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建秋 單位：武漢紡織大學傳媒學院

中國現代文學30多年的發展過程，其實質上就是中國現代作家作為中國人的代言人，表達人們與命運抗爭，改變命運的愿望，探尋和追求社會理想和文化理想的過程。這一批中國作家雖來自于不同階層，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但他們都以積極的姿態、高度的熱情，訴說著他們對這個社會，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期望和理想。不過，由于在人生觀、價值觀、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異，他們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洞察和理解也出現了分歧，因此在社會文化理想的構建及方式上出現了明顯的區別。本文通過現代文學史上魯迅、老舍、廢名、沈從文等作家的小說作品的考察和分析，試圖歸納中國現代作家的社會文化類型的內涵、特征、表現形式，挖掘社會文化理想類型之所以形成的歷史文化淵源。

一、兩種理想，異樣表達

參照王一川教授對中國現代小說形態的分類，他認為“在過去百年來的小說寫作中，……可以約略梳理出三種基本模式，一是文化批判模式，二是學院田園模式，三是大眾通俗式。”①本文通過對新文學作家魯迅、老舍、廢名、沈從文等小說作品的梳理，把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中相繼出現的較典型的社會文化理想類型分為批判反思型和認同迷戀型。

（一）批判反思型

五四新文學作家中，魯迅、老舍、巴金等作家在小說中反映出的社會文化理想總體來說，是以批判為主來審視和反省中國的傳統文化，以義無反顧、直面現實的態度建構著自己的文化理想。他們基于對人與人、人與社會的矛盾沖突的不滿，由此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魯迅以《狂人日記》為首的許多小說都帶有濃厚的文化批判性，“具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和鮮明的時代性”。②他敢于大膽的質疑和顛覆中國封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積弊，從家庭、婚姻、祭祀，到子嗣、族規、宗教、死亡等觀念、習俗展開了較為詳盡的考察和思考；從制度到思想，從物質到精神對中國封建文化展開了無情的批判。如對阿Q式精神勝利法的批判，對祥林嫂式的貞節觀念、迷信思想的批判；對狂人所控訴的“吃人”禮教傳統的批判，對閏土式的麻木精神的批判，對孔乙己式的迂腐而愚昧的文化傳統積習的批判；對華老栓式的愚昧迷信的批判，③對看客的冷漠無情的精神狀態的批判都體現了魯迅對中國封建文化的不可妥協的決絕態度。魯迅正是以對傳統文化的“破”的方式出發，達到文化理想“立”的歸宿點，即徹底解構中國封建文化，重塑中國國民的理性人格，構建理想的文化，先“立人”，而后“立文化”。“只有通過‘立人’，才能使未來之‘真的人’去創建出充滿活力的新的民族文化，而‘立文化’理想的完成也必將使國民性的痼疾得到徹底的療救，并最終使國民性格與民族文化之間形成良性循環，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文明的代代相傳、生生不息。”④在這種文化形態中，人們應該有民族獨立意識和抗爭精神，有反抗強權的個性主義精神，具有同情心和悲憫意識的人道主義精神。

在老舍的文學世界里，最突出的主題就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與魯迅不同在于，老舍是立足傳統，以世界性的眼光，明確的現代意識，溫和的態度，反思傳統，力爭對傳統的民族文化進行轉化和創新。從早期的《老張的哲學》到《離婚》再到《四世同堂》等都是通過表現人們的日常生活風習、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心理特征等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批判中國傳統文化，進一步建構自己的文化理想。老舍站在東西文化的交匯點上，以世界性的眼光，準確地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中生成的腐朽的民族性格：奉行“錢本位而三位一體”哲學的老張，不學無術、虛偽浮滑、庸俗淺薄的趙子曰，封閉保守、毫無國家民族意識的馬則仁，敷衍茍且、因循怯懦的張大哥，一盤散沙、貪圖享受、萎靡頹唐的貓國子民，茍且偷生、奴性十足的冠曉荷、祁瑞豐等等。相應地，老舍同時也看到了國民性格中值得贊賞的一面：勤勞善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堅忍不拔；正道直行、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敢于追求真理和正義的高尚氣節。老舍正是在對這一關乎國家和民族未來的重大問題的思考中腳踏實地地建構起自己的文化理想的：辯證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對民族文化中腐朽衰老的心理痼疾持激烈的批判態度，而對傳統中一些優秀的遺產則應該進行選擇性的繼承和創造性的轉化。就像老舍在小說《四世同堂》中借錢默吟之口所說的：“詩人與獵戶合并在一起，我們才能產生出一種新的文化，它既愛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時候又會英勇剛毅，肯為和平與真理去犧牲”⑤，而這樣的一種文化理想還應該有它“自衛的刺”：“一朵花、一座城、一個文化”，如果“缺乏保衛自己的能力”，便會“折斷”、“死滅”。“……而玫瑰的智慧不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⑥。而在戲劇《大地龍蛇》中，老舍又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他此前所建構的文化理想，融合“東方的義氣、西方的爽直，農民的厚道，士兵的紀律”。只有這樣，健美的新文化才能夠生根發芽。而這樣的文化理想則源自于老舍獨特而開放的文化觀念：“一個文化的生存，必然它有自我的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執地拒絕更進一步，是自取滅亡，……必須看到它的過去、現在、與將來”。⑦

（二）認同迷戀型

與批判反思型的文化理想類型相對的，則是在20世紀20年代由廢名（馮文炳）開創，經沈從文等作家傳承并深化而來的“認同迷戀型”。相對于前者從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角度來闡釋文化理想不同的是，后者則多從“人與自然”的角度去表現和建構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和親密無間。廢名20世紀20年發表的作品，幾乎都是以家鄉淳樸的人物為藍本所寫的短篇小說，那里山青水秀，那里人們純樸厚道，這些成為他全部文學的出發點和歸宿地。他小說中勾畫的是一個簡單淳厚的“鄉土世界”，這里生活著仁慈勤勞而被流言擊傷的洗衣婦（《浣衣母》）、唱木頭戲為生而愛門前柳樹的老爹（《河上柳》）、種菜打魚之家出來的文靜美麗少女三姑娘（《竹林的故事》）、相依為命的種桃父女（《桃園》）、采菱角的聾子長工（《菱蕩》）等等。這個世界以秀美的田園風光，安詳靜謐的生活情趣打動人心，很容易讓常處于人世喧囂、名利紛擾的都市人沉醉其中，產生高度的認同感。而小說中透露出凄美的情調又讓讀者心生絲絲悲涼的意味。廢名以他獨創的沖淡的、寧靜的風格構筑了屬于他自己的“世外桃源”———一個他自己真正創造的，“具有強烈的個性，不和時代為伍”的“永生的角落”、“少數人流連忘返的桃源”。⑧在20世紀30年代達到創作巔峰狀態的沈從文更是把這樣一種文化理想渲染發揮到了極致。他在小說《邊城》中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統一的“湘西世界”的美麗圖畫，他以精致的筆觸構建著屬于自己特有的人性理想、文化理想。這里有常年翠色逼人的幽幽竹篁，有明亮澄澈的清清溪水，有憨厚樸實、慷慨豪爽、純美善良的人們，更有濃郁醇厚、友好和諧的風俗人情。在這里，沈從文予以更多關注的是人性，一種健全、完美的人性：“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致，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座神廟供奉的是‘人性’。”⑨體現在小說中，讀者則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無論男女老幼，也不管農商軍民，甚至于吊腳樓上的妓女，都閃爍著人性之美，他們善良、淳樸，熱情；他們單純，率真，自然。這一切都和那充滿著靈性的自然山水融為了一體。試問，有誰會不陶醉于這樣一種平靜淡泊、無欲無求的生活境界中，又有誰會不迷戀這在現代社會中難以尋覓的化外之境呢？雖然，在《蕭蕭》、《丈夫》、《柏子》等小說中沈從文不乏對湘西世界中原始落后、貧窮粗鄙的生活方式有深沉的擔憂、焦慮和質疑，但統觀沈從文的創作，留給讀者最深刻印象的還是那孕育出“優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純美的湘西世界，一如《邊城》、《三三》、《長河》等小說中所描繪的那樣。而沈從文則是以一種緬懷、迷戀以及高度的認同姿態來描繪他的湘西世界的，因為沈從文是遠離故土多年后回望“湘西世界”的，可以說，無論世事如何變化，他筆下永遠只有一個留存于記憶中的美麗的湘西世界，“心靈的湘西世界”。這樣，對于沈從文小說中彌漫著的“美麗總是愁人的”悲涼意味，讀者應該不會感到奇怪了。廢名和沈從文所構建的“世外桃源”式的文化理想，多有共同之處，都傾向于回歸自然、純樸的生活環境，欣賞和贊美樸素、純真、自然的人性，追求和向往寧靜、和諧的生活方式，共享人與自然親密融洽的美好勝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