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 表
自從1949年以來大量的考古發現證明，中國的農業和動物馴化是與中國第一個成熟的新石器文化同時出現的，這個文化以河南西部的仰韶村命名，1921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 G·Andersson)在這里發現了彩陶和新石器制品。1928年，在山東省會濟南附近的城子崖村，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員發現了另一處新石器文化遺址，其特點是黑陶和卜骨，并以附近的龍山鎮命名。雖然后來在河南北部幾個地方接連發現了一些仰韶、龍山和商代文化遺址，但是這兩個新石器文化在年代上顯然有一些差距，在本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一直是猜測和爭論的話題。而由安特生開列并校訂的比較年表，大概是1949年以前在西方流傳較廣的僅有的一份，但這只是一份水平不高而且有時還自相矛盾的猜測性作品。
到了五十年代，在中國各地又發現了許多重要的局部和地區性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學家們這才能夠根據比較系統的材料對中國主要的新石器文化重新分類。這些新發現的新石器文化包括河南西部、陜西東部、山西南部的廟底溝Ⅱ期文化;山東大汶口文化;淮河地區和江蘇南部的青蓮崗文化;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以及湖北和河南最西南部漢江下游流域的屈家嶺文化。這些新石器文化脈絡清晰地代表著從仰韶時期向龍山時期過渡的一個完整而又漫長的時期。我們現在知道，安特生在甘肅省西北部發現的馬家窯、半山、馬廠這樣一些新石器文化遺址，從文化和地層學上看也是過渡性的。安特生在他修訂的年表中認為甘肅的齊家文化比仰韶文化要早，現已證明實際上比上面提到的所有主要的新石器文化都要晚。
耶魯大學的古人類學家張光直(K.C.Chang)，根據按照發展分類的方法，將這些新發現的局部或地區性的新石器文化總稱為“龍山式”，并作了如下說明：
“大量提到的這些階段(新發現的廟底溝Ⅱ期文化等等)雖然全都以彩陶為其特征，實際上與仰韶文化并不一樣。可它們與仰韶文化的不同之處卻是與龍山文化的相似之處。雖然這些遍布各地的文化中可能有些要早于龍山文化，但是在凡是有過仰韶文化的地區，它們是晚于仰韶文化的。”(87)
“龍山式”這個總稱一直沒有引起考古學家的重視，尤其是在中國。我認為這個名稱是非常方便的，并將在本文中根據張所下的定義使用它。
1972年，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恢復出版了官方刊物《考古》。學術界這才知道這個研究所早在1965—1966冬天就已經進行了第一次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工作，文化大革命延誤了結果的公布。1972年夏天，公布了29項放射性碳年代數據，其中有關中國史前時代的20項列在表1中。
系統的中國史前期年表制訂還須有待于來自北京的范圍更為廣泛的放射性碳年代測定。
現有的數據對于重新評價仰韶文化(中國第一個成熟的新石器時期)和年代學，以及更清楚地了解一些主要的地區性龍山式文化出現的順序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放射性碳數據中關于仰韶文化半坡階段的為數最多。半坡階段對于了解中國文明的發端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因為已經證明它代表著最早的文明階段，半坡階段的田間農業以谷子為主，動物馴化以豬為主，并且有建造得很好的帶有墓地的定居村落公社和彩陶、原始的文字和數字(100)。四項放射性碳數據和我的年代換算表明半坡遺址在公元前第五千年里前后幾乎存在了600年。
但是，成熟的半坡階段的出現，并不能等同視之為仰韶文化的誕生，這將在第三節中作進一步的解釋。現已知道，陜西省西鄉縣李家村遺址是仰韶文化的最早階段。這個遺址位于秦嶺山脈的自然分界線以南。雖然到目前為止，在這里和秦嶺以北相似的文化遺址都沒有發現谷物遺存，但是繪有條紋的陶器、特別是石鏟和磨石的發現很可能表明了某種形式的定居生活和原始農業已在這里出現。我們完全有把握猜測仰韶文化的李家村階段必定是出現于公元前第六千年的某時。
由河南西部的廟底溝遺址所代表的另一種形式的仰韶文化在文化的重要性上同半坡幾乎不相上下.這種文化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彩陶上繪有非常生動的螺旋花紋，這種文化形式在地理上分布于河南最西部、山西南部和陜西西安以東的渭河下游流域。半坡型同廟底溝型之間時間和歷史發展的關系自從1950年代后期以來一直是廣為爭論的題目。直到得到了放射性碳年代數據，我們才知道廟底溝型要晚得多，甚至比河南北部的后崗型還要晚一些。后崗型雖然深受半坡型的影響，但也有自己的顯著特色。最晚的數據也表明半坡型的分布比廟底溝型廣泛，遠至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西部(100)。
這些在時間上晚于仰韶文化，由張氐為了方便定義為“龍山式”的各種地區性文化，最近的放射性碳年代測定表明，它們在年代上并不是大致同時而是有先有后的。早在仰韶文化發展起來之前，青蓮崗文化就已在中國東部出現了。吳山菁根據南京博物館沒有發表的報告，對青蓮崗文化有以下概述(67)：首先，現已發現的大約80處青蓮崗文化遺址中，江蘇省界內有65處。這種文化從江蘇向西延伸到安徽，向北延伸到山東中部和南部，向南延伸到浙江北部，在浙江后來出現了良渚文化。青蓮崗文化分布地區大約有10萬平方公里。第二，青蓮崗文化可以分為江北和江南兩種類型。江北類型由四個時期組成;江南類型由三個時期組成。從地層學和文化形式來看，江南類型的三個時期可以看作與江北類型的前三個時期同時。第三，江北類型的早期，以江蘇北部邳縣大墩子最下文化層為例，最近已經放射性碳測定年代為距今5625±105年，換算年代應是4450±105 B.C.。浙江東北部嘉興馬家浜是最典型的早期江南類型，但那里的最下文化層一直沒有進行放射性碳年代測定。上海附近崧澤遺址的最下文化層放射性碳年代測定為距今5185±105年(注: 表1中為5195——譯注)(換算年代： 3995±105 B.C.)，但崧澤遺址屬于早期江南類型中的晚期。吳山菁認為，兩處遺址在年代上455年的差距很可能代表著南北兩種類型的早期存在的時間，并不意味著江北類型出現得較早。
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出現于大約公元前三千年(作者推算)也是出人預料的。過去一般認為良渚文化的出現比更靠北的龍山式文化要晚得多.青蓮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年代確定對于證實水稻文化的起源和提供中國中部、東部家畜和水牛的早期馴化的線索具有重要作用，這在下面幾節中將要討論到。
公元前四千年末至三千年末，其它地區的龍山式文化以及龍山文化相繼出現。銅石并用的齊家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中國歷史上第一有史記載的時期一商朝的建立。 最近我對確定商朝和周朝的方法所作的批評使我更傾向于認為商朝建立于大約公元前1600年，西周肯定是建立于公元前1027年(100)。雖然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放射性碳測定數據才能知道龍山式文化和龍山文化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年代，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距今7000年前開始對中國農業起源的研究。
2.原始環境
仰韶時代原始中國人的家鄉在黃土高原的東南部，就是位于陜西中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的整個渭河流域。從地質學的角度看，這個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區是一個“典型的”黃土地區。這里的黃土沉積異乎尋常地厚，而且黃土的顆粒結構特別均勻。對形成這種特殊的土壤結構的解釋只能是：很可能是風(而不是其它自然因素)把黃土從四面八方運送而來，并在中國北方長期的以干燥為特征的更新世氣候中積沉而成(47)。中國3000年來的歷史記載也表明中國北方各地經常發生風成黃土沉積(63)。
在過去的100萬年中間，由于三個雨量相對充足時期的隔斷，共出現了四段干燥期。在雨量比較充足的時期內，發生了大規模的土壤侵蝕。結果，黃土被從高原地區帶到了中國北方的低地平原。雖然低地平原黃土的成因是非常復雜的，但是這個地區的土壤很大一部分來自沖積和洪積。在低地平原的許多地區，土壤是由卵石、礫石和礫巖混合而成。相比之下，黃土高原的土壤因為主要是風成，所以在結構上均勻、細小、松散、易碎，因此使得原始的掘土木棒比較容易入土。這可能就是為什么氣候盡管非常干旱，黃土高原地區卻是中國新石器文化的搖籃的原因之一。
中國北方的氣候向以惡劣著稱，那里冬天冰封，夏天酷熱，春天又經常揚起沙暴。黃土高原的年平均降雨量在250～500毫米之間(比10～20英寸稍微少一點)。低地平原的年平均降雨量是400～750毫米，只有在再沉積黃土地區的南部和東部邊緣才有年750毫米的降雨量。如果把10～20英寸的年降雨量在四個季節平均分配，那么只能滿足一般旱地農業的最低需要。但是在黃土地區，降雨量大部分集中在夏季，這時候的氣溫和蒸發速度都非常高。雨量集中在夏季，對某些抗旱作物是有利的，例如谷子，但也給其他類型的農業帶來了很大困難，至少在史前時代是如此。另外，因為中國北方大部分地區處于暖氣候季節風和冷氣候旋風暴這兩個主要造雨構造的邊緣，所以，黃土地區是一個半干旱地區。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關于中國北方的原始氣候有相當多的爭論。根據對于中國黃土高原多方面的科學調查。對這個問題最新的看法是，盡管在整個更新世內，氣候在非常干旱期和相對濕潤期之間變化，但是長期的氣候變化趨勢，一直是周期性的， 而且可能越來越干燥(113)(47)。
在這種干旱條件下形成的黃土的性質十分明確地反映在土壤的物理和化學特征上。如所周知，氣候潮濕地區的土壤易風化、濾水性強、呈酸性;而干旱地區的土壤則不易風化、濾水性差、呈堿性。中國黃土高原的黃土風化程度微乎其微，保持著大部分主要的原始礦物成分以及幾乎不變的堿性。通過同歐洲幾個國家的黃土仔細比較，中國地質學家的結論是，中國黃土形成的氣候條件要比歐洲普遍情況更為干旱(47)。
為了研究更新世期間中國北方氣候的改變，中國地質學家近些年來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埋在厚厚的黃土沉積層中的各種紅土層上。這種紅土層具有相當重要的科學意義，因為只有在不正常溫暖和潮濕的氣候條件下，黃土才有可能風化為紅土。但是對山西省離石縣黃土剖面的各種紅土標本的系統分析表明，這些紅土層的P H值在7.5～8.8之間(46)。也就是說，這些埋在下面的紅土壤仍然呈中性或者比較強的堿性。更有說明意義的是埋藏在山西午城黃土剖面上部的紅土層內發現的花粉構成。這一特殊的土層位于距地面10.6～12.9米之間，這土層應表明在較近的地質年代里存在著一個“濕潤的”從屬時期。在這個土層內發現的47粒花粉中，只有4粒是樹木的(Abies一粒，Pinus三粒);其余43粒全被認為屬于蒿屬植物(Artemisia)(45)。這類植物是干旱、半干旱環境一個最好的植物學證明。因此，在討論中國北方的原始氣候時，“多雨”一詞必須謹慎而且只能在相對意義上使用。
與中國北方的原始環境相關的所有科學因素中，最令人疑惑的是動物群的遺存。其內容一應俱全。從原產于凍土帶和北極附近的長毛犀牛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和猛犸(Mammuthus Primiqenius)到產于熱帶的大象(Eelephas maximas)和犀牛(Rhino- ceros sp)。今天有些學者仍想以象和犀牛的遺存為證來說明中國北方的原始環境必然一度處于溫濕時期。這種說法很難成立，因為此地同樣也有長毛犀牛和猛犸的遺存發現， 而在一般情況下這些動物只應北極附近才有，另外還可以舉出只有在沙漠或半沙漠地區才能見到的駱駝和駝鳥的遺存為例。此外，本世紀初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許多大象和犀牛的化石，當時因為沒有詳細的地層報告，結果被錯誤地歸之于不同的土層。最近對這些古生物學資料重做的系統驗證表明，這些大象和犀牛的化石幾乎全都來自湖床，這些湖床形成于土壤侵蝕期內，并且在上面普遍覆有不規則的黃土沉積層。一位主要的中國黃土高原的綜合學者在全面研究了這些動物資料之后認為， 自更新世中期以來黃土地區的動物群一直是以嚙齒類為主，特別是鼢鼠類(Myospalax sp)更清楚地表明了半干旱的草原環境(47)。
近年來，研究黃土地區原始環境最引入注目的進展大概是在孢粉學領域。據我所知，至少有十項孢粉研究與中國北方有關(12)。除了遼東半島普蘭店一項反映了古代沿海氣候外，其余九項都非常有助于了解中國北方低地平原和黃土高原的原始環境。其中尤以山西午城柳樹溝整個黃土剖面的孢粉成份的研究最有價值，因為這里的黃土斷層最為全面，而午城這個名稱也成了中國地質學家用來代表更新世早期黃土沉積層的代名詞。其它中國北方的孢粉研究都只涉及更新世的某一時期，午城研究則與眾不同，它概括了過去的100萬年。為了便于進行古生物學的研究，全部121米深的午城剖面被分為106層，這樣就能對植物及其所代表的氣候變化進行審微度詳的研究。因為本文主要關心與中國農業起源最接近的地質時期的植物與氣候，所以我把午城剖面上部20米的孢粉分析開列如表2(附表2)。
從表2中，我們能夠看到黃土高原原始環境的幾個重要特征。第一，在1，622粒孢粉中喬木和灌木只占74粒，這說明這個地區的森林資源一向是貧乏的。在總共74粒木本孢粉中，松(Pinus)和柳(Salix)地位顯著，共有47粒，但是應當指出，松樹的孢粉由于有兩個氣袋，所以能從很遠的山區產地飛來，而柳樹一般生于水邊。因此說，雖然在為數稀少的森林資源中獨有這兩種樹引人注目，但這更說明了在這個半干旱草原上，森林雖不能說完全沒有，也是極其稀少的。
第二，在剖面的孢粉構成中最明顯的是草本植物占壓倒優勢，總數為1，548粒，占孢粉構成的95.4%。毫無疑問，黃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脈、坡地和近水地區，都是不長樹只生草的半干旱草原。僅蒿屬(Artemisia)就占64.8%的事實更是說明了這個地區的生態環境。
第三，蒿屬在20米以下的孢粉中占53.3%，在20米以上的孢粉中占71.8%。這個百分比的上升表明到了更新世晚期氣候已變得更加寒冷和干燥。
第四，在草本植物中，重要性僅次于蒿屬的植物，是禾本科(Gramineae) 和藜科(Chenopodiaceae)。前者中一些品種后來被人馴化為糧食作物，后者許多類似菠菜的植物曾為原始人當蔬菜食用并經常為了得到它們的種子而種植(95)。在孢粉總數中，禾本科占10.7%。這類植物在過去的一百萬年間分布相當廣泛。但是從考古學和關于中國谷物最早的文字記載看，禾本科雖然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并不意味著自從更新世早期以來它就是廣泛存在的潛在的糧食作物。相反只能說明為數有限的幾種谷類植物在同蒿屬和藜屬等早生植物進行了長期、無情的斗爭后，還是在半干旱地區有效地保存下來，終于為仰韶農民所利用。
表2表明的原始環境的主要特征不僅還為中國北方其它地區(遼東半島一處除外)的孢粉分析所證實，而且中國古典文學著作中植物學的記載也能提供證據，在這些古典文學著作中，以《詩經》的植物學記載最全面。《詩經》描寫了公元前十一世紀末到公元前六世紀中期中國人的生活，它那優美的文筆和可靠的史料歷來為全世界的漢學家所稱道。這部詩歌選集收錄的305首詩歌，采自周天子及各侯領地，其中提到的植物近150種。當然，這個數字同今天的植物分類學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的時代，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比，《詩經》所反映的植物學知識則是首屈一指。例如圣經、古埃及人的著作、荷馬史詩、希羅多德(注)的史書中提到的植物分別只有83、55、60、63種(104)。因此不能不說《詩經》真正是歷史學家、植物學家的寶庫。《詩經》還在許多地方提到了植物生長的地理環境——山川、平原、河邊洼地、沼澤、池塘和河流。305首詩歌包括的地理區域非常廣泛，計有陜西、山西、河南省、漢江下游流域到長江中游流域、山東中部和西部、安徽西北部、河北南部。很幸運，這部古書對黃土高原東南部的植物記載尤為詳細。
我根據中國古書的記載，驗證了近些年來在黃土高原的科學發現，并將《詩經》中提到的所有植物，除去水生植物和糧食作物外，做了一個鑒定、分析并開列成表。因為我主要關心古代“野生”植物，所以我還從先秦和兩漢年間編寫的各類歷史、地理和哲學著作中，以及公元6世紀編纂的最早的取材廣泛的文學選集《文選》中挑選了一些資料來補充《詩經》中的植物學記載。通過和現代科學發現相比較，我得出了以下結論(詳見(12)：P35—84， 表3和表4) ：
注 希羅多德(約前484—約前425)，古希臘歷史學家，在西方有“歷史之父”之稱。——譯注。
第一， 自從更新世晚期以來，中國北方的森林構成一直沒有什么改變。即使有的話，也不具有實際意義，并且落葉樹總是在數量上超過針葉樹。
第二，通過考證《詩經》中提到的喬木和灌木的產地，可以發現這些植物實際上局限于山區、丘陵、坡地和河邊。也就是說，撇開不均衡的季節性雨量分布和夏季的大量蒸發不講，中國北方的黃土地區看來一直不能為木本植物的生長保持足夠的水份。中國地質調查的創始人丁文江在對格萊尼特(Marcel Granet)《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一書的著名評論中指出，該書關于黃土高原上散布著草木叢生的沼澤的說法是很有見地的，并且值得引用以作為對一些論述中國原始環境的著作的糾正：
“現在所有的地質學家都認為黃土高原從來就沒有森林形成。…水線是如此之低， 甚至今天在黃土高原種樹仍需在幼樹期灌溉直到根部扎得足夠深。…山坡上有過森林是不可否認的，但是黃土高原一直是一個半干旱草原。就是今天的沼澤雖然在沖積平原上，但是格萊尼特教授所說的沼澤大多位于黃土地區，”(139)
對于丁的觀點，我僅有的修正是在陜西的渭河流域甚至今天也有沼澤存在，這是因為獨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引起的排水不暢造成的(36)。盡管氣候并不濕潤，在排水不暢的低洼地還是有許多沼澤和泥炭沼澤形成，其中有些據知形成于史前時代晚期和有史時代早期。
第三，《詩經》中提到的蒿屬植物達10種之多，在《詩經》記載的各類植物中遙遙領先。蒿屬在黃土地區的優勢同《詩經》中的記載決不是巧合。從各類植物在《詩經》里出現的頻率看，蒿屬僅次于桑(mulberry，19—20次)、黍(Panicum miliaceum，載15首詩)和稷(載12首詩)。鑒于谷子是古代中國人最重要的口糧，而桑樹對養蠶業至為重要，商、周時代曾在中國北方廣為種植。蒿屬在《詩經》中如此受到重視明確無誤地表明黃土地區是一個半干旱草原。
第四，《詩經》中只提到藜科(Chenopodiaceae)兩次。結合其它古書的記載，表明藜科植物在黃土地區普遍生長。除非藜科植物確為某地區特產，否則對現代學者說來，將很難解釋為什么在周代(如果不是更早)休閑地一般稱為萊，處女地稱為“草萊”(12)。著名的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地層剖面孢粉分析也證實了古書中關于藜科記載的準確性。在2.8米深仰韶文化層中發現的278粒孢粉中，木本植物僅占40粒，而藜科和蒿屬分別占到141和38粒(6)。
中國古書所表明的黃土地區古代植物的主要特征，同近年來的古生物學研究完全一致。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樣一些主要因素的影響，諸如黃土沉積的氣候條件;黃土的物理、化學性質;動物群中典型的草原動物特點;比較稀少的木本植物;一些旱生堿性植物如蒿屬和藜科在地質學和歷史上所占有的數量優勢;就不難得出這些的結論，即，黃土高原不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都是半干旱的草原。
對中國農業起源的研究者說來，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那就是盡管黃土高原的自然環境非常嚴酷，卻不失某些可取之處。準確地說，黃土由于其風成起因和長期的干旱半干旱形成條件，使其土壤結構異常均勻、松散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很利于木質原始掘土農具的翻掘。可以認為，覆蓋在黃土高原上的草從未象歐亞大陸其它重要的大草原和森林草原那樣茂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聯森林草原地區)最常見的土壤表層是黃土和類黃土，”后者的特征是稍黑的“黑土牧草地”，俄國其它“草原地區”是典型的暗黑土壤，這表明地面的草曾非常茂密(133)。使用綜合法研究歷史的著名學者麥克內爾(william Mcneill)曾正確地指出，在舊世界農業一般首先出現于長樹的山坡或山腳下，因為“天然草地對于掘土木棒是非常棘手的(124)。但是在舊世界中重要的也是僅有的例外就是仰韶中國。這個例外一般可以解釋為黃土的特殊結構和稀少的地表植被。因為黃土不易風化，保持著大部礦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盡管有限的年降雨量連20英寸都不到，但是它集中在夏天，這使得仰韶農民能成功地種植少數幾種在半干旱環境中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存留下來的谷類植物。另外，黃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較少的情況下，糧食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壤。所有這些因素，促成了中國農業和新石器文化突破某些自然條件的限制，在黃土高原的中心地區的出現。大概只有在中國的黃土高原，這些限制條件才能被抵銷。
黃土高原自然環境的特殊性對于建立仰韶式農業做出了很大貢獻。除此之外，不受黃河下游沖積大平原的影響以及沒有原始的灌溉也是中國原始農業的特點。
在本世紀的頭幾十年，由于對中國史前時代知之甚少，學者們普遍認為中華文明的搖籃可能是在黃河沖積大平原。因為僅從19世紀末以來就在位于低地平原的河南最北部的安陽發現了幾萬件卜骨。在西方，這個觀點是由麥斯皮羅(Henri Maspero)系統闡述(123)，并通過托恩比(Arnold Toynbee)的史學巨著((140)：P318—321)而廣為流行。在過去的20年里，由于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和發掘， 中國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的年代順序也已比較清楚，所以可以肯定中華文明的搖籃是在黃土高原的東南部，這里同黃河下游的大平原幾乎毫不相干。
從中國北方屬于仰韶、龍山式、龍山和其它史前文化遺址的大量考古報告概括、明確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下列事實，這些遺址不管是在黃土高原還是在低地平原，大多是沿著黃河的各條支流旁的黃土坡地或山丘，而并不沿著黃河的主流。對這些遺址進一步考察，可以發現它們大多位于小河或溪流邊，而這些小河溪流甚至在詳細的中國地圖上往往也找不到，只有當地人才知道。這更加說明中華文明的誕生并不能歸功于黃河主流，雖然從理論上說這許多小河溪流屬于黃河流域((12)P107—117)。
當然，在甘肅、山西西南和西北部、河南西部有幾十處史前文化遺址是沿著黃河主流的上游和中游的。可是，從地形上看，這些遺址同其他遺址也非常相似，都是位于距離河床16、20到幾百英尺的高地上。這就是說，中國北方所有史前文化遺址都是近水的，同時又保持有效的高度以免遭洪水的侵害。這些高高在上的遺址是對復雜的水輪和水泵發明之前就有灌溉的說法的最有力的反駁。
除了一千多處新石器遺址的地理環境表明原始時代不可能有灌溉外，我還可以另外舉出中國出現灌溉較晚的證據。在西安附近的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和商朝最后的首都安陽小屯都發現了溝道，但是當地的考古學家認為半坡的這些大圍溝是為了防御，小溝道(全都通過居住區)也不可能用于灌溉(14)。小屯的溝渠網比較復雜，遍布大部分皇宮、皇家祖廟、住宅和工場，但顯然是用于排水(62)。中國古文字學家于省吾在廣泛研究了商代甲骨文之后的看法是商人只是害怕洪水，全然不知道筑堤、水利和灌溉(74)。
大概是出于灌溉的目的而在田里挖溝的文字記載首見于《左傳》。其中說公元前571年，子駟當了河南中北部的鄭國的執政之后不久，“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師氏皆喪國焉。”結果，公元前563年，子駟被五個貴族鼓動的一幫“不逞之人”殺害。書里沒有指出開挖這些溝渠的確切年代，很可能比較接近公元前563年。這個夭折的灌溉工程在大約20年后由鄭國最著名的政治家子產繼續建造，一開始，他也招來人們的非議，三年以后，當灌溉見到收益后，他贏得了人們的敬重。如果灌溉不是一件人所不知的新鮮事物，這兩位高級官員在建造初期就不可能遇到反對。《左傳》還提到公元前548年，位于長江中游的強大的楚國“數疆潦，規偃潴”，計算水淹地、規劃蓄水池(116)(作者引的是《左傳》英譯本——譯注)。
公元前424—296年間，魏國在河南北部的漳河地區完成了第一個著名的灌溉網，從公元5世紀《水經注》的詳細描寫中，我們得知這個灌溉網只有20里長，也就是6英里多一點(75)。直到公元前8世紀，大規模的灌溉網才出現于陜西渭河流域和四川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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