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昆蟲文化的空前繁榮極大地充實了中國文學的寶庫

作為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載體，文學自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將其神奇的筆觸指向了自然界的萬事萬物。而昆蟲族群與文學結緣，使昆蟲文化從此成為文學園地一道獨特的風景。異彩紛呈的各類昆蟲文化形態，譬如蝴蝶文化、蟋蟀文化、螽斯文化、蟻蛉文化、蜜蜂文化、蠶文化、蟬文化、螢火蟲文化等等，不僅再現了昆蟲世界的自然之美，也使得文學世界變得更加艷麗多彩。目前，世界上已形成的昆蟲文化，無不顯示出與文學的深厚淵源。僅從《詩經》中與昆蟲有關的詩篇，我們就不難看出，文人對昆蟲世界的關注，其歷史已相當久遠矣!昆蟲世界的無比奇妙吸引著歷代文人思考的目光，而文人墨客的生花妙筆又將昆蟲世界的絢麗多彩呈現于文學的殿堂之上，無數人為此留下了許許多多膾炙人口的光輝篇章，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雖然目前我們尚難推斷究竟誰是用文學筆觸反映昆蟲的第一人，但綜觀歷史，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落拓文人，許多人對昆蟲的關注和喜愛，都超乎人們的想象，可以說達到了令人稱奇的境地。而縱覽歷史長河，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發現昆蟲文學發展的脈絡。先秦時期是中國文化進入百家爭鳴的繁盛時期。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毫無疑問是我國最早的文化元典之一，開創了古代吟詠昆蟲的先河。其中出現了大量涉及昆蟲的詩篇，文中提到昆蟲的有40多處，涉及昆蟲20多種，如螽斯、蟋蟀、蜜蜂、蜉蝣、蠶乃至螟、?、蝥、賊等均在其中。譬如，國風中的《周南•螽斯》、《召南•草蟲》、《唐風•蟋蟀》、《曹風•蜉蝣》，小雅中的《甫田之什•青蠅》，都是直接以昆蟲為題。據統計，在305篇詩歌中，光是與蠶桑有關的就達27篇之多，這充分顯示出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的特點。道家的代表人物莊子，其《莊子•齊物論》以“莊周夢蝶”的故事讓蝶夢成為人生美夢的代名詞，自此蝴蝶成了文人墨客借物詠志的重要題材之一。

而《韓非子•喻老》中對白蟻危害情狀之描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使人們在欣賞絢麗的昆蟲世界的同時，也對昆蟲之害有了足夠的警覺，察悟了“欲制物者于其細”的哲理。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短命王朝，文化上的嚴酷專制，使文學創作空前冷落，加上時間短暫，焚書坑儒又徹底毀滅了該時代的文學熱情，抹掉了詩性靈光［1］，也嚴重地擠壓了文化昆蟲進入文學的空間。除了《呂氏春秋》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提及蠹蟲以外，便難覓文化昆蟲的蹤影。但到了漢代，昆蟲的身影不斷顯現，如《淮南子•說林訓》中提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說:“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蓋其旦暮為期，遠不過三日爾。”我國目錄學之祖劉向，在《說苑•正諫》中給引出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成語，正體現了昆蟲食物鏈營養級間的鏈條關系。在文學史上，“蟣虱”這種衛生醫學昆蟲似乎并不多見，可在漢代卻成例外。如果說《孤兒行》中“頭多蟣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只是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劇，是孤兒對兄嫂虐待的血淚控訴;那么，曹操《蒿里行》中“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2］，則是用昆蟲現象來描述戰爭造成的苦難，這就使文化昆蟲上升到了社會批判的層面，在文學史上恐怕尚屬首次。如果說《古詩十九首》中“明月皎皎光，促織鳴東壁”使人把關注的目光僅僅投向了游子，那么，《后漢書•袁紹傳》中“運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則提醒人們史書中的昆蟲意象同樣值得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詠物詩大量出現。長達393年的亂世，使文人們在遠離官場漩流的同時，將目光聚焦在了奇妙的昆蟲世界。

昆蟲作為獨立的詠頌題材進而受到文人們的廣泛喜愛，他們托蟲言志、以蟲寓情，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詠蟲詩賦，使之成為古代詩歌中的一大獨特類別，與吟詠鳥獸魚類的詩篇相映成趣。如曹植的《蟬賦》、《螢火論》，傅玄的《蟬賦》，傅咸的《粘蟬賦》、《鳴稠賦》、《青蠅賦》、《叩頭蟲賦》，郭璞的《蜜蜂賦》、《蚍蜉賦》等等，無不折射出他們身處亂世時期所做出的特殊思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正始時期“竹林七賢”中的阮籍，他的82首詠懷詩，真正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政治抒情組詩的先河［3］，他通過對蟋蟀、蟪蛄等昆蟲的吟詠，抒發對自身命運的無奈，作品中充滿了極度的苦悶和孤獨，他的昆蟲詩作也成為其政治感慨的忠實記錄。晉初詩人陸云在《寒蟬賦序》中更是以蟬有“五德”，來書寫自己的人格思考。南朝才女鮑令暉的《蠶絲歌》，靠寫“粉詩”出名的南朝梁代女詩人劉令嫻的《答外詩》，昭明太子蕭統的《蟬贊》，還有南北朝詩歌的集大成者庾信的《小園賦》等，也都是吟詠昆蟲的名篇。就連山水詩派的鼻祖謝靈運，也以“悲風入閨霜依庭，秋蟬噪柳燕辭楹”這樣吟詠秋蟬的詩句，抒發對自然風景的審美感受，折射出他寄情山水、探奇覽勝的生活幽趣。而梁簡文帝蕭綱更是憑著“翻階蛺蝶戀花情”的名句和“一目十行”的美名永載中國詩詞的史冊。唐代在安史之亂之前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高峰，盡管很多文人將視線由書齋轉向了關山，但昆蟲世界依然成為眾多人士的喜愛。歐陽詢是將中國民間昆蟲文化史料集中在一起的第一人，他編纂的《藝文類聚》，收集了有關蟬、蠅、蚊、蛺蝶、螢火蟲、叩頭蟲、蛾、蜂、蜉蝣、蟋蟀、尺蠖、蟻、螳螂的詩賦贊等，成為研究文化昆蟲的重要讀本。據統計，在唐代，僅詠蟬詩就多達70多首，尤其是劉方平一人就寫有不少詠蟬詩，堪稱“詠蟬大師”。

在《全唐詩》中，僅反映與蠶業有關的詩也多達490多首。從唐太宗李世民，到大臣虞世南、李百藥，都有昆蟲詩作傳世，而詩佛王維、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豪劉禹錫、詩鬼李賀、花間派鼻祖溫庭筠，以及駱賓王、王昌齡、孟浩然、祖詠、司空曙、戴叔倫、戎昱、郎士元、盧綸、孟郊、王建、白居易、柳宗元、元稹、賈島、劉言史、張祜、杜牧、李商隱、于?濉⒙摶?⑵と招蕁⒙焦昝傘⑽ぷ?⒅９取⒋尥俊⑵爰骸⒗鉦?⑿燾埂⒎胙鈾齲?褂刑蒲憂?⑹痛δ?⒐??、裴說、李端、蔣貽恭等等，都著有大量吟詠昆蟲的詩篇，形成了唐代詩壇特有的昆蟲交響曲。縱覽李唐一代，吟詠昆蟲的人數之多、作品之盛、涉及昆蟲層面之廣，實屬罕見;值得一提的是，以昆蟲為題材的唱和之作也不乏其陳，如以蟬為題的唱和之作，許渾與陸暢、白居易與劉禹錫、杜牧與吳融等等，都曾吟詠過;就連屢考不中，最終揭竿而起的黃巢，也寫有“蕊寒香冷蝶難來”這樣的詩句。宋代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又一巔峰，宋代作品特別是詩歌，在題材方面比較成功的開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傾斜，于是瑣事細物都成了宋人筆下的詩料［4］，昆蟲進入文學視野也就理所當然。譬如，有關蝴蝶的詩歌佳作，古來有5000余首，僅宋代謝逸一人，他的詠蝶詩就超過三百，被后人稱為“謝蝴蝶”，堪稱古今少有。如宋代的林逋、柳永、蘇軾、黃庭堅、晁補之、趙彥端、楊萬里、張孝祥、辛棄疾、洪適、姜夔、史達祖、高翥、吳文英、周密、薛秀宣等人，都有昆蟲佳作面世。最最令人稱奇的是，北宋黃庭堅的七言古詩《演雅》，堪稱中國詩歌史上的一首奇詩，全詩共寫了四十二種鳥蟲的情態，曾在南宋詩壇上引發了一系列的作品仿效。而南宋著名愛國高產詩人陸游，他一人就有117首詩與蠶業有關。而最最滑稽的一幕是，于政不通卻精于斗蟋蟀的權相賈似道，曾專門著有《促織經》，以詩的形式敘述，文筆凝煉，堪稱一絕，被人戲稱做“賈蟲”，成了名副其實的“蟋蟀宰相”，他玩蟲誤國之舉，只落得歷史之罵名。而昆蟲文化對詞的貢獻，更是有目共睹，因昆蟲現象而引出的一些詞牌，如由梁簡文帝的樂府“翻階蛺蝶戀花情”引出的經典詞牌《蝶戀花》，更是被宋人發揮到了極致，作品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