反要加以妨害。”接著指出日本文學在這方面可以借鑒于中國的，“日本歌詠兒童的文章不但在和歌俳句中很多，便是散文的隨筆里也不少這一類的東西。其中最早的是清少納言所著《枕之草紙》，原書成于十世紀末”，對該書作者十分喜愛，稱其“存留著女性優(yōu)婉纖細的情趣”。在這一篇文章里，作者不厭其煩，一段一段翻譯抄引下來，以引進新風：“留著沙彌發(fā)的小孩，頭發(fā)披在眼睛上邊來了也并不拂開，只微微的側著頭去看東西，很是可愛。”“可愛的小孩暫時抱來戲弄，卻馴習了，隨即睡著，這是極可愛的。”

“肥壯的兩歲左右的小孩，白而且美麗，穿著二藍的羅衣，衣服很長，用帶子束高了，爬著出來。”一段一段看下去，寫的是嬰幼兒的頑皮可愛。

這樣的引用，可見推介之力。初生的嬰兒給大人們帶來人生的樂趣。孩子們是可愛的。這在一再強調“孝”的中國，是很缺乏這方面的表現(xiàn)的。作者喜愛童心，贊美童心，這引起了一定的影響，在張中良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２００４年第４期上的“‘五四時期’兒童文學翻譯的特點”，指出“五四”時期，隨著對兒童體認的逐漸深化，兒童文學翻譯越來越貼近兒童世界。譯介過來的外國兒童文學除了童謠、詩歌、故事、童話、戲劇、寓言、小說、格言、圖畫等一般文體之外，還有歌曲、滑稽畫、音樂故事等對于中國兒童來說更為新鮮的樣式。翻譯方法有忠實于原著的直譯，也有便于兒童領悟的譯述，翻譯時注意把原著中兒童的視角、兒童的句式、兒童的語態(tài)，惟妙惟肖地傳達出來。裝幀印刷方面也頗下工夫，帶給兒童一個色彩繽紛的文學樂園。

２００３年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寫了孩子們對大雨的喜歡。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卻極不容易得到，現(xiàn)在看見院子里成了河，便成群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里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里還不肯上來。”兒童與大自然融合，洋溢生機，代表著生命的新鮮，他們以自己的懵懂顯示生命初始的元氣。

對童心的提倡，對自然綠色的向往，師從周作人風格的廢名的創(chuàng)作精神與之一脈相承。比如代表作《竹林的故事》。首先詩境的營構。小說中的三姑娘，是住在一片竹林中，“出城一條河，過河西走，壩腳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兩邊都是菜園。”再看三姑娘和爸爸一起捕魚的事兒，請看河面上的情景：四五月間，霪雨之后，河里滿河山水，他照例拿著搖網(wǎng)走到河邊的一個草墩上———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為太陽射不到這來，一邊一棵樹交蔭著成一座天然的涼棚。水漲了，搓衣的石頭沉在河底，呈現(xiàn)綠團團的坡，剛剛高過水面。“綠團團的坡”，也虧廢名能夠形容的出，那茂盛的水，是怎樣的生命感覺呵。

近來產生很大影響的當代作家丁宗皓，在談論自己創(chuàng)作的散文集《鄉(xiāng)邦札記》中說：“我覺得一個作家的深刻，并不在于發(fā)現(xiàn)生活的不足甚至黑暗，也不在于讓這些不足得到完全的呈示。”［１］“沒有哪一種生活是完美無缺的，鄉(xiāng)村社會一樣，現(xiàn)代化的城市生活亦如此，我們能夠選擇的，只是有意義、有尊嚴、有愛的生活的一面。我要寫的，是鄉(xiāng)村生活的這一面，我選擇寫出這一面，而不是另外的，比如讓人感到苦難、絕望無助的那一面。我想我有這個權利，表達我喜歡的生活期待。”［２］我認為這可以很好地詮釋周作人與其弟子廢名的文學創(chuàng)作觀念。當代作家與２０年代的周作人及廢名，是有著精神上的隔代共鳴的。

周作人倡導“夢想”精神。魯迅曾在《阿長與山海經(jīng)》中，記敘過自己兒時對神話傳說的喜愛，那個深切的愿望，無意中被鄉(xiāng)間保姆給滿足了，引發(fā)他對這個保姆綿長深切的愛。神話是人類的童年，那些神話，給我們帶來的是多么無羈的暢想。作為一個個體，從幼年到成年，仿佛與人類這個種群的發(fā)展一樣，個體的與種群的歷史，是疊印在一起的。我們需要種群的幼年記憶。記得自己幼時能夠接觸到的有限的神話，一是在報紙中縫，看到盤古開天辟地神話，說地球原先如雞蛋一樣，這引起我的遐想；后來又在查字典中，不知“刑天”是什么，一查方知，砍去頭顱之后，以乳為目，以臍為口，舞著干戚，當時或許正處于身體發(fā)育時期，關于反抗復仇這樣的肢體想象，實在已經(jīng)膨脹，無法想象。的確，神話給我們帶來的是某種壓抑之后的暢快。周作人表達了他對神話的喜愛，“在我們個人我幼年時候所最喜歡的是《鏡花緣》。———對于神異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長在我們的血脈里，所以《山海經(jīng)》《十洲記》《博物志》之類千余年前的著作，在現(xiàn)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種新鮮的引力。”［２］這一夢想精神的倡導，是有著對現(xiàn)代都市物質文化的反叛的，周作人引用科倫的一篇序言中的話：“我們在他的著作里幾乎不能發(fā)見一點社會的思想。但是，卻有一個在那里；這便是一種對于減縮人們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對于凡俗的都市，對于商業(yè)的實利，對于從物質的組織所發(fā)生的文化之嚴厲的敵視。”不滿于都市物質實利精神窒礙的現(xiàn)狀，引用西方現(xiàn)代派作家王爾德的看法，“王爾德有一篇對話，名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ｌｙｉｎｇ（說誑的衰頹），很嘆息于藝術的墮落。”并申說，“科倫在丹綏尼的《夢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說：‘養(yǎng)活他們的驚異的精神，驚異在人是神圣的。’”最后他奏響文章的強音，“夢想是永遠不死的。”現(xiàn)代社會中人還有夢嗎？仿佛沒被污染的大自然已難存在一樣，我們的精神因為物質實利科技已經(jīng)壓癟，近于窒息。在物質科技實利的裹脅中，我們只有在這汽車的擁堵和尾氣中勉力生存。但大自然、夢想是人類不滅的追求，曾經(jīng)迷失過，現(xiàn)在仿佛是基于生命的本能，重返自然，尋找那原初的神靈。我親眼目睹“十一”國慶旅游時節(jié)，多少人不遠千里，蜂擁著爬山，欣賞山水，玩賞久違清澈的溪流，大石包圍著的清澈的溪潭。在這里尋找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