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初探

　　摘 要：新時代我國經濟的主旋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但如何評價高質量發展尚缺乏頂層設計。重慶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可以在內涵界定、評價指標以及理論架構分析的基礎上，圍繞現代化經濟體系、城鄉融合發展格局、山清水秀美麗之地、內陸開放高地和人民生活品質五個維度，構建出5個一級指標、14個二級指標、23個三級指標在內的指標評價體系。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重慶

　　《山西水利雜志》辦刊宗旨是圍繞水利工作實際，宣傳與貫徹黨和國家有關水利工作的方針、政策，反映與交流水利建設與管理諸方面的成績、經驗、情況、問題和意見，在指導水利工作、推廣典型經驗、介紹水利經濟理論、提倡科學治水和學術爭鳴、促進水利工作改革、提高經濟效益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一、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及評價指標現狀研究

　　(一)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1]。究竟何為高質量發展，其深刻內涵是什么?黨的十九大報告及中央文件給了畫龍點睛的提示：一是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基本原則;二是社會經濟發展應突破三大變革：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三是產業結構體系應實現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相互促進;四是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這四個方面為合理界定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現實依據。

　　目前學界對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尚未達成統一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角度：一是基于社會矛盾變化及新的發展理念視角。隨著社會矛盾的變化，高質量發展要求能夠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等日益增強;高質量發展應同時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從經濟規模的“數量”到經濟結構的“質量”，從解決“有沒有”到解決“好不好”，最終實現更加全面的發展和可持續性發展[2][3][4][5][6]。二是基于宏中微觀的視角。微觀層面主要體現在社會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上，其本質是突破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中觀層面主要表現在產業創新和技術升級上，強調結構優化和區域協調發展;宏觀層面主要體現在國民經濟整體質量和效益上，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4][7][8]。三是基于投入產出和供求的視角。高質量發展，要求以較少的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強調效率和效益，實現高質量的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供求層面，要求提高商品和服務的供給質量，應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斷適應需求端消費升級[8][9][10]。由此可見，高質量發展的深刻內涵和外延已拓寬到生態文明等生態福利，乃至社會民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等諸多方面。

　　(二)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研究現狀

　　高質量發展是一項復雜性和系統性的工程，目前國家層面缺乏頂層設計。政界和學界都一致認為需要構建一套科學的指標評價體系，通過高質量的考核評價推動高質量發展。從國外的研究現狀看，理論層面的研究多，指標體系方面的研究較少;國家宏觀層面的研究多，區域層面研究的少。溫諾·托馬斯[11]、Barro[12]、Mlachila[13]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國內學者雖然都認為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學的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但仍未形成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鈔小靜、任保平從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結構、收入分配和生態環境4個維度分析中國經濟增長質量[14]。宋明順、張霞等基于競爭質量、民生質量和生態質量三個維度選取8項指標測算了宏觀質量指數，并采用熵權法確定權重[15]。李松霞從人口、經濟、社會、生態、城鄉5個維度構建新疆城市化發展質量指標評價體系，并提出提升城市發展質量的對策和建議[16]。師博、任保平測算了基于經濟增長基本面和社會成果兩個維度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17]。

　　二、重慶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分析架構

　　(一)黨中央對重慶發展的總體部署

　　重慶作為我國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其社會經濟發展日益受到黨中央及社會各界的重視。國家主席習近平2016年視察重慶時，要求重慶建設內陸開放高地和山清水秀美麗之地(簡稱“兩地”)，在邁向高質量發展和創造高品質生活方面具有獨特的先天優勢。一是重慶產業基礎好，對外貿易發展迅速。2018年對外貿易額高達5 222.6億元。同時產品的國際化為重慶消費發展定位由區域性轉向國際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二是重慶市場潛力大，潛在的消費需求巨大。

　　2018年經濟總量突破2萬億元，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消費品零售總額保持持續增長，為重慶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積累了重要動力。三是重慶跨境消費平臺日益完善，消費規模巨大。2018年重慶跨境電商進出口額和結算額超過200億元，為跨境消費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四是重慶區位優勢較為獨特，國際化物流建設成效卓越。重慶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支點，處于“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連接點上(簡稱“兩點”)，在對外開放格局中發揮著重大作用。進入新時代，重慶應以高質量發展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契機，扎實推進各項事業邁向嶄新臺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然而，近年來重慶經濟下行趨勢較為明顯，經濟增速下滑和國際貿易不確定性因素增加，制造業面臨著“三座大山”的壓力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因而重慶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也面臨著較為嚴峻的挑戰。2019年4月，習近平同志再次考察重慶，要求積極推進“兩不愁三保障”民生問題，全力打好脫貧攻堅戰。黨中央《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具有重大意義，重慶要抓好貫徹落實，在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中展現新作為、實現新突破。

　　從“兩高”“兩地”“四個扎實”的基本要求，到《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的決策部署，更加注重從全局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意義深遠且重大。

　　(二)重慶高質量發展的特色性

　　高質量發展的特色性，指的是不同區域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相應承擔著不同的職責和任務。重慶是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金融及商貿物流中心，同時也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支點、“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連接點和西部地區內陸開放高地及山清水秀美麗之地，以“山城”“霧都”而揚名國內外。同時，重慶也是中國西南地區的綜合交通樞紐、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是國家重要的現代制造業生產基地。2009年重慶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0年住建部明確提出建設重慶國家中心城市的規劃和定位，2010年中國第三個國家級新區——兩江新區掛牌成立，2017年國務院批復成立中國(重慶)自由貿易試驗區，2019年重慶積極創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在行政區劃上，重慶轄26個區、8個縣、4個自治縣，是我國面積最大的直轄市，有“大重慶”之稱;地勢上，山高谷深，溝壑縱橫，有“山城”之稱;氣候上，屬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年平均降水量豐富，空氣濕度大，日照少、多霧，有“霧都”之稱。礦產資源、生物資源、水資源等自然資源較豐富，常居人口3 000多萬，有55個少數民族。

　　經濟上，重慶作為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基本形成大農業、大工業、大交通、大流通并存的格局，其中第一產業農林牧漁全面發展，全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商品豬肉生產基地、著名優質水果、榨菜、桐油、烤煙基地;第二產業作為我國西南片區老工業基地之一和國家重要的現代制造業基地，在電子信息、汽車制造、裝備制造、能源、筆記本和手機方面已形成國內乃至全球性的大規模產業基地和產業集群;第三產業蓬勃發展，作為我國重要的現代服務業基地，形成商貿物流高地、服務外包產業園基地、現代農業農村和金融服務產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