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為題材的文學創作叫歷史文學。中國歷史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曾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為現代歷史文學的創作留下了寶貴的經驗。中國現代歷史文學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一種題材式樣。它是新文學的作家們在現代意識指導下對中外歷史題材(包括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神話傳說、寓言及古代文學作品等)進行審美選擇的產物。因此在文學觀念、歷史觀念、文學形式、人物系列諸方面都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具有鮮明的特點。本文從縱的方面對現代歷史文學的創作情況進行總結,并著重論述其在文學觀、歷史觀、創作方法等方面的特點,以就教于大家。

一、“五四”時期(1917-1927)是現代歷史文學的初創時期,和現代題材的文學一樣,歷史文學在文學觀念和歷史觀念上也主要是表現當時“人的解放”的時代主題,在文學形式上主要是歷史小說和歷史劇兩種。魯迅是中國現代歷史小說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他1922年11月創作的《不周山》是新文學史上較早的一篇歷史小說。這篇“取了弗羅特說,來解釋創造——人和文學的——緣起”[1]的小說,首先表現了用現代意識去解釋古事的原則。作品中女媧的那種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創造精神,正是“五四”時代精神的體現。藝術上,作者將古人和今人,古事和今事錯綜交融,把對女媧創造精神的雄渾描寫和對“古衣冠小丈夫”猥褻行為的嘲諷交織在一起,顯示了“隨意點染”[2]的藝術魅力。1926至1927年,魯迅又創作了《奔月》和《鑄劍》兩篇歷史小說。這些作品,思想內容上個性主義色彩更加鮮明,高揚著個人主義的復仇精神——這是“五四”破壞、反抗的升華。藝術上更至完備,特別是《鑄劍》則把歷史小說的悲劇藝術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幾乎與魯迅同時,郁達夫也創作了歷史小說《采石磯》[3]。這篇描寫清代詩人黃仲則幕僚生涯的作品,實際上卻表現了作者自己憤世嫉俗的思想情感。這種強烈的主觀抒情性,也是“五四”歷史小說的一個特點。郭沫若于1923年創作的《宛雛》和《函谷關》也具有這種特點。小說前者表現莊周在窮窘生活中心境的變遷,揭露了惠施心胸的狹隘,流露出作者對世態人情的憤懣;后者借老子自我批判,說明“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沒有生命”的道理。用“科學知識對于歷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釋或翻案”,來抒發自己的主觀感情和達到“對于現實諷喻”[4]的目的。

郭沫若是現代歷史劇的開創者。1921年他的詩集《女神》中就收錄了《湘累》、《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等三篇(部)歷史詩劇,為史劇創作作了最初的嘗試。1926年他的《三個叛逆的女性》出版,已是比較成熟的歷史劇作。劇作從思想內容上突破了傳統禮教的桎梏,以個性主義的價值取向洗清了千百年來潑向女性的污泥濁水,恢復其女人的獨立尊嚴,從而確立了本期歷史劇表現“人的解放”的時代主題。劇中卓文君的“你們老人們維持著的舊禮制,是范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圍我們覺悟了的女人不得”的叛逆呼喊,顯示出覺醒女性獨立、自主、勇敢、無畏的人格尊嚴,具有極大的積極影響。在藝術上“借著古人的皮毛來說自己的話”[5]的特點,顯示出“以古諭今”的主觀抒情風格。總之,“五四”時期的歷史文學在西方現代觀念影響下,確立了從總體上否定封建思想和制度,追求人性解放和人格獨立的時代主題。作品內容上所表現的創造的歡樂和復仇的悲壯,刷洗歷史女性身上的污水,倡揚獨立、自主、平等的現代道德,抹去“圣人”頭上神圣的光環,恢復其“人”的本來面目,則是跳動在時代主旋律上的主要音符。藝術上,首先,現代歷史小說突破了傳統歷史小說演義歷史的結構模式,以新的結構形態使現代歷史小說匯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大潮之中,而魯迅的“隨意點染”的創作方法則形成了現代歷史小說創作的浪漫主義一脈。其次,以西方話劇形式進行的史劇創作,不僅打破了中國戲曲的傳統形式,而且為現代戲劇(話劇)的發展提供了經驗,而郭沫若“失事求似”的創作特色,則奠定了現代歷史劇浪漫主義創作方法的基礎。不過,“五四”時期的歷史文學創作數量還不多,取材范圍也不夠廣。史劇創作由于大多注重于“翻案”,理念色彩和拔高古人的傾向也比較嚴重。凡此種種,都有待新的突破。

二、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1927-1937),歷史文學特別是歷史小說創作出現繁榮的景象。和當時現實題材的創作一致,作家的歷史觀、文學觀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單純表現“人的解放”的主題,開始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審視歷史,力圖以階級斗爭的觀點來表現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運動,從而反映“階級解放”的時代主題。首先,借歷史表現出革命風暴的代表作家是茅盾。1930年秋,他先后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豹子頭林沖》、《石碣》和《大澤鄉》,不僅開拓了現代歷史小說的取材范圍,而且更為鮮明地折射著現實的階級斗爭。《豹》描寫林沖在逼上梁山后又被王倫百般刁難的遭遇,突出了他強烈的復仇意識和對智勇兼備的領導者的渴望。《大澤鄉》以我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題材,雖然陳勝吳廣的性格刻畫得不及林沖那樣鮮明豐滿,但作品中卻流蕩著更為亢奮熱烈的激情:“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著‘賤奴’們掙斷鐵鏈的巨聲。……”——階級解放的時代主題昭然若揭。另外,從西方史實和神話取材而服務于現實階級斗爭的,則以鄭振鐸和巴金的歷史小說為代表。1933至1934年,鄭以古希臘神話為題材創作了《取火者的逮捕》一組四篇小說,巴金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創作了《馬拉的死》等一組小說,這些作品用巴金的話說,“既非‘替古人擔憂’亦非‘借酒澆愁’。一言以蔽之,不敢忘記歷史的教訓而已”,[6]現實的針對性十分明顯。魯迅在中斷歷史小說創作七年之后,從1934年起又陸續創作了《非攻》等五篇小說,并和前期的三篇一起,于1936年結集為《故事新編》出版。后期的這些創作,在思想上顯示了魯迅對待中國歷史的唯物史觀,其內容上,一方面歌頌我們民族歷史上脊梁式的人物如大禹的艱苦實干,如墨子的兼愛非攻等;另一方面批判消極避世如伯夷叔齊,無是非觀如老莊等民族弱點。藝術上除了進一步發展前期“隨意點染”的創作方法以外,還開拓了“博考文獻,言必有據”的“教授小說”[7]一脈。郭沫若1936年間創作了《孔夫子吃飯》、《孟夫子出妻》等六篇小說。這些作品雖然“只是被火迫出來的‘速寫’”,但“在事前也盡了相當的檢查和推理的能事以求其真容”。[8]雖然為古人“翻案”的意圖減弱了,但是明確的古為今用的創作原則和濃郁的主觀抒情性,仍是這些小說的主要特色。與早期作品相比,有意拔高古人的傾向淡化了,唯物史觀的影響則明顯地增強了。移植西方文學思潮創作歷史小說,施蟄存首開風氣,他把現代主義“心理分析”的創作方法運用到歷史小說的創作上,1932年出版的《將軍底頭》就是這種探索的成果。剖析“雙重人格”在性愛方面的內心沖突是這些小說的主要特點:如《鳩摩羅什》是寫道和愛的沖突,《將軍底頭》、《阿襤公主》是寫種族和愛的沖突。不過作者只是有意“把心理分析、意識流、蒙太奇等各種新興的創作方法納入現實主義的軌道[9]”,因此施的小說就具有中國現代主義的特色,人物性格的發展也有跡可尋,如《石秀》雖然是用意識流手法描寫石秀的“性欲心理”,但是作者所表現的石秀內心的矛盾卻清晰可辨:一方面是潘巧云的容貌在石秀心里所激起的欲望涌動,另一方面則是道德意識筑成的堅固堤防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著本能對理智的沖突。這種把現代主義的手法“移植”到現實主義軌道的探索,開拓了歷史文學的表現空間。鄭振鐸著重從傳統歷史文學的套路中探索新意,以“博考文獻,言必有據”來普及歷史知識。1936年,鄭振鐸出版了歷史小說集《桂公塘》,作品在忠奸對照的描寫中,高昂著一股民族正氣,對鼓舞人民救亡圖存的志氣,具有積極的作用。創作方法上則是在忠實于歷史事件基本格局的基礎上,恰當地安排故事情節,使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顯示出歷史小說另一種風格,即魯迅所說的“教授小說”的風采。現代長篇歷史小說在經歷了十幾年的孕育之后,到30年代中期也成功面世,李吉力人是成就最高的一個。從1935到1937年,李陸續創作了反映我國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這段歷史的三部連續性的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填補了新文學史上的一項空白,在當時的文壇上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作者把清朝末年的中國社會比喻為“一潭死水”,在這潭死水上面慢慢皺起一點波紋,很快又演變成“軒然大波”,一個朽腐的社會,必然在“暴風雨”的侵襲下受到震撼,終于土崩瓦解。通過廣闊的歷史背景的描繪,暗示了一個社會變革的時代必將很快到來的歷史規律。在藝術上,它具有歷史小說和鄉土小說的雙重品格:一方面它生動地反映了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的歷史風貌,另一方面,它又以恢宏的氣勢,再現了清末民初四川成都一帶由世態人情、市井習俗組成的“風俗史”,重點塑造了普通的虛構人物如羅歪嘴、蔡大嫂等形象,開了現代歷史文學又一表現方法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