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游翠萍 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1梁啟超的“新民”思想,促進了政治小說的產生

在晚清動蕩變革的社會過程中,以梁啟超為代表提出的新民思想對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有著不可忽略的重大的影響,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主將幾乎都受益于這一思想。知識界對新民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追求體格強健到追求精神強健的過程。一開始強調的是“強國保種”,既是救亡的迫切需要,也是對“東亞病夫”形象的反彈。在洋務、變法通告失敗之后,知識階層認識到,僅有體格強健是不夠的,僅僅依靠精英階層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是很難奏效的,必須開啟民智,培育新的國民精神,喚醒更多的人參與。新民思想的出現,標志著人的現代化從自發到自覺、從精英向平民的轉變。梁啟超提出的新民概念與儒家概念中的新民有重大區別。要從兩個意義上來理解:新用作動詞時,新民必須解釋為“人的革新”;新被用作形容詞時,新民應解釋為“新的公民”。[1]107“新民”也不同于儒家的“君子”,后者是一種精英理想,而前者是針對政治共同體的每一個成員。[1]152事實上,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包括民族主義、國家意識、競爭意識、進取冒險精神等。新民思想扎根于民族國家意識,新民的目的在于救亡和“新國”。他曾反復批評國人缺乏民族主義、獨立自由意志及公共精神,是中國向現代國家過渡的一大障礙。至于當時知識界引進的西方自由、權利等自由主義概念,與其原義有很大區別。

它們都是為了闡發他們的國家、民族主義觀念,而與西方為保護民權而有國家的觀念相去甚遠。[1]136—138梁啟超的新民思想既是五四“立人”思想的先導,更一直貫穿于中國現代化歷史的全過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對此深有感受。他在梁啟超去世后寫的挽聯就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許中國新民”,可謂知人之論。至于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強調的在日本看幻燈片時所受到的刺激,則頗具象征性地顯示了那一代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國民性夢魔”,這也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難解的情結。在1898年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梁啟超闡發了他的現代小說理論。在梁看來,小說有熏、浸、刺、提四種不可思議的作用,但中國小說卻只“用之于惡”,即“誨盜”和“誨淫”,對于社會進步并無益處,“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那么,新小說是什么?就是政治小說。認為“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2]381902年,梁啟超又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進—步闡發其以小說改良政治和新民的觀點,并刊發了他實踐其小說理論而創作的“新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梁在緒言中說,寫作此小說目的在于“專欲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于愛國達識之君子”。作者雖然抱歉這一小說“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論著非論著”、“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料想必定“毫無趣味,無以屠讀者之望”,[2]55可“立國”心切,似乎也顧不上許多了。政治小說一向因其政治宣傳多、藝術價值少而多受垢病,它與五四新文學的關系也常被忽略。但是,文學政治化是中國現代化特殊歷程的必然產物,也是文學(特別是小說)現代化轉型的最大動因。

2傳統文學的現代轉型提升了小說的地位

文學的現代轉型一個重要的表征就是,小說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甚至超過了詩文。有一種觀點認為,新文學也是“載道”文學,只不過載道的內容不同,需要結合創作者和閱讀者來作進一步分析。傳統詩文的創作者和閱讀者都是士大夫精英階層。文學載道是培育符合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理想的“君子”。而現代文學意在“新民”、“立人”,它的對象是普通民眾而非社會精英。進而言之,傳統小說創作一向是士大夫所不為的,而現代小說的創作者往往是社會的文化精英。這是現代知識分子在政治與文化分途后的選擇。而傳統文人的出路一般是“學而優則仕”。現代化涉及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而傳統社會中,由于民權的缺乏,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不僅不必要,反倒是需要防范和壓制的。因而傳統文化只培育出奴隸而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個人意識。這也導致現代知識分子在推行啟蒙任務時,時時焦慮于國民的“奴性”,慨嘆“立人”之艱難。由是觀之,載“儒家”之道、培養“君子”的傳統文學和載“立人”之道、喚醒民眾的現代文學有著完全不同的言說對象和價值取向,從而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劃出了分界線。或許我們可以說,文學與現代政治思想的聯姻,恰恰成為其轉型的契機。而現代傳播媒介的興起,更為其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原本精英化的文學開始向平民化、大眾化和世俗化轉變。

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的關系》等為小說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理論依據。借政治之名,小說一躍而由“最下品”變為“最上品”,既獲得了知識界的認可,更推動了他們創作小說的熱情。借小說之名,原本只屬于精英階層的政治思想得以側身于大眾之間,其影響力遠遠超過書齋間的傳播速度。如果沒有新小說家對啟蒙功能和覺世功能的強調,為小說正名如何可能?而小說的“翻身”是中國文學現代化轉型的重要表征,20世紀的文學貫穿著現代白話小說的繁榮。沒有小說的政治化策略,就沒有現代小說。可以說,從小說的現代轉型開始,現代文學就已確立了它介入政治的“光榮革命傳統”。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直接鼓吹維新和革命的政治小說也暫告一段落。但晚清“小說界革命”所開創的,以文藝改良群治的思想并未就此中止,終于在五四醞釀出一次更廣泛、更深入的文學革命。借助淺顯的白話文,“立人”的思想可以更普遍地傳布,這也是對《新青年》本無興趣的魯迅加入戰斗,為之前驅的原因。遲至30年代,魯迅仍然說:“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3]211事實上,中國百年文學的主流,與“新民”、“立人”的政治沖動和現代化夢想緊密結合在一起。從新小說、五四文學、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延安文學,到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乃至新時期文學,“改良群治”的政治意圖總是隱約可見,而關于“新中國”和“新民”的夢想也凸顯其間。因此,晚清政治小說的意義,當然不只是維新或革命的政治宣傳,它決定了20世紀文學到底會擁有哪一種“現代性顏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