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孟慶梓 單位：廈門大學歷史系

一、問題的緣起

“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開放以后移居國外的我國公民”[1]。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東南沿海僑鄉地區出國移民潮發展迅速,據有關學者統計,近年來,福建省和浙江省海外新移民人數已達90余萬,廣東省海外新移民人數也有60余萬[2]。其中,從遷入地分布來看,這些新移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歐美發達國家或地區,并呈現出“全球化”的特征[3]。就遷出地分布而言,這些新移民的來源主要集中在沿海傳統僑鄉和內陸新僑鄉地區,特別是福建省福州、三明(明溪縣)、南平(建陽市),浙江省溫州、麗水(青田縣),以及廣東省江門、梅州等地農村地區海外移民現象最為顯著。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當代東南沿海僑鄉出國移民潮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特征和移民網絡,并對當地農村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目前,不少學者對海外新移民的遷移動因、移民網絡及其海外生活狀況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但對其所引發的當地農村社會經濟文化變遷的研究尚顯薄弱。有鑒于此,本文將以福建省福清市J村為個案,運用實地調查材料與相關文獻資料,從微觀角度對當代出國移民潮所引發的鄉村社會變遷進行解讀與思考,以期為制定該進程的健康引導策略提供一定的參考性資料。考慮到篇幅所限,本文僅圍繞經濟方面的變遷展開討論。

二、個案基本情況簡介

J村位于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隸屬于福建省福清市,這里既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僑鄉,也是當代農村人口跨境遷移現象凸顯的活躍區。改革開放20多年以來,為了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實現求富的理想,先后有數百個J村人通過各種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20多個國家或地區謀生,對村內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據村委會記錄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該村在海外(包括港澳地區)的新移民群體中合法定居者共有552人,占了全村總人口數的1/5強。按照村民的普遍反映,村內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國打工。就其周圍環境而論,J村所在的鎮轄區、市轄區均是當代農村人口跨境遷移活動頻繁的典型地區。這種實況與浙江省溫州市、麗水市(青田縣),以及廣東省江門市、梅州市等農村出國移民潮遷出地聚集區有著頗為一致的人文地理環境。因此,考察J村個案對于認識我國當代農村人口出國移民潮的整體社會經濟效應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義。

三、實證調查狀況解析

(一)農民收入的迅速增多與巨額民間資金的形成

當代農村海外新移民的出國動機主要發端于經濟原因,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與獲得更高的勞動報酬始終是其主導目標。筆者在J村調查中發現,幾乎所有被訪者對于出國動機的回答均為“賺錢”和“多賺錢”的一致表白。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代福建僑鄉的移民潮,以進入發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為主要流向,其實是一種以民間方式運作的跨境勞務輸出[4]。”根據村民的普遍反映,筆者在調查中總結發現,目前J村新移民在國外務工的年收入基本呈現出三個層次。美國是第一層次,一般月收入在2萬元人民幣左右;英、法、意等歐洲國家是第二層次,一般月收入在1萬元人民幣左右;新加坡則是第三個層次,一般月收入在7千元人民幣左右。依此標準估算,這三個層次下每年每人的國外總收入依次為24萬元人民幣、12萬元人民幣和8.4萬元人民幣,平均為14.8萬元人民幣。考慮到農村出國人員在國外生活普遍節儉,以及按照村民們的普遍說法:“全村(國外)打工的70%-80%的錢都會寄回來”,因而估算每人每年寄回家中的平均款額在7、8萬元人民幣以上。并且,由于一個家庭中有時還不止一個人出國務工,所以幾年下來,一個農民家庭僅靠國外打工的收入便可以獲得數十萬元的財富。用村民自己的話說,“我們早就小康了。”當然,若是對于部分在匈牙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國做生意的新移民來說,百十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資產也是有的。由此可見,當代農村出國移民潮最顯著的經濟效益就是促使個體家庭收入迅速增加。個體家庭經濟收入的普遍增多必然使全村整體資金數額變得日益龐大,從而匯聚成一股巨額民間資金。據一位退休的村干部估計,以每位新移民一年寄回7萬元人民幣的保守標準計算,那么全村500多位新移民的僑匯總額將達到3500萬元以上。不僅如此,隨著村內出國人員數量的繼續增多,這個數字仍有增長的趨勢。如此看來,目前J村的僑匯資金流入數額是相當巨大的。甚至有村民反映,幾年前村里就有了存款總額上億元的說法。巨額民間資金的形成為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不但大大推進了農民生活奔小康的進程,而且還為當地產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雄厚的資金儲備。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迅速實現閑置資金向工業生產領域的轉移,對于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然而,值得關注的是,巨額民間資金的合理使用過程卻并非那么順暢。就目前狀況而言,J村巨額民間僑匯資金的流向主要集中于如下幾個方面:償還出國成本中的債務①;家庭生活消費支出②;“換代遷移”的成本資金③;經濟創業投資;公益事業捐獻;銀行存款。其中,家庭消費支出中的龐大建房投入造成很大的資金浪費,而經濟創業投資的資金使用比例則明顯不足。這種多元化資金流向反映出當地村民在如何合理使用巨額僑匯資金的想法上還不成熟,特別是在如何處理消費資金與生產資金之間的協調方面認識不足。“僑匯是國際移民將其在國外所得的部分收入寄回原籍用以贍養家庭和其它用途的匯款,是移居者對家人的一種回報,也是移民輸出國在流失大量勞動力后的一種經濟補償[5]。”合理利用這筆巨額補償金促進新移民遷出地鄉村經濟發展,對于我國當前的新農村經濟建設是一個新機遇,也是一種新嘗試。該問題涉及僑匯的消費、儲蓄和投資使用等多方面內容,其最終的合理解決尚需要各相關部門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做出更多的理論分析與實踐探索。

(二)農村產業結構的顯著變動

在出國移民潮出現以前,J村產業結構以傳統種植業和簡單捕漁業為主,但由于人口多,資源少,因此傳統農業發展空間不大。出國移民潮興起之后,隨著經濟收入的迅速增多、人口結構以及個人觀念的日益轉變,也促使J村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動。

1.第二、三產業的興起與發展局限

按照一般的經濟思維邏輯,當一個人或一個家庭具備充足的閑余資金時,往往會把其中的一部分資金投入到某項事業中,以期通過充分利用資金的價值而獲得更多的收益。J村新移民也不例外,多年的國外打拼經歷使他們的見識更為廣闊,他們開始在本地進行一些投資創業的嘗試。特別是近些年來,在村委會的積極引導下,不少村民把僑匯資金投入到第二、三產業領域中來,并取得了一定成績。在村委會帶領下,部分新移民先后參與創辦了紙箱廠、制衣廠、雕塑廠、加油站、液化站、飲食服務場所等8家個體企業,不但安排閑散勞力就業300多人,并且加快了第二、三產業的發展步伐。這是有利的一種產業結構調整趨向。由于擁有頗為雄厚的僑匯資金以及更廣闊的發展視野,新移民在當代J村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整體而言,J村現有新興企業個體在數量與規模上還比較有限。特別是相對于村內數千萬元民間僑匯資金所蘊涵的潛能而言,當地第二、三產業的發展程度還明顯不夠。這種情況的存在,既有投資環境薄弱的客觀因素限制,也受心理氛圍的主觀因素制約。一些村干部告訴筆者,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村內集體興辦木具廠,但由于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銷矛盾過多而失敗。80年代,部分老移民籌資興辦制衣廠,又因為經營管理不善而破產。此后,一些村民也試辦過制鞋廠、碾米廠、服裝廠等個體企業的嘗試,但均未獲較大成功。諸多失敗的歷史教訓在村民心理留下一定陰影,使其在當地創業的熱情受到限制,民間巨額僑匯資金也因此無法順暢地實現向第二、三產業轉移,最終也阻礙了J村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與發展。該問題的解決,尚需各級相關政府部門的大力引導和政策扶持才能有效解決。正如一位曾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村民所言,對于目前村內產業發展規劃,“村委會能力有限,市里應有統一規劃、指導。否則,只有錢(僑匯資金)還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