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徐鵬緒 張詠梅 單位：青島大學文學院

一、周作人對傳統文學價值的宏觀認識

“五四”是一個狂熱反傳統的時代,西方的文化和美學觀念被大量引進和傳播,中國的傳統文化和古典藝術由此失去了過去被崇尚和仿效的地位,甚至成為被質疑的對象。周作人卻用另一種理性的眼光審視傳統,發掘中國傳統文學資源的價值,并賦予它們新的意義。在“五四”那個文學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許多人傾向于把傳統的文學形式和文學語言作為傳統思想的載體,一概加以否定。但是周作人對中國傳統文學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大膽肯定傳統文學的價值,認為文學藝術的發展具有必然的連續性,新文學的發展必然受到傳統文學的影響,因為“一個人的思想藝術無論怎樣杰出,但是無形中總受著他的民族的總文化的影響,———利益或限制”[1](P43)。他說傳統有兩種,一種是“不適宜于現在”的“過去的道德習俗”;一種是“混在我們的血脈里”的“趣味的遺傳”[2](P13)。傳統思想中壞的東西,我們應該盡量摒棄,而“超越善惡而又無可排除的傳統,卻也未必少,如因了漢字而生的種種修辭方法,在我們用了漢字寫東西的時候總擺脫不掉的”[2](P40)。在他看來,文學是本能的屬于一個民族的,一個民族的文學傳統就像血液中的東西一樣,不會輕易地因外來的影響而改變。他非常自信地說:“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不模仿什么人為惟一的條件,聽憑他自發的用任何種的文字,寫任何種的思想,他的結果仍是一篇‘中國的’文藝作品,有他的特殊的個性與共通的國民性相并存在,雖然這上邊可以有許多的外來影響。這樣的國粹直沁進我們的腦神經里,用不著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會消滅的。”[3](P12)他在給青年講怎樣作文學時說,有一點必須注意,即“了解中國文學的傳統”,因為“無論現在文學新到哪里去,總之還是用漢字寫的,就這一點便逃不出傳統的圈子。中國人的人生觀也還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立起一條為人生的文學的統系,其間隨時加上些道家思想的分子,正好作為補偏救弊之用,使得調和漸近自然”[4](P9)。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打倒文言文,建設白話文。但周作人認為“講國語文學的人不能對于古文有所歧視,因為他是古代的文章語,是現代文章語的先人,雖然中間世系有點斷缺了,這個系屬與趨勢總還是暗地里接續著,白話文學的流派決不是與古文對抗從別個源頭發生出來的”[5](P64)。對有些人罵古文學不好,說20世紀的人不應當看19世紀的東西,周作人說,20世紀的人,也是從18世紀19世紀一步一步進化來的,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可喜可悲的事體,前后的情形不同,但是古今的感情一樣,并沒有什么多大的特殊。他認為“文學是借用文字了解人的意思的”,“對于古文白話,拿常識作根據去應付他,達到不要限制自由的目的”[6](P104)。在周作人看來,古文“并不是全要不得的東西”,而是“有許多原是可用的材料”[7](P1),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經過一番挑揀、洗刷、改裁,仍然大有用處,只是不能再那樣穿戴。他把自古以來的古文分作兩類,“一類是左國莊韓司馬的古文,一類是韓愈以后的古文。第一類是以古文體寫的文章,里邊有寫得很好的,我們讀了知道歡喜知道賞識,卻又知道絕對做不來,至多只好略略學點手法揀點材料來加入我們自己的文章里”,第二類則“文章自然不至于不通,然而沒有生命”[8](P125),不值得讀,卻易學易模擬。魯迅在答復《京報副刊》征求“青年必讀書”時主張青年不看或少看中國的古書,是極端的反復古主義的態度,在這一問題上,周作人與魯迅的態度不同。他主張“古書是絕對的可讀,只要讀的人是‘通’的”[9](P101)。如果是強迫的全讀,則古書是絕對的不可讀。周作人并不是要復歸于封建傳統,并不是一個穿著現代衣服的士大夫文人,他是非常理性地對待傳統文學資源的。他甚至提議“大學里———至少是北京大學應該正式地‘讀經’,把儒教的重要的經典,例如《易》,《詩》,《書》,一部部地來講讀”,目的是要以寬宏的歷史的眼光,“照在現代科學知識的日光里,用言語歷史學來解釋它的意義,用‘社會人類學’來闡明它的本相”[10](P76)。即使對程式化發展到極致的舊文學的代表———八股文,周作人亦認為它是“中國文學的結晶”,因為它“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藝也都包括在內”[10](P78)。

他認為如果要了解中國文學而不通八股文,結果是“既不能通舊的傳統之極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動之起源”[10](P76)。周作人這么說并非要復古,相反,他對復古與排外都是有著深深憂慮的。早在1922年,由當時思想界復古的情形,推測將來的趨勢,他就推斷國粹主義勃興的“必然的兩種傾向是復古與排外”[9](P88),而復古與排外都是周作人所不愿看到的。他不遺余力地與復古進行斗爭,對五四文學新人、新作竭力加以扶植。當文壇上道學家們圍攻新文學作品———郁達夫的《沉淪》、汪靜之《蕙的風》時,他寫出了《沉淪》、《情詩》、《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學》等文為之辯護,以明晰的眼光對新文學加以評判,提出“無論憑了道德或法律的名去干涉藝術,都是法賽利人的行為”,并且預言“倚了傳統的威勢去壓迫異端的文藝,當時可以暫占優勢,但在后世看看往往只是自己‘獻丑’”[6](P730)。可以看出,周氏是以一種科學辯證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學的。面對外來文化的沖擊,他既不像文化激進主義者那樣徹底否定傳統文學的價值,也不像文化保守主義者那樣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非“復古”。他以經過科學洗禮的現代眼光看待傳統,既識別傳統殘留的野蠻遺跡,又重視探究中國傳統文學的正面影響和民族特色,顯示出對“五四”時期傳統現代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理性審視與思考。

二、周作人對傳統文學的不同價值取向之原因考察

周作人在科學地認識傳統文學價值的基礎上,開始向傳統文學發掘其具有現代意義的價值資源。他推崇晚明文學,喜讀各種雜書和筆記文,抨擊唐宋八大家尤其是韓愈的文章,這里自有周作人個人的性情偏好,但更深層的原因應該是對“文以載道”說的一種反撥。周作人對晚明文學頗有好感,他推崇公安三袁的文章,并且把中國近代文學的源頭上溯到晚明,認為“五四”現代文學是晚明文學的復興,主要因為晚明是一個思想和文章都解放的時代,和“五四”時期正有許多相似之處。他說:“明季的亂世有許多情形與現代相似,這很使我們對于明季人有親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統派的復古運動自然更引起我們的同感……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新文學運動上的見識與魄力,想搜集湮沒的三袁著作來看看,我與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8](P61)周作人推崇六朝散文,說南北朝人著書,“多以駢儷行之,亦均質雅可頌”,劉勰的《文心雕龍》,鐘嶸的《詩品》,酈道元的《水經注》,楊之《洛陽伽藍記》等都是“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6](P404)。因此他說讀六朝文要比讀八大家好,“即受害亦較輕,用舊話來說,不至害人心術也”[11](P35)。他說“讀周秦文以至漢文,總是華實兼具,態度也安詳沉著,沒有那種奔競躁進氣”[4](P60)。在周作人看來,所謂古代的東西并非就是難于接受的,相反愈是古代留下來的精華愈為現代人所理解,古典文學中他喜歡《詩經》,以國風為主,陶淵明的詩向來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