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清末晉南地區臨汾、洪洞、趙城三縣境內的引汾灌渠——通利渠為例，通過對水利組織結構、權限、內部關系、選舉換屆、經費來源等的研究，復原了清朝末年該地區鄉村社會水利的管理與運行狀況，探討了水利灌溉系統的性質。認為灌溉系統作為地緣因素突出的水利實體有其自身的獨立性和穩定性，但仍與國家和社會等多方力量發生著互動關系。
[關鍵詞]通利渠;鄉村社會;水利組織;管理與運行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and Running in Rural Society of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at the Sunset of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f the Tongli Canal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xample of Tongli canal which is in Linfen, Hongtong and Zhaocheng countie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t gives analysis to the management and running of water conservancy organization in rural society, and discusses the character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water conservancy system has its own independence and stability, but also has the counter- a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ion and the villages.
Key words: Tongli canal;rural society; water conservancy organization;management and running
山西地處北方旱作農業區，水的缺乏使水利灌溉在農業生產中顯得至關重要，與此同時，水利的管理與運行也同樣彰顯。日本學者森田明在《清代水利社會史研究》一書中曾以《洪洞縣水利志補》中節選的關于《通利渠冊》的內容探討了華北水利組織的特性與渠規，具有一定的深度;近年來，國內外很多學者也圍繞“水與社會”這一專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頗豐。①從水利管理與運行的角度看，這一問題仍有研究的必要。本文通過對通利渠水利組織的結構、權限、內部關系、選舉換屆、經費來源等研究，復原了清朝末年晉南鄉村社會水利的管理與運行狀況，探討了水利組織與國家、村落間的互動關系。這或許對今日山西乃至西部地區農田水利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通利渠與《重修通利渠冊》
通利渠，位于今天山西省臨汾市境內汾河西側，地跨洪洞縣與臨汾市堯都區，基本呈南北走向。通利渠創始于金代興定二年(1218)，導引汾河水澆灌，并結尾人汾，全長100余里。清朝末年，通利渠澆灌當時的趙城、洪洞、臨汾3縣18村農田，總計26000余畝。為便于管理，通利渠分為4節，即上三村(石止村、馬牧村、辛村)、上五村(北段村、南段村、公孫村、程曲村、李村)、中五村(白石村、杜戌村、洪堡村、南王村、太明村)和下五村(閻侃村、吳村、太澗村、王曲村、孫曲村)4節。其中趙城縣2村，洪洞縣8村，臨汾縣8村(詳見圖1)。
《通利渠冊》至少應有3個版本：原冊，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鈔本，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重修本。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只有光緒版的《重修通利渠冊》(以下簡稱《重修》，行文申示注明資料來源的均出自本冊)，全冊共約3.5萬字，可分為序言、渠例和附錄3部分，資料詳盡，內容豐富。它突出反映了清朝末年通利渠水利灌溉系統的管理與運行狀況，亦對通利渠之變遷發展及其相關內容有所記載，是研究鄉村經濟與社會問題的重要材料。篇幅所限，本文僅擇其管理與運行狀況作一考察，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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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參見行龍、張俊峰：《海內外關于中國“水與社會”專題研究述評》，該文為2000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清以來山西水資源匱乏及相關問題調查與研究》成果之一，未刊稿。
二、水利組織的結構、權限及其內部關系
(一)水利組織的結構
通利渠水利組織可分為權力機構與日常管理機構兩大部門。權力機構名為“合渠紳耆會議”，由通利渠3縣18村有名望的紳耆組成，各紳耆任會議委員，是合渠權力的象征。它并不是一個常設機構，而是遇事召集，無事則分散的臨時性組織。日常管理機構由渠長、副渠長、溝首、甲首等組成，其中，督水渠長、興工渠長、治水渠長、接水渠長各1名，副渠長3名，溝甲首若干。其權力結構如圖2所示：
(二)水利組織的權限及其內部關系
首先，合渠紳耆會議是通利渠水利組織權力的行使機構。它對渠內的重大事務如懲罰違規肇事者，舉充渠長等有處決權。其具體權限如下：
(1)科罰的權力，適用于違犯渠規，但情節輕微的各色人等。科罰一般是按照“地水夫一體化”①原則進行的，對犯者罰做苦工。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由于沒有固定或可供參考的標準，往往只得“議罰”，即由合渠紳耆對其情節進行商議定奪，比如對于在渠堤上栽種葡萄的地戶就是如此。對渠長、溝甲首的科罰一般也是“議罰”，但是否也要對其“罰作苦工”引起了筆者的懷疑。因為他們作為渠務的管理者，本身渠務繁忙，特別是在每年四、五、六月份“用水在急之時”，渠長甚至要住在“水程吃緊”的村子;而各村的溝甲首也得時時關注本村的興工、澆灌等渠務，因此沒有時間去做工受罰。即使有時間去，也得再找人接管渠務，又是麻煩所在。所以，對他們罰作錢物是再合適不過了，一來起到了科罰的目的，二來又不影響渠務。同樣，筆者認為，對于家境富有的地戶來說，其寧愿被罰作錢物，也不愿去做苦工。而對于合渠來說，則可用所罰之錢雇人做工，將所罰之物用于興工，這種方式對科罰雙方都可接受。這樣的設想在《重修》中得到了印證。《重修》“懲罰”一項中規定：應將所罰之錢物“置簿明白登記”，與常年各項經費區分，并由專人保管，“以備合渠歲修工程等項之需”。這樣做，取之有方、用之有道，解除了之前“不準罰錢、以免滋弊”的后顧之憂，而作為一種靈活手段為合渠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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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水夫一體化”是水權、地權中的重要原則.它是根據興夫的數量來衡量所獲權利的多少。同樣在科罰時，也是根據其所破壞的水權與地權的程度來決定興夫的數量。
(2)稟官的權力，即將違犯渠規者送官究治。因犯者或情節之不同，其稟官要求懲罰的輕重亦不盡相同。對于沒有合渠職務的“花戶佃農”、貧農、紳富來說，其觸犯渠規的情節較重時才會被送官究治;而對于有合渠職務的紳耆、渠長以及溝甲首而言，即使其情節輕微也會被送官，情節嚴重的還會被“稟官責革”，如果涉及到經濟舞弊，則會被“送官追贓責革”。對于“恃強霸澆及率眾拆毀陡門者”①、“在官人等以及承種官地之佃戶”“依仗官勢藉端抗違刁難”者，合渠有權稟官要求“從重懲治”。此外，合渠對無心違犯渠例之人(過失犯)，如果其過失情節證據確鑿，而且行為“不至貽誤將來。實系情有可原”，那么合渠紳耆可“出具切實保狀，請官免究。”
(3)對財物的管理與使用，包括渠長津貼、合渠工程攤款、常年經費、所罰財物等。合渠每節由本節渠長選舉“品行端正、家道殷實之紳耆”一到兩人收管存儲，而“不準交給富不安分之紳耆”，所有錢物都須“渠長與該溝首各置簿登記明白”，“不準暗中抵換，遺失分毫”。需要指出的是，渠長津貼的管理使用與其他經費是有區別的。渠長津貼由“有渠長之村分”的頭目收齊后“就近僅數交給渠長”，不準誤期短交，中間不需要紳耆保管。這是因為：一、財物的來源不同。津貼來源于出渠長的村分，相對集中，每節主管渠長都是如此，因此由本村頭目把津貼收齊直接交予作為本村人的渠長，非常近便;其他經費由合渠分攤，來源分散，要集中使用就必須有專人收管。二、經費的性質、用途和數目固定與否不同。津貼用于渠務管理組織成員，數目固定，督水、接水、治水渠長每人年津貼54000文，興工渠長年津貼二十貫(20000文)。這樣，就可避免村頭目從中舞弊，而允許其將津貼直接交予渠長。其他經費主要用于渠道及其附屬工程的建設維修;除了歷年固定的攤派外，還有因工程大小臨時決定的攤款，數目不定，并且合渠工程建設往往是因時因事而異的，隨機性較大，特別是當雨季到來時更是如此。所以，經費必須及時、充足到位，才能保證工程的建設，確保渠道安全以及臨渠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因而，此項財物權必須交予合渠紳耆統一執行。
(4)“舉充”渠長的權力。渠長來自于當年輪到出渠長的村分，該村“家道殷實、人品端正、干練耐勞、素孚鄉里”且能粗略通曉“文字算法”者被本村“保舉”，并得到本村的認可后便具有了充當渠長的可能。能否充任渠長，其最后決定權在合渠紳耆會議，被會議認可的就可以充任，否則則會被駁回由該村重新保舉。
其次，日常管理組織是合渠具體事務的管理者與執行者，正副渠長、溝甲首分工明確，各負其責。
督水渠長“總理合渠啟閉陡口大小一切事件，由渠源以至渠尾統歸督水渠長管理，兼督促中五村各項攤款”，且對另外三位渠長有督促權。發生訟案時，督水渠長往往作為合渠的“法人代表”代理訴訟、出庭作證，是合渠的象征。治水渠長“管理渠源坐口治水一切事宜，兼督催上五村各項攤款”，渠口遇有工程，治水渠長須“帖傳各村溝首甲首，勿分雨夜迅即帶錢齊集渠口計議”。興工渠長管理“辛村以上各村興工、攤資一切大小事件，兼巡查上三村陡口”。接水渠長“幫同督渠長管理臨汾各村一切事件，兼督促下五村各項攤款”。遇有緊要工程急需用錢時，渠長應“先行暫墊，不得慳吝退縮”。渠長之間須互相監督，還須監督溝甲首及所雇覓巡水夫役的工作，若發現溝甲首不服從渠長的約束指示，渠長有權“稟案革退另換”;若有“巡水夫詐索地戶錢文，串通溝首舞弊”，渠長不得袒護，而應將其送官究治，否則“惟該管渠首是問”。此外，督水、興工和治水渠長還須管理馬牧村渠神廟的祭祀工作。
副渠長只是在渠務繁忙，正渠長“獨力不敷”的“非常時刻”，才來協助正渠長工作，平時則“各盡專責，權限分明”，或看守、或巡查。副渠長是憑借平陽府所發之“簽”行使職責的。因為副渠長介于渠長與溝甲首之間，他既不像渠長那樣被各村村民認可其權威，又不像各村溝甲首那樣只在本村行事，甚為方便;同時要鍛煉、培養其能力，其工作范圍就不會僅限于一村之內，而是在某節，甚至是整個渠道;因而，以“簽”為“令”，權力方可暢通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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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水利設施中的“斗門”在《重修通利渠冊》中均作“陡門”，此從渠冊。
如果說渠長是在宏觀上對渠務進行指導與督率，那么各村溝甲首則直接與村民和渠務打交道，他們是最基層的渠務工作者。攤款時，各村溝甲首須“向花戶按夫均攤，開具逐項花費清單張貼各處，俾眾周知”。興工時，除了傳集人夫興工外，遇有興夫之處，須及早安置應用器具，還須監督興工之地戶，以防遲到早退和“衰老幼孩”濫竽充數。遇有合渠事務，“各村溝首必須親自挨次帖傳”，而“不準煩為代捎”。此外，各村溝首還須晝夜巡視險情，防范渠堤，看守合渠神廟等。需要說明的是，各村溝首與甲首并非混為一談。而是各有其分工：溝首專管“澆灌、盜水等項”，甲首專管“花費等項”。但這種劃分并非絕對，它只表明工作方向上的傾向。
督巡水“管理合渠巡水事件”，李村的督巡水還兼“保護公孫村石橋工程”。督巡水也是憑“簽”執行公務的，但它不在水利管理機構之列，而是由渠長“雇”來的，其津貼從渠長津貼中扣除。它與溝甲首及正副渠長沒有上下級關系，只是“拿人工錢，為人辦事”，若其工作無方、貽誤渠務，就會被渠長直接解雇。而不需“稟官責革”。
綜上所述，合渠紳耆會議作為水利組織的權力機構，對日常管理機構各成員有監督、檢舉、科罰和任免權，對合渠財物有管理和使用權，間接管理日常渠務。正副渠長、溝甲首和督巡水直接參與合渠日常事務的管理，分工明確、各施其職;正渠長接受合渠紳耆會議的監督，并對其所管該節各村溝甲首進行“約束指示”，督水渠長對另外三名渠長有督促權;正副渠長之間幾乎沒有隸屬關系，副渠長只是在渠務繁忙時作為正渠長的幫手出現，平時則各專其職;溝甲首是合渠最基層的管理人員，直接接受正渠長的約束與督促，也接受合渠紳耆會議的監督;督巡水不在管理機構之列，與正渠長之間存在雇傭關系。此外，各紳耆之間，各渠長之間有互相監督的義務。
三、水利組織的運作模式
(一)水利組織的選舉與換屆
首先，合渠紳耆會議每十年或十五年開會一次，進行換屆。周期所以如此長，是與其身份和工作性質分不開的。紳耆作為鄉土社會的精英，本身在民眾中就有很高的威望，并且這種威望具有相當的穩定性，一般情況下沒有換屆的必要;同時，這十余年又是另一批社會精英的培養與形成階段，從此意義上講，每屆任期十年或十五年是較為合理的。就其工作性質而言，委員一般不直接參與渠務的管理，遇有棘手的渠務時才臨時集合議定，工作相對輕閑。故而，相隔數年進行換屆，其意義只在于補充新鮮血液，實現新老交替。當然，我們并不能排除因為舞弊等特殊情況而改選委員的可能。
其次，日常管理組織中，正渠長作為日常管理組織的最高層，其人品的好壞，管理能力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到合渠能否正常運行。因此，其選舉、交接、連任等也就顯得格外重要。關于渠長資格的認定，《重修》規定：“選舉渠長務擇文字算法粗能通曉，尤須家境殷實、人品端正、干練耐勞、素孚鄉望者”，而“不準推舉僧道及家身不清、曾充賤役之人”。然而，并非每村都有舉充渠長的資格，上三村興工渠長“歸趙城縣之馬牧村一村充庸”，“上五村之李村，中五村之白石、杜戌村能輪流充庸治水渠長”，中五村之督水渠長由“吳村、王曲村、太澗村三村輪流接充”。舉充程序上，“一輪應某村保舉渠長須各村認可”，然后邀集合渠紳民“詳細妥議”，將合意之人登記人冊，稟明平陽府核準。得到核準后，渠長便正式產生了。渠長每屆任期一年，可連選連任。
副渠長資格的認定與渠長相當。其舉充程序是：在“應充渠長之村，預擇公正勤謹、堪勝渠務之任者各若干家，注冊定案，作為預備渠長”，預備渠長作為副渠長的候選人在這若干家內輪流舉充。如果副渠長“本人年在五十歲以上，其子輩亦能諳練渠務、公正勤勞、堪勝渠長之任者，準其于本人名冊下注明。其子弟不堪勝任，雖本人年在五六十歲，亦不得含糊備數”。副渠長有一年時間了解和熟悉渠務，一年過后，“如果堪勝厥任，此年即作為正渠長”，“否則稟請革退另換”。
由此可知，充任渠長的大致過程應是：預備渠長—副渠長—正渠長。
溝首的舉充遠遠沒有正副渠長這樣嚴格。各村溝首一般都是“輪充”，但“人品不端或曾犯臟私及貽誤渠務、經官責革者，均不準充”。應該說，凡屬順民之列大都是可以充任溝首一職的。甲首的舉充屬于鄉村保甲制范圍，自乾隆年間起，甲首不再輪流充任，而是選擇“殷實老成、有子弟者充之”，①倒是與渠長的舉充有幾分相像。
(二)水利組織的經費來源
從水利組織自身的運轉來看，無論是合渠紳耆會議，還是日常管理機構都沒有固定辦公場所，因此，在實物上的開銷是微乎其微的，保證組織存在和運行的經濟基礎就只有津貼一項了。而合渠委員是沒有報酬的，這不但與他們的工作性質有關，更重要的是由他們在鄉土社會中的角色所決定的。首先，紳耆是鄉土社會中的“精英”，他們屬于特權階層，一般也都是有錢有勢者，有許多還是大地主，這就為他們服務鄉里、造福于民提供了物質基礎。其次，為了表達自己對故土的親近感情，紳耆往往投身于鄉里公共事業，這樣做是他們較高境界的體現，當然也不能排除他們中有的是為了留名后世以及確立自己在鄉土社會中的地位和威信的可能。[2](P264)因此，津貼對于他們來說，已是可有可無，若不要津貼反倒愈顯境界之高。其他人員就大不一樣了。一來，他們的工作確實繁重，從某種意義上講還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工作稍有疏忽，就有被“責革”的危險;而且，渠務工作的特殊性對他們的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可以說，他們是憑借治渠本領“吃飯”的，獲取津貼是理所當然。二來，他們并非全是富戶，即使要求渠長須“家道殷實”，但渠務工作的風險性甚至會使其家破人亡。《重修》有載：“孫曲村每遇亢旱渠水缺乏，該村民人即率眾毆辱渠長，甚至拆房毀室，相習成風”。因此，津貼也可看作是對工作風險的補償。而對于普通百姓甚至無業游民來說，擔任合渠職務，也許并非出于多么高的境界，只是以此養家糊口罷了，津貼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合渠采取“優免制”保證津貼的來源。所謂“優免”，即是免去該渠長所出之村的夫役若干名，“每名夫作錢四千五百文”，作為渠長及所雇督巡水之津貼。溝甲首的津貼則因“各村章程不一，應由各該村隨時議定”。合渠規定優免督水、治水、接水三渠長所出之村12名夫役，其中每4名用來雇覓督巡水用，每節雇覓2名督巡水。這樣算來，督水、治水和接水三渠長每年的津貼各為4500×8=36000文，每名督巡水每年的津貼為4500×2=9000文。興工渠長與前不同，由馬牧村(因為每屆興工渠長都出自該村)津貼二十貫(20000文)，“作為渠長工食”之用;另雇覓督巡水一名，“津貼谷約數石”。
優免制作為一種優惠政策，只限于出渠長的村分。《重修》規定：該舉充渠長之村分把津貼集齊之后應準時如數交給該渠長，“倘該村頭目人等故意克扣掯勒，不能及時交給渠長或藉此要挾刁難合渠者，一經查出，準合渠將優免之夫扣留，仍退還各村，由合渠將津貼之錢如數撥給渠長”。為了避免舞弊，還規定：“各處有優免村分，只準優免興夫，不準借口優免在本渠內有任便自在使水等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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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黃六鴻：《保甲三論》，載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74，線裝本。
(三)渠務工程建設與灌溉
渠是農田水利的基礎設施，是確保獲得水權的“硬件”。因此，渠務工程的建設向來是水利事務的重中之重。工程所需之人力、財力皆來源于兩岸的利戶，仍實行“地水夫一體化”原則。首先，從人力(即興夫)來看，規定“凡興夫三十畝者稱為一名”，排除各村每年因為舉充渠長而優免的夫役外，合渠共興夫766名，加上合渠外的登臨村因建有陡口一座而興夫一名。實際共767名。需要指出的是，為了平均夫役，合渠采用了土地賦稅中的折畝制度，[3](p65-69)土地條件優越、得利豐厚的，“每地一畝興夫一畝”;反之，則有“每地一畝興夫僅三四分或七八分或幾分幾厘”者不等。從財力來看，通利渠“各項攤資以及常年經費俱按照所管夫役承催均攤”。此外，工程建設所需物力系用合渠經費購得，某些科罰所得也可派上用場。
與其他三節不同，上三村可以用興工代替攤款。這是由上三村在合渠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興工項目決定的。上三村居合渠上游，距渠口最近，若此段淤泥堵塞，將導致合渠流量不足，直接影響到灌溉效益，因此上三村需經常起夫挖口。再者，因為汾河以雨水補給為主，年徑流量變化較大，要調節流人渠道的水量，又要保證渠道的安全，所以全年要不時地扎囷—毀囷—再扎囷—再毀囷這樣循環往復，此項任務亦由上三村承擔。為了調動上三村興工的積極性，使其在心理上得到補償與平衡，合渠采取這種“收買人心”的辦法，準其以工抵款，客觀上減輕了上三村的經濟負擔。
通利渠的灌溉實行“自下而上使水”的原則，并根據各村水量的大小“分定水程時刻”(因為下游水量小且變化無常，所以單位時間內澆灌土地的數目從下游到上游逐漸增加)。為避免爭水和盜水，各村須“執牌輪澆”，此牌為一鐫有“滿漢合壁文”——“通利渠”的木質牌印，“歸值年督水渠長掌管”，澆灌時以此為“令”得以開啟陡門，澆完后封閉陡門，并灑灰印封。灌溉以每十五天為一輪，“當渠水行到之日，迅即派定時刻，無分夜雨，晝夜趕即澆完，由渠長督催溝首轉牌上行，水程實排趲上，以次澆灌”。合渠的“溢水地”(即“高阜地土”)不在輪澆之列，其澆灌不限時刻。
四、通利渠水利組織的性質
從上文了解到，通利渠水利組織有著自己的機構設置及運作制度，其中也偶有官方內容的體現，那么其性質到底如何?是民間自治的成分多，還是官方統治的分量大?
首先，合渠組織與上級官方之間。合渠機構中沒有任何官方人員，選舉時，雖然其所舉充人員的名單要到官府備案，但在其他環節中，合渠紳耆會議所起的作用更大。組織經費的來源與官方毫無干系，所有經費由合渠自籌，雖然偶有上級官員募捐，但畢竟是微乎其微的。從組織的管理制度來看，常態下的管理與官方沒有關系，即使違犯渠例，但情節輕微時，也由組織自行處理，只有當情節較為嚴重時，才會“送官”。從合渠的章程——《重修》來看，其督修者、協修者、寫序者均系官員，其中的協修者還是3縣18村的本籍人士，具體繕寫工作則由合渠紳耆完成;在內容上，附錄中除有水案卷宗以及沿革碑刻外，還有傳記，被立傳者大都是為合渠做過貢獻的官員;在文字表達上，“準合渠稟官責革”，“準將渠長科罰”則明顯帶有官方口吻。可見，水利組織并非完全的獨立與自治，其中或多或少地體現了上級官方的成分。
其次，合渠組織與鄉村管理機構一保甲制之間。我們發現，合渠組織把各村甲首納入了自己的管理系統，與各村溝首處于平行地位，它須接受正副渠長的約束，否則同樣會被渠長“稟案革退”。但是，《重修》并未對甲首的津貼作出任何規定，說明其津貼仍來源于保甲系統。可以說，甲首除需完成其本職工作外，還要兼及合渠事務，具有雙重身份。
因此，合渠組織作為一個地緣因素突出的地方實體，在常態下是自行運轉的。它無需其他任何力量的介入，并且“本能的拒斥外來力量的介入”，它具有鄉村權力網絡的特征，即“渾然天成的自治體系”。[3]但它在封建專制集權不斷向鄉村滲透的過程中又不得不有所讓步，即通過對重大事宜向官府的稟報，與官方建立起某種聯系與默契，而使雙方相互受益。一方面，合渠組織可以“利用官府的正統地位和權威，作為其行使權力的基礎”，[1](p271)確保其組織自身和渠務的正常運轉。另一方面，官府也利用合渠紳耆以及渠長對鄉里的熟知以及在民眾中的威信，對鄉里社會進行控制、管理與教化，而且巧妙地把保甲制中的“甲首”歸人合渠組織，從最基層向鄉里組織悄悄地滲透。由此我們認為，通利渠水利組織是帶有官方影子的民間自治組織，其運行狀態是封建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系統相互妥協與利用的表現，自治占據主流。其管理下的通利渠是經官方認可的，由合渠自行出資、興工、運轉，合渠民眾自身受益的民間性水利設施。
五、結論與余論
傳統社會把國勢的興盛寄托于“好人政府”，地方組織中也同樣如此。人們對制度本身的思考往往只停留在表層，而很少能觸及根本。清朝末年，伴隨著封建帝國政體的行將就滅與茍延殘喘，地方社會的水利灌溉系統亦做出重大調整，即欲通過對水利章程的修訂，使已發生紊亂的灌溉秩序得以恢復。從《重修》完備的內容中，我們似乎可以感受到這種期待的用心良苦。然而“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終結性的，因為制度最終還是由人來操作。但我們并不能否認這種制度調整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國家與鄉村社會權力之間的互動使統治秩序與地方組織的管理秩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不難想象，水利組織人員基于水利管理產生的權威，必將有利于其在鄉村社會其他事務中發揮同等重要甚至是主導作用。因此，參與水利管理或控制水利組織，對于鄉村社會不同利益體而言，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由此引發我們對水利組織與基層權威、水利組織與村落共同體關系的進一步思考。可以推斷，由于水的核心地位與作用，極可能在區域范圍內形成以水為中心的社會運行模式。當然，因本研究僅是建立在個案的基礎上，其所覆蓋的空間范圍畢竟有限，最多可推至山西全省，因此上述結論的科學性和普遍性如何，仍需更多的個案研究來證明。至于華北地區鄉村社會是否存在同樣的運行模式和特點，將是我們在今后研究中尤須注意的地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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