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林語堂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蜚聲海內外的學者，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上作譯并舉的作家之一。作為作家，他以“極其美妙，令以英文為母語的人既羨慕欽佩又深感慚愧”的嫻熟的英語創作了四十多部英文著作；作為翻譯家，他翻譯和編譯了大量作品，如《中國和印度的智慧》、《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浮生六記》及《杜十娘》等，通過漢英譯介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對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基于自己的翻譯經驗、思考和研究，林語堂在１９３３年發表了“論翻譯”一文，系統地介紹了他獨到的翻譯觀，從多個角度闡釋了他對翻譯的認識和態度，他的翻譯思想具有明顯的獨創價值和超前意識，為翻譯研究提供了許多值得挖掘的話題。近年來，在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背景下，學者們逐漸開始關注作為翻譯家的林語堂，研究其翻譯作品，但是大部分成果都局限于翻譯策略與方法及譯本的賞析與評價。［１］鑒于此，本文以林語堂先生最見功力的譯作《浮生六記》為切入點，運用生態翻譯學的理論框架，從生態翻譯視角對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思想進行探討和解讀。

所謂生態翻譯學，是指從翻譯生態的角度出發運用生態理性翻譯進行縱觀的整體性研究。［２］該理論從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出發，詳盡闡述了翻譯實質、翻譯過程、翻譯原則、翻譯方法和翻譯評價標準等翻譯本體研究問題，并探討了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強調譯者的主觀能動性，提出了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認為翻譯的實質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翻譯過程就是譯者不斷適應和選擇的循環過程，而制約該循環過程的則是“適者生存”、“汰弱留強”機制。［３］生態翻譯學還提出了“整合適應選擇度”的概念，指出翻譯活動應該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進行“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最佳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４］本文擬結合翻譯適應選擇論及翻譯生態學的核心理念，對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思想及翻譯實踐作些探討。

一、“忠實、通順、美”———翻譯生態的和諧統一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個整體和諧的系統，認為和諧統一是在翻譯各個環節都適用的理念。林語堂在“論翻譯”一文中第一句話就說“談翻譯的人首先要覺悟的事件，就是翻譯是一種藝術”，［５］認為翻譯藝術所依賴的有三條：“第一是譯者對于原文文字上及內容上透徹的了解，第二是譯者有相當的國文程度，能寫出清順暢達的中文，第三是譯事上的訓練，譯者對于翻譯標準及手術的問題有正當的見解”。［５］

也就是說，翻譯是在透徹了解源語的前提下，采用正確翻譯方法用順暢的語言譯為目的語的過程，從這三條中我們也能看到技藝和科學的影子，反映出翻譯是技藝、藝術和科學三者的有機統一。之后，林語堂先生談了翻譯標準問題。他這樣寫道：翻譯的標準問題，大概包括三方面。我們可依三方面的次序討論。第一是忠實標準，第二是通順標準，第三是美的標準。我們并須記得這所包括的就是：第一、譯者對原文方面的問題，第二、譯者對中文方面的問題，第三、是翻譯與藝術文的問題。以譯者所負的責任言，第一是譯者對原著者的責任，第二是譯者對中國讀者的責任，第三是譯者對藝術的責任。三樣的責任全備，然后可以謂具有真正譯家的資格。［５］在“忠實”的問題上，他提議用“字譯”和“句譯”，他反對“字譯”，認為“句譯”才是正確的翻譯方法和標準，忠實并非字字對譯，譯者對原文有字字了解而無字字譯出之責任，這是忠實的第一層含義；第二層含義是指譯文要忠實于原文之字神句氣和言外之意，譯者不僅要達意，而且要傳神；此外，忠實的第三義即絕對的忠實是不可能的，因為凡文字有聲音之美，有意義之美，有傳神之美，有文氣文體形式之美，譯者或顧其義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體，決不能把文義文神文氣文體及聲音之美完全同時譯出。”［５］在通順的問題上，他首先考慮到譯語讀者的因素，提出譯者對讀者的責任，認為譯者應忠實于譯語文化的閱讀習慣，按照譯語的“行文心理”，以句義為先，字義為后，先有總意義而后分裂為一句之各部，這體現出他翻譯過程的總體觀。在“美”的問題上，他認為“翻譯于用之外，還有美的一方面須兼顧的，理想的翻譯家應當將其工作做一種藝術。”，翻譯藝術文最重要的是以原文之風格與其內容并重。

總體來講，林語堂先生的翻譯思想體現了達意與傳神、整體與局部、形式和內容的和諧統一以及各翻譯主體間的和諧共處。這些都是翻譯標準在翻譯生態系統中和諧統一的體現，而且他對譯者三種責任的論述，突出了譯者的主體地位，這與生態翻譯學“譯者中心”的翻譯理念也是一致的。

二、《浮生六記》的選擇———翻譯主體的“譯者中心”

　　翻譯適應選擇論將翻譯的實質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這個定義表明了翻譯活動中無論是“選擇性適應”還是“適應性選擇”都是由“譯者”完成的，包括譯者對“需要”、“能力”與“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與選擇，翻譯生態環境是多種因素的組合，包括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翻譯動機和目的，個人的道德觀、文學觀、審美觀、翻譯觀等諸多客觀和主觀因素，這些都會影響譯者在文本選擇上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又能反映出譯者的思想觀念。［６］換言之，在翻譯生態環境制約選擇譯者的同時，譯者也能選擇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從而主導自己的翻譯活動。［７］而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從文本的選擇到翻譯操作過程中具體策略的選擇都是他對外部生態環境及自身心理需要的選擇與適應的結果，體現了生態翻譯學倡導的“譯者為中心”的理念，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處于中心地位并發揮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