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

　　摘 要： 城市精細化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思路的轉型升級，其核心要義是實現民心治理。立足于當下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和認知智能技術特征，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精細化管理要緊扣重構政府與社會各主體連接，提升治理的獲得感和滿意度這個切入點;確立包含云端計算和邊緣計算的體系設計;建立起包含轉變人工智能應用的開發思路，引入多主體參與智能化應用開發，創新人工智能的應用開發模式的完整政策體系。未來，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還需落實民生公共服務供給的加法，做好政府非法定職能的減法，發揮人工智能提升治理能級的乘數效應，運用除法思維找到共治的最大公約數。

　　關鍵詞： 人工智能;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賦能

　　一、問題的提出

　　強化社會治理科技支撐的要求給超大城市治理帶來了新議題。作為新技術的主要發展方向之一，當前學術界和實務界對人工智能在城市精細化治理中應用的態度處于兩個極端：在學術界，工科背景的技術流專家在不斷鼓吹人工智能的應用優勢[1]，而文科背景的價值流專家則對此普遍抱有疑慮[2];在實務界，部分部門領導出于多種考慮對人工智能的落地非常積極;也有不少一線工作者對人工智能的實際應用效果持懷疑態度。在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推進過程中，人工智能能否發揮積極作用及其如何發揮積極作用，成了當下亟需回答的問題。

　　與已有城市治理理論強調政府賦權改革[3]和城市多主體參與[4]以實現城市善治的政策目標相比，人工智能時代的超大城市治理經常面臨著治理主體多元交互、治理客體模糊不清和治理機制復雜等現實問題，這就要求人工智能時代的城市精細化治理要重新找回“人”的價值，并以技術手段為工具，通過技術賦能的方式不斷提升社會公眾的滿意度和獲得感，從而實現超大城市治理的民心治理——即社會個體基于滿意度和獲得感，對政府具有高度信任，對治理體系具有高度粘性，對現在和未來治理共同體充滿期待的一種新的治理形態。

　　具體而言，在人工智能加速發展且其應用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展的宏觀背景下，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包含了城市硬件設施的查漏補缺，提升社會各主體獲得感;城市治理體制機制創新，提升社會各主體滿意度;城市治理價值重構，以此實現社會各主體民心歸一等三個階段，每一階段的落實都與社會公眾的感知密不可分。這也就意味著在實踐過程中，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理論邏輯內在地要求城市政府與社會各主體之間存在廣泛且實際的社會連接，即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要能夠及時、準確和高效地反映社會各主體的需求，以此實現社會各主體需求的滿足、滿意度的提升和民心的集聚。本文基于政社關系的宏觀架構并結合社會各主體滿意度和獲得感提升的微觀視角，首先介紹了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應用邏輯;其次結合人工智能應用的當下困境，梳理了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重要命題;最后提出了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未來努力方向。

　　二、人工智能賦能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應用邏輯

　　1.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理論背景

　　城市精細化治理是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精準性已成為城市治理的核心命題。尤其是受單位制解體、新經濟形式出現和技術革新的影響，我國超大城市治理比國外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人們普遍意識到在治理過程中，由于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和多層級性、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注意力有限和理性有限、治理客體的變動性和復雜性、治理技術環境的流變性等特征[5]，如何將城市善治的理念精準地變成政策并加以執行，并在此過程中實現對于社會各主體的民心治理，提升治理韌性，這是新時代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提出的現實背景。從宏觀架構層面思考，當代我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面對日益多樣化的社會訴求，如何尋求有效的資源組織結構，確保現代化的順利推進與制度轉型的平穩運行，以達成有效的國家治理[6]，而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正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微觀操作層面思考，當下超大城市治理過程中出現的賦權客體缺失、參與積極性不高等問題，究其原因是在城市規模急劇膨脹以后，最早源自于柏拉圖的、建立在熟人社會邏輯基礎之上的善治理念同政府與社會割裂、城市碎片化的現狀不匹配。這也就意味著，如何運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在超大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重構國家與社會，即政府與各主體之間的連接，建成治理的共同體成了城市精細化治理的核心議題。

　　城市精細化治理是對已有城市治理和城市精細化管理理論的繼承和升級，當下城市精細化治理實踐實際上是沿著城市治理創新的路徑向前推進的。廣義的城市治理是指從城市地域概念出發，為了謀求城市經濟、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對城市的資本、土地、勞動力、技術和信息等生產要素進行整合，以實現城市區域內的協調發展[7]。狹義的城市治理則是指城市區域內的政府組織、市場組織、社會組織和社會個體，以生存和發展為目標，在平等基礎之上按照參與、溝通、協商和合作的治理機制，形成多主體參與的治理網絡，共同解決城市的公共問題，增進城市公共利益，促進城市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過程[8]。從城市治理概念可以看出，城市治理其實就是對原有城市單一主體市政管理的超越，并在此過程中形成新的治理網絡，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是超大城市精細化管理的更高階段。實踐中，國內已有上海和北京先后發布了各自的城市精細化管理規范性文件，從而邁出了城市精細化治理實踐的第一步，即在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中，政府首先要明確自身權責，發揮好監管職能，做好精細化管理的基礎性工作;其次要在規范化和法治化的基礎之上逐漸吸納其他主體參與城市治理，通過織密政策網絡不斷提升社會公眾的獲得感和滿意度;最終實現城市精細化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在這一過程中，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發揮了賦能的作用。

　　2.人工智能的技術特征及其實踐路徑

　　自1956年人工智能首次進入學術研究和實際應用的視野以來，人工智能的發展已有60余年歷史。但從當下實踐來看，人工智能的實際應用還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感知智能(Perceptive Intelligence)，包括看、聽、聞的能力，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攝像頭和感應裝置;認知智能(Cognitive Intelligence)，包括推理、學習和獲得知識的能力，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機器學習等[9]。以人工智能的核心模塊算力來衡量，人工智能的信息處理能力仍處于初級階段[10]，基于算力導向的人工智能信息處理模式主要為云端計算和邊緣計算。按照歐洲電信標準組織的定義，云端計算即是將所有信息上傳集中在一個云計算系統，云端通過綜合運算后再傳回給終端，以此滿足超大規模復雜計算的要求;邊緣計算則指在靠近人、物和數據源的網絡側實施計算，以此滿足計算的實時性和安全性[11]。目前，人工智能在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中的應用主要包括智能政務、智能交通、智能醫療、智能安全和智能教育等領域[12]。綜合來說，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使得超大城市治理的結構更加動態和復雜，政府內外部信息開始隨時隨地互動，多主體的參與更加無處不在[13]，這是超大城市精細化治理的總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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