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意義下，文本細讀被視作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文本細讀是語義學對文本進行解讀的重要方法和顯著特征。”文本細讀不僅僅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精神”。所謂“精神”一般有三種含義:“哲學范疇;表現出來的活力;內容實質。”本文取二、三種含義，即“文本細讀”能呈現出研究對象的“內容實質”，并顯示一種“生命的活力”。“細讀”即為“表示任何以詳細研究文學作品的語義、方法、韻律、格律等方面之內，以結構為主要任務的批評分析方法”。文本細讀之方法理所當然地為現代文學教學研究者所運用，并結出了碩果。然而，綜觀現代文學的諸多研究成果，許多研究者雖然秉持了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但似乎并未遵循文本細讀的“精神”。即沒有如實地呈現出研究對象的“內容實質”，從而也就放逐了文學研究的“生命活力”，于是滑入“感性”的文本細讀層面。

一、引注混亂:“文本細讀”中的臆想性

趙樹理于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農村題材小說受到較大關注，與此同時出現了一些評論文章，如郭沫若的《〈板話〉及其他》、李大章的《介紹〈李有才板話〉》、茅盾的《關于〈李有才板話〉》，以及荃麟、葛琴的《李家莊的變遷》等等。在這之后，關于趙樹理的研究著述也往往以茅盾等人的評論文章為參考依據。但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后來的這些研究著述在參考前人成果時，無論是引述還是標注都存在諸多錯誤。

首先，引述“原文”語段錯誤百出。例如，一本為中文系學生編撰的現代文學指導用書中有一段話說到趙樹理發表的《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等鄉土題材小說，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這段表述是存在問題的。茅盾當年評價趙樹理小說《李家莊的變遷》時認為，該小說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而不是評價《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的》這兩部小說的。竟然還有學者把茅盾的這句評語當作是20世紀60年代一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觀點，著實令人不可思議。此外，有著述引用了郭沫若評價趙樹理鄉土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中的一段話，所引用的話是“我(指郭沫若)”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穎、健康、簡樸的內容和手法”，這兒有“新的意義”。這段話中所引用的郭沫若評語有著明顯錯誤，首先是搞錯了研究對象，其次是引文內容不準確。郭沫若于1946年8月16日在《文匯報》上刊發了一篇評論文章是《〈板話〉及其他》，不是評價《李家莊變遷的》，文中原話是“我(指郭沫若)”被那“新穎、健康、樸素的內容與手法”，這兒有“新的感情”。該編著在引用原文方面錯了三處，即誤用“簡樸”“和”“新的意義”三個詞語。

其次，標注“引文”混亂不堪。所謂標注，是指標出資料的來源出處。例如，一本研究趙樹理的專著中有個頁下標注是:茅盾《論趙樹理的創作》。這兒把文章名稱也標錯了，茅盾當時寫的評論文章是《論趙樹理的小說》。一本關于中國現代文學漫談的書中，標注茅盾的評論文章《論趙樹理的小說》一文的出處是“《文萃》1947年第10期。”這里把發表年代搞錯了，茅盾是于1946年12月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發表《論趙樹理的小說》。另有兩本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中都有個頁下的引注:茅盾《談〈李家莊的變遷〉》，《文萃》第2卷，1946年第10期。查閱研究資料發現，茅盾從沒有寫過《談〈李家莊的變遷〉》這篇文章，而寫過《論趙樹理的小說》，就發表在《文萃》第2卷第10期上。窺一斑而見全豹，諸多錯誤和硬傷存在于趙樹理等作家作品的研究中。究其原因，不外乎是研究者的惰性心理和捷徑習慣使然，研究者雖然也閱讀了文本資料，但不是真正的細讀，更不是對“原始資料”進行的文本細讀，于是在引注方面錯誤百出，混亂不堪。

二、妄加評論:“文本細讀”中的定勢性

長期以來，梁斌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紅旗譜》備受稱贊，被納入“三紅一創”經典之列，溢美之詞如《紅旗譜》的“作者是有著很強烈的史詩意識和史詩追求的，而作者也的確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史詩的高度”。這種從思想內容層面的評價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內容往往是形式的內容，就文學作品而言，形式主要指向文體中的語言、修辭和結構等層面。于是，若從語言修辭層面來細讀《紅旗譜》，則會發現學界已有的評價不夠客觀，并且產生評價定勢傾向。然而，直到2010年6月，標題為《〈紅旗譜〉每一頁都是虛假和拙劣的》一文刊登在《當代作家評論》上，沖擊了一直以來閱讀《紅旗譜》的定勢模式，如該評論文章標題所示，《紅旗譜》“每一頁都是拙劣的”。這雖有夸張之嫌，但小說《紅旗譜》中的語言表述確實存在諸多問題，值得商榷。例如，小說開端一章中有段話講到主人公朱老忠在候車地方看見一個男的背身站在售票窗口處，朱老忠乍看到這個男人的形象是“長身腰，長腦瓜門兒，挺實的腰膀”，朱老忠便嘀咕了一句:“嗬!好面熟的人!”這段話意思是說朱老忠在車站里認出了20多年不曾見過的童年伙伴嚴志和。可是，20多年不曾見過的一個人背對自己站著，怎么可能會一下子認出來呢，這個情節顯然不太符合生活邏輯。文學來源于生活，然而，《紅旗譜》中像這般“非生活化”的語言表述與情節安排比比皆是，但長期以來研究者賦予這部小說的溢美之詞則多而泛濫。究其原因，固然與注重作品內容而忽略藝術形式的社會歷史批評語境有關系，但更為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文本細讀”中的定勢思維———人云亦云在作祟，這顯然背離了現代文學應有的研究精神。

此外，“文本細讀”過程中的定勢性現象還能從研究者對小說《紅旗譜》作出的“故事梗概”方面加以證明。例如，一位研究者曾這樣概括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該小說開篇就講述朱老忠一家人受到本村地主的迫害，父母親被地主氣絕而亡，朱老忠的姐姐受侮辱后跳河自殺，朱老忠一家子被迫逃亡遠走關外。然而，小說原著一開始就沒提說過虎子(朱老忠的小名)的母親，因為虎子娘在虎子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朱老鞏(虎子的父親)病死之后虎子獨自逃到關外，哪里有朱老忠一家人被迫流浪關外的情節呢。另有編者概括《紅旗譜》的故事情節則這般表述:小說中“性情十分暴烈的朱老鞏被地主活活氣死了”，直到“30年以后，逃亡的朱老忠帶著老婆孩子回到了鎖井村”，等等。小說原文意思是:朱老鞏被氣吐血暈倒，回家就躺在炕上，這樣病了半個多月后死去，虎子逃走去了關外。二十五年之后，虎子(即朱老忠)帶著老婆和兩個兒子回老家鎖井村復仇來了。可見，上述故事梗概是不準確的。這顯然都是受到多年來《紅旗譜》故事梗概的“定勢干擾”，從而“臆想”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