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早已成為全球熱門話題。迥然不同的經濟全球化岐見有些出自單純的認識角度差異，有些則完全出自利益背景的對抗。本文將重點批評新自由主義者關于經濟全球化的觀點，并就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的實質、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利弊得失等爭論問題發表一點淺見。
一、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概念
眾說紛紜的經濟全球化并無統一的定義。一般說它是指商品、勞務、技術、貨幣、資本在全球大量流動，使各國經濟緊密聯系，日益互相依賴的經濟現象。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和推動。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商品的世界市場才得以形成;生產力發展使資本積累空前劇增，那些擁有相對過剩資本的國家便可以向全球資本短缺的國家輸出資本;生產力發展使得運輸成本降低，那些具有經濟和技術巨大優勢的國家，便可以充分利用外國的資源優勢、國際分工優勢，大規模地進行跨國直接投資，就地生產、就地銷售或全球銷售。當然，經濟全球化決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力的概念。生產力的發展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內進行的，經濟全球化必然也表現為各國之間的國際經濟關系。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從局部經濟全球化到全面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演進過程。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商業資本首先實現了全球化，從而開始了局部經濟全球化。當時發達國家的“產品不僅供應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應世界各地消費”，閉關自守被“互相依賴所代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外國債券為主的借貸資本也實現了全球化。20世紀初，英、法、美、德四國的金融資本占全球金融資本的80%。世界上其他各國，差不多都成為這四國的“債務人和進貢者了”，“金融資本的密網可以說確實是布滿了全世界”。[2]各帝國主義國家形成經濟壟斷同盟，瓜分殖民地和經濟領土。正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不均衡性，才觸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跨國公司崛起，并奔向全球，到處投資，從而實現了產業資本的全球化。跨國公司還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進一步加深了商業資本全球化。產業資本全球化必然產生全球融資需求，于是跨國銀行興起，完全新興的全球借貸市場——歐洲貨幣市場和歐洲債券市場——也應運而生。于是，一個完備的、全面的經濟全球化出現了。(注：全面的經濟全球化是各種資本形態都實現了全球化。)對經濟全球化發展史的考察有助于我們認識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及其二重作用。國內外有關經濟全球化的起始年代的爭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區分局部經濟全球化和全面經濟全球化。
不少論者把經濟全球化等同于全球經濟一體化，這是不確切的。經濟一體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組成部分。地區集團一體化雖然具有排他性，但也同時具有對外開放性，參加國都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活動。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經濟全球化本身既包含各國經濟緊密聯系的普遍性，也包含部分國家經濟更加密切聯系的特殊性。經濟一體化必有共同遵守的協定，參加國受一體化規則的制約，享有一定權利，承擔一定義務。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其他國家并不受某種特定協定的限制，當然也不能享受一體化中的排他性權利。歐共體及其部分成員國的貨幣聯盟是高度一體化的地區集團，而其他國家不參與該種一體化并不等于不參加經濟全球化。經濟一體化也有不同層次的區別。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南亞國家聯盟、安第斯集團自由貿易區等等僅擬在預定期限內實現關稅和貿易一體化。這些地區集團一體化還遠不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就全球而論，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和世貿組織協定，由于全球140多個國家參加，使國際貿易實現了一體化。至于國際投資、勞動力跨國自由流動等等在可預見的將來也決不會實現全球一體化。經合組織29個成員國于1995年發起的“多邊投資協定談判”迄今未達成協議。除8個接受外資傾向較大的國家外，廣大發展中國家都不參加這一談判。當今世界，對外直接投資仍以雙邊協定為主，而間接投資更受到資本流動管制的嚴格限制。1993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55個成員國中，有119個國家保持著某種資本流動限制。其中，67個國家對資本流入流出實行廣泛限制，107個國家對直接投資有某種限制，61個國家對證券投資(間接投資)實行限制，78個國家對金融交易實行限制，83個國家對非居民存款實行限制，78個國家對其他資本轉移實行限制。[3]廣大發展中國家對資本自由流動的一定程度的限制是為了保護民族利益，防止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國際投資沖垮民族經濟，發生社會動蕩。廣大發展中國家不開放資本賬戶自由兌換并不等于它們不參加經濟全球化。
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化
我們需要把對經濟全球化的現象表述進一步深入，以揭示其實質。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起，直到當代和可預見的將來，只要資本主義經濟居于全球統治地位，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就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全球化。這一論點基于以下幾點理由：(1)商品、貨幣、資本、技術的全球流動，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進行的。沒有脫離生產關系的純粹物質流動和物質生產。我們需要把握物的背后的人與人的生產關系以及與此相適應的國際經濟關系。(2)當代世界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居統治地位的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數量少，經濟實力不夠強大，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力甚小。所以，全球經濟基本上按照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運行。(3)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不僅剝削本國勞動人民，也剝削全球其他國家的勞動人民。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是不爭的事實。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是迄今的經濟全球化的固有內容之一。
生產力的發展是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但它并不是經濟全球化的實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決定性力量，然而生產力只說明人與自然的關系，不能取代生產關系，直接說明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生產力可因分工程度、科技進步程度而有高低水平的區別，人們不能說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就是電子、原子、信息、納米技術的普遍化。生產力不能直接說明國際經濟關系，不能說明經濟全球化中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而產生的種種弊端，例如，不能直接用生產力說明當代日益嚴重的全球兩極分化。把生產力的發展當做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就會掩蓋經濟全球化中的各種矛盾，并把經濟全球化看做同日出日落一樣的純屬自然現象。
關于經濟全球化及其實質的主要爭論是新自由主義者為一方，與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激進派人士以及維護本國經濟利益的民族主義者為另一方之間的爭論。新自由主義的杰作是美國的“華盛頓共識”(注：指上世紀80年代以來，同在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共同形式的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政策。)，其中心內容是“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掃除一切民族障礙，掃除一切國家干預，使商品、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不包括勞動力)在全球完全自由流動，實施非調控的市場化，掃除一切國有經濟，實現私有化。顯然，“華盛頓共識”最符合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它們具有經濟和技術的絕對優勢。全球經濟愈是自由化，它們就愈加方便地征服全球，實現它們的利益最大化。它們牢牢記住自由放任主義鼻祖亞當·斯密的教誨：“貧國不能和富國競爭”。關于商品和資本的跨國自由流動，馬克思早有科學的評論。他說：“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貿易呢?這就是資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礙著資本前進的民族障礙，只不過是讓資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動罷了”。[5](P227)又說：資產階級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5](P276)馬克思的論斷完全適合于揭示當代新自由主義的意圖，這就是用“華盛頓共識”創造出一個符合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全球化。美國激進派學者諾姆·喬姆斯基說：“華盛頓共識……是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制定”，“意欲籌劃如何運用這一強國地位及影響去建立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體系”。[6]美國另兩位激進派學者阿·伍德和阿·洛赫寫道：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會關系、它的運動法則、它的矛盾普遍性——商品經濟、資本積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的邏輯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7]不少民族主義者也極其尖銳地揭示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科特迪瓦前總統貝迪埃說：“西方國家關于全球化的觀點遠沒有被其他國家接受。在這場實行壟斷的全球游戲中，非洲不是參加者”。[8]2000年4月中旬在哈瓦那召開的首屆南方首腦會議上，一些國家領導人指出：“擁有先進科學技術的發達國家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發達國家在經濟領域中獨斷專行，橫行霸道，它們的資金成了富國征服窮國的大炮。由于國際社會的不平等，發展中國家不可能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關系上有決定權”。[9]關于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我們也不妨引述著名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的觀點。他說：“全球經濟實際上應被視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10]“我們可以把資本主義體系比作一個帝國……它也有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之分。中心地區往往以邊緣地區的犧牲為代價來獲取利益。更重要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具有擴張主義傾向。它一味追求征服，決不是尋找一個均衡狀態。只要還存在著沒有被納入該體系的市場和資源，它的擴張就不會停下來”。“中心地區是資本的供給者;邊緣地區是資本的使用者。中心地區也是領導者、創造者和信息交換中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不僅控制著自己的經濟政策，同時還掌握著邊緣地區的經濟命脈”。[11]
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一貫以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允許外國大型跨國公司收購本民族支柱企業和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等為條件，給予發展中國家貸款。其結果是，發展中國家不僅進一步依附化，而且經濟形勢更加動蕩不定。有鑒于此，一些多少正直的西方經濟學家也對新自由主義提出異議。著名美國經濟學家、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斯蒂格利茨于1998年1月首次提出“后華盛頓共識”(即超越“華盛頓共識”)，用其他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他說：“往好里說，它(華盛頓共識)是不完全的，往壞里說，它是誤導的”(拉美新自由主義改革已經造成災難性后果，例如近期的阿根廷經濟危機)。其實，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其他學派對它多有異議。更甚者，在西方國家內，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國家調控和政府干預，從來也沒有放棄貿易保護主義，然而在國際經濟關系中，它們歷來推行新自由主義(世界主義)，因為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全球化最能使它們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對我國學術界關于經濟全球化一些論點的看法
有的論者認為：經濟全球化不是資本主義化。盡管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但不能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就是發達國家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的工具。筆者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發展中國家之間不乏平等互利的經濟關系，各國商品如果按照國際價值交換當然不存在剝削問題。因此經濟全球化并非是百分之百的資本主義化。然而由于發達國家主宰全球經濟，我們只能從主體、主導方面觀察經濟全球化的實質。事物的性質只能由矛盾的主導方面規定。而發達國家剝削和掠奪發展中國家是不爭的事實。要利用外資就決不能拒絕合法剝削，但是我們利用外資無需說外資沒有剝削。
有的論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市場經濟化，也就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最優配置，達到“以最有利的條件生產，在最有利的市場銷售”這一世界經濟的最優狀態。對于這一觀點，筆者持以下看法：蘇東國家和中國都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這確實擴大了經濟全球化的空間，但是，經濟全球化早已存在，從來不以這些事件為轉移;商品、貨幣、資本、技術的全球流動只能通過市場來進行，說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市場經濟化，這是同義反復，不能說明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即使在發達國家內，按照西方經濟學標準，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從來也沒有、也不可能實現，至于所稱的全球經濟的帕累托最優更是空談;不能把經濟全球化僅僅看做商品、資本等的物質流動或純粹的自然現象。這種觀點拒絕從生產關系、從國際經濟關系方面把握經濟全球化的實質。然而資源配置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是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我們絕對不能脫離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去觀察經濟全球化的實質;“以最有利的條件生產，在最有利的市場銷售”確實是西方跨國公司的經營戰略，但是這種西方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最優資源配置”，一旦達到控制發展中國家支柱產業、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時，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決不是“最優資源配置”。主要來源于西方國家的巨額國際投資在全球流動，進行它們的“最優資源配置”，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結果是金融市場動蕩，甚至引發金融危機，從而可能成為最劣的資源配置;“在全球范圍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就等于說經濟全球化有百利而無一害。可惜，客觀事實并非如此。我們贊成經濟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的觀點。
有的論者認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觸及具有根本性意義的經濟體制，經濟制度的選擇又具有國際的外部約束，要求各國不顧自己的條件，選擇一種普遍的發達的市場經濟制度。這段話的意思是，中國不必顧及自己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要選擇全球普遍實行的私有制經濟制度，這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要求。有人更公開主張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像發達國家那樣，只保留公共產品、自然壟斷和國防幾個部門。還有人認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筆者認為，這些觀點正符合“華盛頓共識”的要求。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并不需要放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道路絕非強國富民的道路。
與上述問題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民族獨立還是否應當存在?有人認為：“今天的世界，與其說是主權國家的總和，不如說是跨國公司的總和”。有人說：“股票在全球發行，零部件在全球采購，生產在全球進行，跨國公司已無國籍”。另一些人認為：“不管中國資本、外國資本，只要在中國領土的公司，就是中國的公司，其產品就是本民族產品”。筆者不贊成這種觀點，其理由如下：這些觀點賦予國際壟斷資本一種神秘的隱身術，它是無國籍的，屬于全球的，或者賦予民族領土一種黑洞般的吸引力，外資只要掉入這個黑洞，一下子就變成“本民族的”。于是民族獨立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竟然成為多余的話題。我們當然應當拒絕這種觀點。一向強調產權清晰的某些論者，為什么此時此刻故意模糊產權呢?須知，跨國公司雖然在全球發行股票，在全球采購零部件，在全球利用各種資源，但是資本所有權 、關鍵技術所有權、專利、品牌都主要掌握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大股東們的手中。例如，在巴西領土生產的汽車絕大部分是屬于美國汽車公司的，而不是屬于巴西的。所有權決定分配權，跨國公司所獲全球利潤大部分流回母國，流入大股東們的銀行賬戶。跨國公司無國籍論，在本土的跨國公司等同民族公司論可以休矣!這種觀點的政策含義是，敞開國門，吸收外資多多益善，無需顧及本民族支柱產業被控制，市場被操縱，因為據說，外企一到某國領土，其產品也就是某國本民族的。顯然，這種迎合“華盛頓共識”的資本流動自由的觀點，我們是決不能茍同的。當然，筆者必須馬上說明一點，在維護本民族經濟獨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外資是非常正確的。然而合理利用外資與依附于外資會產生兩種天壤之別的結局。參加經濟全球化是為了本民族經濟更好地自主發展，而不是被外資操縱和控制。這里我想引述一位美國學者的有益觀點，以供比較和思考。在2001年1月我國舉行的第二屆全球化論壇會議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安東尼·賽奇說：“全球化和加入WTO……更不能代替一個國家國內有效的發展戰略。……政府首先應該考慮的還是國內的需求，融入世界經濟必須視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一步，其本身并不是一個目標。我們不提倡國際經濟一體化在國內政策的制定中起主要的作用。”[12]
四、經濟全球化的二重作用
經濟全球化具有二重作用還是單一正作用，以及利弊孰大孰小是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二重性是利弊互見，正效應與負效應共存。筆者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決不低估經濟全球化的積極作用。在歷史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摧毀了封建經濟和自然經濟。資本主義較之封建主義當然是一種歷史進步;國際貿易使交換雙方獲得國際分工的比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政策都不能脫離世界市場;發展中國家一般都缺少經濟增長所必須的資本和外匯。適度接受外國資本，可以彌補資本和外匯缺口(錢納里和斯特勞特的“兩缺口”理論說明發展中國家參加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性);發展中國家普遍處于科技落后狀態，購買外國技術或接受外國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技術進步，從而帶動經濟增長;參加經濟全球化可以增加財富、增加就業、增加稅收;接受外國直接投資還可以學習外國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先進管理經驗。正因為以上這些積極作用，發展中國家都紛紛主動參加經濟全球化。實踐證明，適度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完全正確的，而閉關鎖國政策是完全錯誤的。閉關鎖國必然帶來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國人民不會忘記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
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利益是有條件的、有代價的。經濟全球化又必然具有消極作用。其根本原因是，國際壟斷組織經常在損害別國利益的條件下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史、掠奪史，是當刊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其經濟與技術的強大優勢，依然使眾多發展中國家處于依附地位;垂直分工體系使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平等地位;跨國公司操縱和控制了眾多發展中國家的支柱產業和市場，抑制了民族工業的自主發展;對西方國家的巨額債務(1988年為1.2萬億美元，2000年初為2.5萬億美元)支付成為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經常引發經濟與社會動亂;西方國家的大量游資不時沖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甚至引發金融危機，造成如同戰爭般的破壞;經濟全球化使發達國家的經濟周期、匯率、利率的變動傳導給發展中國家，使它們的經濟經常出現不利波動，難以同時取得內部與外部的均衡;國際經濟組織由美國等發達國家操縱，經濟全球化的游戲規則主要由發達國家來制定。發展中國家很難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作為上述各種原因的綜合反應，在經濟全球化中，南北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世界銀行于2000年4月13日發表的《世界發展指數》承認：“經濟全球化的某些因素已使最貧窮國家受到損害，使富國和窮國之間巨大差距的擴大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在一個不能打破貧國周期且愈來愈不平等的世界中，集中于工業化國家占世界人口1/6的人壟斷了全球近80%的收入。與此同時，居住在63個發展中國家占世界人口60%的人，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以上關于經濟全球化的消極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關于經濟全球化的利大還是弊大的討論不可以抽象進行，需要根據一定條件，做出具體分析。首先要明確兩個問題：其一，對什么類型國家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其二，在什么條件下利可以大于弊。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肯定利大于弊，因為“貧國無法和富國競爭”。當然，它們也得付出一點代價，這就是，對外直接投資往往引起工廠外遷，從而加劇了國內失業。在當今的反全球化運動中，發達國家的工會組織，失業工人是積極參加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一般來說是互利的，不至于產生控制與被控制的問題，因為它們的發展水平、競爭能力相近。同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交往，一般來說也是互利的，也不至于產生控制與被控制的問題。一個發展中國家無能力控制另一個發展中國家，更不能先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去控制另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交往來說，發展中國家所得的利并不必然大于弊。所謂經濟全球化“有百利而無一害”，或者利無條件地大于弊的說法并未得到事實的證明。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在一切場合下弊必定大于利。在經濟全球化中，發展中國家為尋善于趨利避害，可以使利大于弊，否則弊必然大于利。至此，問題的討論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的標準是什么。筆者認為利的標準從原則上來說應當是既要經濟發展，又要民族經濟的自主獨立(不被外國操縱或控制)，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國僅著眼于經濟發展，置經濟自主獨立于不顧，那么這種發展只不過是對發達國家的依附式的發展，非常不利于該國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相反，一國如果僅著眼于經濟自主獨立，閉關鎖國，或者保護過度，不能積極地利用商品和資本的世界市場去促進自身的發展，那么，這種經濟自主與獨立終會因國力孱弱，不能長久保持。新自由主義者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只不過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永久處于依附地位，而我們所采取的利大于弊是上述二者的兼得，同時又付出一些次要代價。
如何使利大于弊是一個很大的論題。根據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我國的經驗教訓，以下各點是至關重要的。
1.務必要加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經濟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可抗拒。要積極參加國際貿易，積極而又適度地利用外資，積極學習和利用外國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積極開展有益的國際經濟合作，特別是南南經濟合作。
2.適度保護，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有條件地參加經濟全球化。一國“從弱小轉變到強大”，重要的是“長期生存保障”。[13]自保和當前的生存是競爭、發展和全勝的前提。具體說，國際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可以過大，發展經濟務求以內需為主;外資比重適度，外資不可控制一國的經濟命脈和支柱產業;借外債要適度，不被外債鎖鏈套住，外債要保持在公認的國際警戒線之內;在條件不成熟時不貿然開放資本賬戶自由兌換，以防國際游資沖擊，等等。
3.重視科技創新，用新科技改造傳統產業結構，建立和發展新科技產業，提升商品的科技含量。主要靠亦步亦趨引進技術或主 要靠組裝外國零部件都不能徹底擺脫依附地位。當代各國競爭的核心是科技競爭。科技創新是經濟獨立的充足條件，是國力強大的發動機。
我國是惟一的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在經濟全球化大潮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特殊任務。借經濟全球化，妄圖瓦解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實現與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接軌是新自由主義者的戰略圖謀。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是始終不渝地堅持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是我國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保證。參加經濟全球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發展生產力，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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