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孫桂平 單位：集美大學文學院

唐詩史研究有一個基本目標，即:將具有文學史意義的唐詩作品甄別出來，并從唐詩發(fā)展史的角度進行述評。文學史著作論析唐詩，也具有類似的評選功能。由于對唐詩進行學理性評論和系統(tǒng)接受是從宋代開始的，因此著者在撰寫文學史時，比較重視宋代以來學者對唐詩的看法，而對唐詩在唐代的實際影響，則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從而造成一些疏漏。“唐人選唐詩”反映了諸多唐詩在唐代的影響，這對于我們認識文學史論著在選評唐詩方面的得失，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史選與唐代選本離合情況舉例

文學史著作對于唐詩大家的成就，一般會分類述評。有些在文學史著作中被強調的詩歌類型，也是“唐人選唐詩”所重視的。有些在文學史著作中被強調的詩歌類型，卻是“唐人選唐詩”所忽略的。有些在現(xiàn)存唐代唐詩選本中被重視的詩歌類型，則不為文學史著作所關注。①以李白詩而言，文學史著作一般將其樂府與歌行類詩作當作最主要的成就，②［1］在唐代詩選家中，殷?《河岳英靈集》最早認識到李白的樂府詩成就。《河岳英靈集》選錄李白詩十三首，以樂府或歌行面目出現(xiàn)的就有十一首。③《河岳英靈集》并品題云: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嘗林棲十數(shù)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諸篇，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④［2］120－121殷?用“志不拘檢”評價李白的氣質，以“奇之又奇”評價李白善于創(chuàng)新詩體，后來白居易《與元九書》說“李之作奇矣才矣，人不逮矣”，［3］961應該就是對殷?評語的繼承。《河岳英靈集》的選詩和評語說明，李白樂府詩和歌行體所取得的成就，在其生前已經被讀者所認識。此外，《又玄集》選李白詩4首，2首樂府，2首歌行。《才調集》選錄李白詩28首，樂府和歌行占21首。而且，《河岳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選錄李白的樂府與歌行，在題材上涉及言志、抒懷、應酬三類。不難發(fā)現(xiàn)，李白善于用樂府體、歌行體表情達意，其所臻抵的駕輕就熟程度，給唐代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說，文學史著作重視李白的樂府與歌行，與“唐人選唐詩”相一致，反映了李白詩在唐代的實際影響。李白絕句的成就，到明代已被確認，如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六云:“李白五、七言絕，字字神境，篇篇神物”。［4］108

基于此，文學史著作對李白絕句，一般都要專門加以闡述。這一點，與“唐人選唐詩”所反映的情況有較大出入。考察現(xiàn)存唐代唐詩選本，《河岳英靈集》選錄李白詩13首，只有《答俗人問》1首絕句。《又玄集》選錄李白詩4首，沒有五、七言絕。《才調集》選錄李白詩28首，只有《相逢行》一首貌似近體五言絕句，但仍然以歌行為題，且用“阿那邊”這樣的口語，實際上不能算是標準的近體五言絕句。如果說，“唐人選唐詩”能夠代表唐人對李白詩接受和認識的情況，那么《河岳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的選詩傾向表明，李白絕句的成就，在唐代還沒有引起重視。文學史著作接納唐后學者的詮釋，重視李白絕句，體現(xiàn)了學術的進步。而《才調集》選錄李白詩的題材傾向，反襯出文學史編撰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據(jù)《唐人選唐詩新編》統(tǒng)計，《才調集》所選李白詩28首，除《古風》(3首)、《贈漢陽輔錄事》外，均與男女情事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白詩歌在題材上的特點，而韋?對此顯然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實際上，李白詩歌在唐代得以流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題材通俗易懂，如王安石所謂:“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5］1538

可能是基于人文教育的宗旨，文學史著作幾乎都試圖將李白塑造成具有完美人格且能代表盛唐文化的詩人，因而忌諱談這一點。因為提及這一點，不免損害李白的崇高形象，如王安石所謂:“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5］1538－1539這樣處理，忽略了李白詩歌在題材上最為重要的特征，因而對揭示詩歌發(fā)展真相形成不利因素。文學史編撰者這種“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心理，與唐詩史研究所需要的求實、求真精神，是有一定距離的。以杜詩而言，文學史著作一般都要專門介紹杜律，這與“唐人選唐詩”所反映的情況比較一致。在唐代唐詩選本中，現(xiàn)在所能知道的，僅《又玄集》選錄杜甫詩7首，①［6］193－194所選均為五、七言八句律詩。由于元稹早在中唐時期就撰寫了《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序》，指出杜律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因此韋莊推崇杜律并不具有新意。但韋莊選擇這七首杜律為《又玄集》壓卷，則表明唐人已經認識到，杜律不僅可以代表杜詩的成就，而且也可以代表整個唐詩發(fā)展的成就。文學史著作推重杜律，體現(xiàn)了今人對唐詩發(fā)展的主要成就有準確認識。

至于文學史著作所普遍關注的杜甫“詩史”類作品，在現(xiàn)存唐代唐詩選本中則未見得到認可。那么，在“唐人選唐詩”之外，杜甫“詩史”類作品在唐代以一種什么樣的面目為人所認可呢?我們認為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則強調其時事性，一則強調其敘事性。前者以中唐白居易為代表，他在《與元九書》中說: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于貫穿今古，?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3］961這里，白居易顯然是把杜甫“詩史”類作品當成符合《詩經》傳統(tǒng)、對時政現(xiàn)實有諷喻功用的風雅之作。后者以晚唐孟?の??恚?洹侗臼率?非康?ldquo;詩史”類作品反映了杜甫在“祿山之難”中所遭遇的社會現(xiàn)實: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7］15

顯然，孟?ひ丫?鮮兜蕉鷗?ldquo;詩史”類作品具有敘事性強的特點。從“唐人選唐詩”的整體傾向來看，時事類和敘事類詩作在唐代地位不高。敘事類和時事類詩作在表現(xiàn)方法上是以寫實為主，而輔以議論，一般地說，這是史家擅長的筆法。杜甫將史筆化為詩法，在今天看來，這于唐詩發(fā)展無疑是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但在當時，就不免會因為其偏離詩法之正統(tǒng)而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怪異。而且，敘事類詩作具有樂俗傾向，以其將詩歌娛情悅性的崇高功用降格為好奇以悅眾的市井小道，所以不為唐人看重。白居易最為有名的兩篇敘事詩《長恨歌》與《琵琶行》，雖然達到了“童子解吟”、“胡兒能唱”的流行程度，［8］803卻并不被對白詩甚為青睞的《才調集》所選錄，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杜甫詩史類作品兼具時事性與敘事性，其不被“唐人選唐詩”所重視，是必然的遭遇。又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而某些杜詩就體現(xiàn)了其忠君愛民的儒家思想，這些可以視為“言志”之作。因為杜甫“言志”類詩作有著深沉闊大的思想境界，表現(xiàn)出了令人崇敬的士人人格，對后世正直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文學史著作一般也都很關注這類詩歌。而這，與“唐人選唐詩”的選錄情況大相徑庭。雖然由于文獻不足，我們難以完全了解唐代唐詩選本選杜的情況，但結合其選詩的整體傾向，可以判斷這類杜詩不受選家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