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先進人士為了新國新民、變法維新，紛紛提倡向西方及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學習，派遣留學生成為當時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徑之一。清政府自1872年選派了30名幼童赴美開始，便陸續向英、日、法、德等國家派遣留學生，去學習路礦、機械、軍事等先進的科學技術。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留學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僅僅是“媒介”作用)。就中國現代文學而言，郭沫若在1928年就曾不無自豪地說過“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這句話雖有浪漫夸張之處，但現代文學中有相當一部分作家的確是曾經出過洋的留學生，他們對新文學的貢獻、在中外文學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們因留學國家不同而導致的思想意識、文藝主張、審美情趣等的不同，已經為許多研究者所論述。那么，在近一個世紀后的“全球化”語境下，在“后殖民大流散”(postcolonialdiaspora)中“出入于各種文化，不屬于任何一種”的世界公民越來越多的當下，再回看現代文學中那些學成歸國的留學生形象，又會有怎樣的發現呢?與那些土生土長的人物相比，特殊的經歷使他們為作家的創作提供了哪些新的視角，為作品及現代小說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質素?這便是本文興趣的開始。

一、報國無門•隨波逐流•努力自強

“以我這樣的少年，回到少年時代大有作為的中國，正合了‘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那兩句話。我何幸是一個少年，又何幸生在少年的中國，親愛的父母姊妹!親愛的祖國!我英士離著你們一天一天的近了。”［1］(P37)這是冰心《去國》中主人公在回國船上的激越情懷，相信也是當時大多數歸國游子的共同心聲。然而主人公的滿腔報國熱情卻被對現實的失望一點點熄滅了，最后，為了不愿在“飲博閑玩”中虛度光陰，為了避免“沾染這惡社會的習氣”，不得不滿懷悲憤地呼喊著:“祖國呵!不是我英士棄絕了你，乃是你棄絕了我英士啊!”而離開了回來僅僅一年的祖國。英士的失望，相信同樣也是當時大多數留學生回到祖國后所遭遇到的。如果說英士依靠父親的聲望尚能在衙門里謀到一個衣食無憂的閑職，而那些沒有關系可以依靠的，便陷入了謀生的漂泊困頓之中。郭沫若頗具自傳色彩的《漂流三部曲》中的愛牟自日本回國后，為著自己的興趣以及“轉移社會”的希望，棄醫從文，但卻無法擺脫歷年來的貧苦生涯，受著友人們的接濟，在生活的壓迫下，他不得不與妻兒分離，送他們東歸以另謀生路，一個人在上海過著煉獄般的生活。到了續篇《行路難》中，愛牟雖也重回日本，與妻兒團聚，卻依然為生計所苦，最后只得避居鄉野。

與英士、愛牟的無奈去國不同，多數的人還是留了下來，或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曾經有所作為;或者雖不滿現狀，但慢慢也就習慣了。前者如《倪煥之》中的蔣冰如、《母親》(丁玲)中的于云卿等，兩人都曾留學東洋，回國后熱心教育事業，蔣冰如曾和倪煥之一起精心設計“理想教育”，于云卿則“講民權”、“倡共和”，與留洋同學一起辦女學堂，并支持在娘家孀居的姐姐進學堂讀書。后者如英士在美國時的幾個同學，剛回國時原想辦一個工廠，既可以“振興實業”，又可以“救濟災民”，只是無從籌措資金，只好作罷，漸漸安于做一名“閑員”，過著英士所深惡痛絕的隨波逐流的生活。最讓人失望的是，這種“惡社會的習氣”不僅影響了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連那些曾積極從事于改革的人，有的也被現實所屈服而逐漸同化了。如蔣冰如在理想教育受挫后，思想開始退縮，逐漸成為時代的落伍者，在倪煥之為之熱血沸騰的大革命前夕，他擔心在上海讀書的兒子受影響，特地趕去把他們叫回家中。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兩類人思想雖日漸萎縮但卻無須為生計擔憂，有的甚至能夠飛黃騰達，那些和愛牟一樣謀生艱難的人，只能如《神的失落》(王西彥)中的那位沉默寡言的蔡仲民，在一個偏僻的山城中做一個生物教員，走著別人眼中的“末路”;或者像《圍城》中那位既可愛又可憐的方鴻漸，從上海到內地再由內地到上海，為謀一個職位而四處奔波。在眾多反映抗戰時期知識分子愁苦窮困的生活狀況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描寫了歸國的留學生。如靳以《生存》中的主人公李元瑜教授，是一位唯藝術至上的畫家，在法國留學時，他曾清高地拒絕了別人用高價來購買他的作品，理由是不能“出賣我的藝術”，然而才華橫溢的妻子因過度操勞而過早的憔悴、衰老，兒女因貧窮、饑餓而受到的欺侮和滿眼的淚光，使他必須放棄自己的信仰，靠賣畫來維持生計。

當然，在一些留學生身上也體現或寄托著某種光明與希望。蔣光慈《兄弟夜話》中的江霞，也是一位剛剛歸國的熱血青年，國內的黑暗使他常常懷念莫斯科的光明、自由，但種種失望與愁悶并未減弱他的革命激情，沒有做“逃兵”，也沒有放棄自己改造中國的主張。司馬文森《天才的悲劇》中的尚仲衣教授是位留美博士，抗日戰爭中他放棄了自己在名校的教授位置和美國紳士式的生活，投筆從戎，艱苦的隨軍途中，他嚴格要求自己、處處以身作則，但認真耿介的性格使他招致流言與排擠，被免職后他依然留下來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死在了去香港的途中。在現代文學的小說創作中，這些知識分子的生活遭遇、思想變遷、心路歷程，他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他們在作品中所承載的意義，并不因他們的留學生身份而有別于其他的同類形象(盡管他們或許有著各不相同的獨特之處)，如蔣冰如的由“新”變“舊”，正是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所總結或預見的那類停止不前或退步的知識分子形象:由“痛罵官吏的學生”變為“嫌惡學生的官吏”，由“家庭革命者”變為“壓迫子女”者;英士、雷先生的學無所用、報國無門，英士同學的隨波逐流，愛牟的“棄醫從文”、李元瑜教授的“藝術至上”之在現實社會中的難以立足，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只是從“留學生”這樣一個角度繼續或加重了對那個扼殺人才、令人窒息的黑暗社會的批判和控訴。如果說江霞的身上還有著革命文學中浪漫蒂克的氣質，那么尚仲衣教授的遭遇(這兩個人物都有著很大的紀實性)，則是通過進步文化工作者的悲劇命運來揭示了整個時代與民族的悲劇。所有這些，可以說都是現代文學中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探討與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