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何廣平 單位：廣東省公安廳

當科學家們還徜徉于微博的“蝴蝶效應”時，轉瞬之間，美麗的“蝴蝶”卻在近來世界各國一系列動蕩事件中發生了駭人的變異。從2010年年底西亞北非政局動蕩，到2011年8月英國多個城市持續數天的騷亂，再到美國舊金山青少年聚集鬧事，互聯網都在其中扮演了謠言的散播者、暴力的信使、商鋪大火的“點火器”。對此西方世界一片驚呼:原來互聯網也“咬”我們。當各國街道上騷亂的煙火漸漸熄滅，人們開始思考:互聯網到底該不該管、該怎么管?至此，對互聯網是否加強監管的話題在英美乃至世界范圍引起廣泛討論。在這場大討論中，我國公安機關如何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抓住機遇依法加強我國互聯網的管理與引導，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

一、風云變幻:折射互聯網“雙刃劍”效應

“接受網絡自由之利，就要接受其弊”。臉譜公司總裁扎克伯格這句看似武斷的宣稱，卻在近來各國騷亂中成為現實。在這些事件中，互聯網“雙刃劍”效應展現得淋漓盡致。2011年8月4日，英國倫敦警察以懷疑持械為由，在倫敦北部托特納姆將一名黑人男子達根擊斃，引發了一系列騷亂事件。從8月6日開始到11日，騷亂迅速蔓延至全國，并使英國一度陷入無政府狀態。在騷亂中，騷亂者通過社交網站和黑莓手機大肆串聯，短時間內就把“鎖定”的商家洗劫完畢……正是由于社交網站上大量煽動、渲染性言論和圖片的泛濫，推動了騷亂快速蔓延并大面積爆發，也暴露了英國在互聯網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問題:

一是反應遲緩。8月6日騷擾伊始，“砸商店!搶東西!”等煽動性信息就不斷在英國社交網絡和倫敦人的手機上反復出現。但直到8月11日，英國首相卡梅倫才聲稱:“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網絡制造暴力，我們需要阻止他們。”

二是主體缺位。在英國互聯網管理主體中，通信辦公室等政府主管部門不直接監管互聯網，互聯網服務單位也沒有主動監控網上內容的義務，其日常管理主要由通訊辦公室指導行業組織互聯網監察基金會(IWF)承擔，其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依靠行業自律，管理力度明顯不足，在騷亂中難以有所作為。而負有打擊網絡違法犯罪職責的英國警方，無論是在及時獲取、管制互聯網信息方面，還是在社交媒體空間里及時發布正面信息、開展輿情引導等方面，都未能履行好相應的職責。

三是規范缺失。
英國對互聯網的監管依據主要是行業性規范《R3安全網絡協議》，不僅強制力不足，而且在管理內容上，對有害信息不予查處，由用戶自己決定是否瀏覽，對違法信息才交由警方處理，且違法信息主要限于兒童色情和種族主義等;在管理渠道及程序上，IWF主要通過舉報熱線以及“網絡內容選擇平臺”進行監管，且在程序上必須經過認定后才能通知刪除有害信息，以致對騷亂信息處置遲緩。暴亂發生后，有人在社交網站上發表煽動性言論，呼吁對警察使用暴力;有人利用推特組織搶劫犯罪，并通過臉譜展示“戰利品”，發布騷亂的照片。但由于缺乏互聯網應急處置的相關立法，英國政府和警察一直未對其采取有效措施，直到騷亂平息后，卡梅倫才宣稱:政府正在研究今后發生騷亂時是否阻斷微博、社交網站或“黑莓信使”等服務。

四是監管失控。在英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中，手機和社交網站的普及率非常之高。英國全國人口6100萬，卻擁有6250萬部手機和超過3千萬的臉譜注冊用戶。互聯網增強了騷亂者挑戰政府的能力。在騷亂中，騷亂的大量信息從加拿大RIM公司生產的黑莓手機信息平臺發出，一條黑莓手機短信宣稱:“用黑莓手機保持聯系并制造破壞，搶一切能搶的東西，警察無法阻止。”騷亂者甚至利用“黑莓信使”信息加密的特點討論攻擊目標和警方動向，但警方卻無法及時全面獲取信息，延誤了對犯罪行為的制止和打擊。劍橋大學安全專家羅斯•安德森透露說，由于長期缺乏經費，目前英國警方在網絡安全層面只能關注三件事:兒童色情、恐怖主義和兇殺。除此之外，警方連網絡銀行欺詐這樣的案件都無力顧及。

2011年7月，在美國舊金山比倫敦“小一號”的騷亂中，也有互聯網技術作祟的影子。7月3日，舊金山地鐵系統警察開槍打死一名叫希爾的男子，理由是其拿著酒瓶欲持刀襲警。7月11日，一些人利用交通高峰時間在舊金山地鐵內舉行抗議活動，但美國當局憑著其豐富的管理經驗、先進的管理手段成功化解了事件，其做法可圈可點。

一是處置危機堅決果斷。7月3日事件發生后，當局隨后即準確獲取了民眾打算8月11日在多家火車站月臺集會抗議的情報，并以法律嚴禁在地鐵站臺或車廂內開展示威活動為由，于當天16時至19時果斷地切斷4家火車站的手機信號塔供電，使得這一范圍內手機通信中斷，成功地阻止了民眾借助手機平臺組織、參與集會。

二是法制健全。在立法數量上，美國以130多項互聯網管理法規居世界之首;在立法形式和內容上，既有宏觀整體規范，也有微觀具體操作，囊括了行業準入規則、數據保護規則、消費者保護規則、誹謗和色情作品抑制規則、反欺詐與誤傳法規等方方面面。

三是管理架構完善。在美國聯邦政府中，聯邦通信委員會是對包括互聯網在內的通訊產業最具影響力的機構，其主要任務是對各州和涉外電臺、電視、有線及無線和衛星通訊進行監管。除此之外，美國司法、軍方和情報部門均有專門機構監控網絡，并資助或控制民間或半官方機構參與互聯網管理。四是日常管理嚴格嚴密。對外，美國極力鼓吹互聯網自由。對內，美國卻采取相當嚴格的互聯網管控措施，特別是在“911”后，美國安全部門可以“以反恐為由竊聽民眾的電話通話內容、查看互聯網通信內容”。同時，政府與谷歌、臉譜、微軟等大型信息技術企業密切合作，既共同實施密鑰托管制度，方便政府必要時破解加密信息，又研發功能強大的“食肉動物”對互聯網信息進行存儲、分析和追蹤。

實際上，社交媒體被用于挑起騷亂事件的現象已不罕見。2010年底以來，西亞北非地區持續動蕩，突尼斯、埃及政權突變，利比亞陷入戰爭泥潭，敘利亞、巴林和沙特等國民眾示威不斷。以臉譜、推特為代表的社交網站在此輪“中東波”的醞釀、發生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西方普遍冠之以“社交網絡革命”、“臉譜革命”等名稱。但與英美兩國不同的是，西亞北非地區的“臉譜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當地政府與西方意識形態爭奪在網絡空間的延伸。網絡成為雙方對抗的前沿陣地。在對抗中，雖然西亞北非國家的新聞管控向來較為嚴格，但互聯網的普及卻突破了政府對信息傳播的管制。在埃及，谷歌公司在“臉譜”網建立“我們都是薩伊德”網頁，紀念被警察打死的年輕人薩伊德。該網頁數天內追隨者就接近100萬，埃及抗議活動的網絡平臺由此形成。在突尼斯，2010年12月17日一名大學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的賣菜青年因賴以謀生的攤位被取締后自焚，他全身著火的照片很快傳遍互聯網，全國范圍的抗議活動由此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