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秦弓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一、歷史進化的文學觀溯源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指出:“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1]其后,胡適又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1917年)、《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1918年)中對這一“歷史進化”的文學觀作了詳細闡發。世人很容易把胡適的歷史進化文學觀看作是西方進化論影響的產物。誠然,進化論曾經通過駐外使官與留學生零星地傳進來,尤其是1895年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在《國聞報》連載以后,給中國思想界帶來了巨大的震動,波及甚廣。“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口號的提出及其實踐,都曾經從進化論中獲得了思想動力。1903年,梁啟超在《小說叢話》中說:“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1905年2月,劉師培在《國粹學報》第1期上發表的《論文雜記》中,也有“天演之例,莫不由簡趨繁,何獨于文學而不然?”之語。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均以不同的敘事立場反映出中國近代社會演進史的諸多側面。惺庵的小說《世界進化史》,前半部分對維新志士的書寫反映了進化論思想對于中國社會生活與文學的滲透。

從這些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出,進化論思想逐漸融入中國近代文學,成為中國文學傳統的新質。1904年春至1910年夏在上海讀書的胡適,對進化論觀念與“新派詩”、“新文體”、“新小說”想來不會陌生,他主編《競業旬報》、撰寫白話文章、翻譯外國作品,正是文學進化的一種嘗試性的實踐。留美時,胡適已經開始運用進化論觀點來思考中國的文學革命問題了。其實,胡適的歷史進化文學觀還有一個重要源頭,那就是中國文學傳統。已有學者指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論斷并非胡適首創,“而是較早由王國維依據清代焦循以來一部分論者的看法提出來的”[2](P75)。的確,就其內涵與表述而言,胡適的這一論述與王國維“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3](《自序》)十分相似。盡管胡適從1910年8月至1917年7月赴美留學,尚無證據表明他在撰寫《文學改良芻議》之前讀過《宋元戲曲史》,然而王國維的學術著述在當時廣有影響,引起胡適這位新文學探索者的注意并非沒有可能。即使胡適與王國維的論述是同在進化論影響之下的獨立思考,也不能斷言胡適的觀點沒有受到中國文學傳統的啟迪。

在進化論傳入之前,中國本土自古就有樸素的進化思想。《易經》中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成為后世社會變革與文學變革永恒的思想動力源。胡適在其題為《先秦名學史》的博士論文中,已經注意到公元前3世紀上半葉時中國即有樸素的生物進化論產生,《列子》與《莊子》中都見得出樸素進化論的色彩。以六朝東晉葛洪為代表的新變論繼承東漢桓譚、王充貴今求新的思想,認為文學創作應當順應“古質今文”的發展趨勢。南朝劉勰《文心雕龍•通變第二十九》提出通變論,主張既應繼承,又要革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文心雕龍•時序第四十五》所說的“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廢興系乎時序”,既承認文學的歷史變遷乃自然之道,又指出了變遷的時代與世情等多重原因。唐代陳子昂、韓愈等借復古以革新,開創了詩歌與散文創作的新面貌和新傳統,韓愈提出的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觀點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學遙遠的先聲。唐代小說沿著傳奇與話本兩條路徑向前發展,變文、唱詞與詞等氣象一新,表現出文體觀念的演進。宋、金、元時期,詞、曲、小說等新興文學樣式有了更大的發展,遂有“文體代興”思想的萌生。元代孔齊《靜齋至正直記》所引虞集語,即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絕藝足稱于后世者。

漢之文章,唐之律詩,宋之道學,國朝之今樂府,亦關于氣數、音律之盛。其所謂雜劇者,雖曰本于梨園之戲,中間多以古史編成,包含諷諫,無中生有,有深意焉,是亦不失為美刺之一端也。”[4](P22—23)在明代,“文體代興”的思想得到了繼承,如方孝儒在《與郭士淵論文》中說:“蓋斯文之在人,如造化之于物,歲異而日新,多態而善變,使人觀之而不厭,用之而無窮,不失榮悴消長之常理,乃足為文。”[4](P363)胡應麟《詩藪》提出“體以代變”,“格以代降”[5](卷11,《古體上》)。明中葉以后,“文體代興”思想隨著個性思潮的高漲而愈加發展。李贄在《童心說》里以歷代文體的變遷為依據,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袁宏道也指出:“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4](P25—26)。“文體代興”觀念在明代的流衍,與通俗文學的大發展互為因果,《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的寫定,《金瓶梅》的問世,“三言”“二拍”的編撰,即是有力的表征。明末清初的黃宗羲與其后的葉燮、趙翼、袁枚、紀昀等均為文學之變與新而辯護。趙翼以詩的形式來表達歷史進化思想:“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古疏后漸密,不切者為陳。”[6](卷46)“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6](《論詩》)焦循對《詩經》以來的文學流變做了一番通盤考察,歷敘其源流升降之跡,也歸總為“一代有一代之所勝”[4](P29—30)。劉熙載認為,“文之道,時為大”,強調文學因時代演進而變化。王韜明確主張“變古以通今”[4](P532)。

由古至今延續下來的樸素進化論萌芽與變通思想線索,存在著與近代進化論對接的可能性,它不能不給予胡適以深刻的浸染。胡適曾說:“中國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張文學隨時代變遷的。最早倡此說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清朝乾隆時代的詩人袁枚、趙翼也都有這種見解,大概都頗受了三袁的思想的影響。我當時不曾讀袁中郎弟兄的集子;但很愛讀《隨園集》中的討論詩的變遷的文章。”[7](《導言》)以往,學術界常常忽略中國傳統的內在生機,認為“文體代興”有循環論色彩,而胡適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完全是西方影響的產物,較之循環論有質的飛躍。實際上,所謂“循環論”的認定,大可質疑,胡適所代表的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并非單向度西方文化影響的產物,而是中國傳統脈絡與西方進化論交匯、融合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