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冬梅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

李東陽一生歷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明史•李東陽傳》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lǐng)袖縉紳者,楊士奇后,東陽而已。”“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李東陽弘治時期的文學思想上承臺閣文學,下啟七子派之格調(diào)說,具有重要的承前啟后作用。王世貞說:“長沙之啟何、李,猶陳涉之啟漢高。”[1](p.245)胡應麟在《詩藪》中也說李東陽“興起何李”,七子派重視詩體的詩學觀念,他們對詩的審美性的重視,便是發(fā)端于李東陽。

一、典雅脫俗之風格追求與“兼綜互出”的師法理論

李東陽詩學思想的第一個方面是對典雅脫俗之創(chuàng)作風格的追求,與之相關(guān),李東陽在師法理論上主張博學廣納,“兼綜而互出之”,這是由其閣臣身份和人生經(jīng)歷決定的。李東陽等臺閣文臣在政治、文化上處于優(yōu)越地位,他們的詩文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富貴福澤之氣,這種富貴氣象不是通過腰金枕玉、鏤彩錯金的描寫體現(xiàn)出來,相反,常常是通過蕭散閑淡的情懷體現(xiàn)出來。北宋的晏殊就是一位善寫富貴者,他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清淡至極,描寫的卻正是富貴福澤之氣象。

張《仕學規(guī)范》記載:“……公(晏殊)每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氣象,若曰‘樓臺側(cè)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2](p.190)富貴中人在面對人生時有一種安閑、平穩(wěn)的氣度,臺閣詩人在表現(xiàn)私人情懷時,往往側(cè)重于表現(xiàn)這樣的氣度:在選擇題材的時候,他們偏向于閑適、隱逸的方面;在詩歌風格方面,他們追求典雅脫俗。李東陽《麓堂詩話》說: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酸餡氣。詠閨閣過于華艷,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于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卻不可少。[3](p.489)幽寂雅澹、瀟灑超脫、擺落塵滓,都是一種脫俗的情調(diào),如果不能做到“脫俗”,則詩會有“頭巾氣”、“酸餡氣”、“脂粉氣”,都不是好詩。那么什么樣的詩歌是情調(diào)脫俗的好詩呢?情調(diào)脫俗是李東陽詩歌創(chuàng)作的審美理想,是一種超越于現(xiàn)實生活之上的文人士大夫情調(diào),是幾千年來中國文人集體無意識的積淀。李氏從題材和風格的角度,列舉出兩種:一種是有“臺閣氣”的,一種是有“山林氣”的,他認為,兩者必居其一才能稱得上是好詩。所謂“臺閣氣”,指的是臺閣詩歌典則雅麗、高昂盛大的風格,是詩歌表現(xiàn)國家之盛時體現(xiàn)出的一種繁榮富貴氣象;而“山林氣”,指的是清麗脫俗、安閑大氣的風格,是詩歌表現(xiàn)私人情懷時體現(xiàn)出的一種閑適愉悅的氣氛。臺閣體之代表作家,楊士奇、楊榮、楊溥,均為善寫閑適、隱逸題材的高手。通過閑適詩和隱逸詩,他們寫出對山居生活的向往,寫出公退之余在自己或友人的園林、別業(yè)中能夠享受到的情趣。所謂繁華之極歸于平淡,李東陽所謂“山林氣”正是富貴中人語,并非真心歸隱之意,其與陶淵明輩“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的情懷迥然相異。從整體風格上來說,李東陽的隱逸詩常常寫得清艷絕倫,作者的閑適情懷和心靈愉悅呼之欲出,很好地體現(xiàn)了他有關(guān)“山林氣”的理論。李東陽說:“作涼冷詩易,作炎熱詩難。作陰晦詩易,作晴霽詩難。作閑靜詩易,作繁擾詩難。貧詩易,富詩難。賤詩易,貴詩難。非詩之難,詩之工者為難也。”[3](p.497)更進一步說明了李東陽詩中之“山林氣”本質(zhì)上是一種富貴情調(diào)。李東陽一生清貴,“立朝五十年”[4](p.4825),“歷官館閣,四十年不出國門”[1](p.245),他的經(jīng)歷簡單平淡,既沒有大的身世之險,也沒有在官場顛沛流離,人生經(jīng)歷所限,也決定了他的詩只能表現(xiàn)臺閣詩人的雅致情趣,缺乏更豐富的風格,典雅脫俗的風格追求正是由其館閣身份和士大夫情趣決定的。也就是說,李東陽雖然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突破了臺閣文學思想的限制,但實際上并未擺脫臺閣文人身份在創(chuàng)作題材和創(chuàng)作風格方面對他的影響。

典雅脫俗的風格追求,使李東陽在師古方面強調(diào)取法對象之寬博與風格辨析之精細。具體地說,館閣身份決定了李東陽在創(chuàng)作上追求典雅脫俗的風格,對典雅脫俗風格之追求是士大夫階層集體無意識的積淀,要與這種集體無意識溝通,就必須飽覽典籍,決定了他必然采取博學廣納的師法理論。李東陽論詩特別強調(diào)“學”與“識”的作用,“漢唐以來,作者特起,必其識與學皆超乎一代,乃足以稱名家,傳后世”[5]。他從古代典籍中尋找作詩的題材與靈感,他的《擬古樂府》就是模擬漢魏古樂府的歌辭進行創(chuàng)作的。《擬古樂府序》云:“兼取史冊所載,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觸之目而感之乎心,喜愕憂懼,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或因人命題,或緣事立意,托諸韻語,各為篇什。”[6]他強調(diào)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授受方式,如他論楊守陳的詩說:“必博學以聚乎理,取物以廣乎才”[7],說這樣才能作出好詩;他評價劉定之說:“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為岳為鎮(zhèn)”,“污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為河為江為海”。[8]在學古對象方面,他提倡學習唐詩,也主張宋元詩亦有佳者,他在《麓堂詩話》中對宋代的蘇軾、歐陽修、王安石等都頗為稱道,對元代劉因、虞集的詩也甚為許可,他還常常引用宋元詩人的詩論;在他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集句詩中,除了唐人作品之外,也大量采用宋代和元代詩人的詩句;從這些例子都可以見出他是采取了兼收并取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與取法對象之寬博相對應的,是對前人創(chuàng)作的精細化辨析。例如,他雖然認為唐、宋、元詩各有佳者,但仍然強調(diào)指出唐詩因其“天真興趣”而更勝一籌。其《麓堂詩話》說:“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他稱盛唐詩歌如內(nèi)法手造酒,能夠點俗為雅,化腐朽為神奇,有難言不測之妙。他強調(diào)選集對后學者的重要性,其《麓堂詩話》云:“文章如精金美玉,經(jīng)百煉歷萬選而后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極美,則所謂鳳皇芝草,人人皆以為瑞,閱數(shù)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強調(diào)選集的作用,實際上是一種精品意識。總的來說,取法對象之寬博與辨析之精細是一體兩面,都是為了達到李東陽追求“詩之工者”、“無一字一句不佳”者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