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菊唐景霞毛璐單位：石河子大學醫學院預防醫學系

大凡一門學科初創或因某種原因中斷而又重新建立時期,在理論上對其性質進行熱議已是常見的現象。例如,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重建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時就是這樣,甚至在振興法學的過程中,連對“法的性質”的討論也都是這樣,這似乎是一種規律。這種規律反映了學科性質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因為它決定學科發展的方向。學科的性質界定得越科學、越準確,學科的發展就會越順利、越成熟,否則,學科的發展就會遇到障礙,學科也不會盡快成熟起來。因此,一門新學科的誕生,或者一些中斷了學科的重建,都有一個研究學科性質的過程。由于犯罪學在我國屬于重建和新建的學科(相對于舊中國來說是重建,而對于新中國來說是新建),所以,這一過程是必然要經過的。況且,我國犯罪學研究的狀況,打一個比方來說,還處在“五胡亂華”的階段。外來的理論五花八門,充斥在它的各個領域,占有壓倒的優勢,而國內學界的觀點又大有“言必稱希臘”之癖,并且眾說紛紜,遠未形成共識,甚至連學派的雛型也未形成,研究多半還處在“散兵游勇”的狀態,缺乏有力的、有組織的整體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研究者對本學科的性質認識得還不十分清楚,科學程度不高,不能在較高水平上統一研究方向;另一方面,犯罪學也沒有與法學等學科可比的研究實體和組織機構。所以,犯罪學很容易被傳統的刑法學等強勢觀點和外來的流行理論所左右,因此,人云亦云、盲從、唯外崇外、缺乏獨立見解的現象在犯罪學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犯罪學的學科性質進行深入的研究,爭取盡早超越和擺脫這種判斷混亂的階段,促其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一研究犯罪學學科性質的必要性在于:我國目前已經步入了犯罪的高發期,犯罪給社會造成的危害和災難是空前的,幾乎可以和任何一種瘟疫相比擬。作為社會迫切需要的回聲,犯罪學理論再也不能以片面的刑事追求詮釋其功能了,它必須科學、準確地反映其自身的性質和精細、全面地揭示犯罪的原因。同時,準確地把握犯罪學的學科性質是引領犯罪學理論研究健康發展的指南,也是犯罪學學科存在的價值要求。

要明確某一門學科的性質,首先需要明確“性質”一詞的含義。所謂“性質”,是指由事物本質所決定的、區別于他事物的屬性,其外顯狀態是特征,局部特征反映的是次級性質。事物的本質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決定事物根本性質、面貌和發展的屬性,是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區別在本質上的規定性,屬于事物的核心部分。“本質”一旦消失,該事物便不成其為該事物了。因此,事物的本質就是事物的根本性質,它反映的是事物的第一性質。事物除了具有第一性質以外,還有依附于第一性質的若干次級性質,即前邊所講的由事物外顯特征所反映的次級性質,亦即第二等級的性質。第二性質不與第一性質處于同等的獨立地位,它不獨立于第一性質之外,是依賴于第一性質不同的變狀而存在的[1]。也就是說,事物的第一性質具有惟一性,第二性質則不具有。一切事物均是如此,學術領域中的學科性質也概莫能外。

犯罪學是一門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的百科知識式的學科。由于對其不同知識構成理解的片面性和認知深度的差別,所以,不同的人對其性質就有不同的認識。正像不同興趣偏好的讀者閱讀一部內容豐富的《紅樓夢》一樣,“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2],因此,不同的犯罪學讀者、學人,在閱讀和研究犯罪學著作時,對其性質的判斷,刑法學家看見的是對刑法學的輔助作用,社會學家看見的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理論工作者看見的是基礎理論,實踐家看見的是應用知識。這些判斷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科的第二性質,但也未能準確地揭示出它的根本性質。

我們應當明確:學科的根本性質是反映學科整體性質的,而學科的一般性質,即學科的從屬性質或第二性質,則是反映學科某些局部特性的。學科的一般性質是由相關學科之間知識融合所構成的變狀造成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觀基礎。但是,決不能因此就將它看成是學科整體的根本性質。如果將某一局部性質看成了根本性質,就將產生以偏概全的結果,就會將學科的發展引向歧途。例如,以往的刑法學者將犯罪學看成是刑法學的輔助學科,結果是導致了犯罪學理論偏重于刑事懲罰,未能起到根治犯罪的作用。因此,人們對學科性質之爭實質上就是對學科的根本性質和從屬性質、第一性質和第二性質之爭。犯罪學的研究者對犯罪學學科性質之爭,同樣也是如此。認清了這一點,就要求研究者在分析和研究犯罪學學科性質時,首先要研究什么是犯罪學的根本性質和第一性質,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那么,什么是犯罪學的根本性質和第一性質呢?如前所述,筆者認為,社會醫學屬性是犯罪學的根本性質和第一性質。

二為什么說社會醫學屬性是犯罪學的根本性質和第一性質呢?這是因為:第一,社會醫學屬于醫治社會病患,包括犯罪在內的學科。第二,社會醫學的對象、內容覆蓋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相關知識,犯罪學也含有這兩大領域的知識元素。雖然僅集中和限于犯罪領域,但犯罪卻是社會病患中最常見、最易發的社會疾病。社會醫學自然也不能對其置之不理,盡管這一任務主要由犯罪學來完成。第三,這兩門學科具有母學科和子學科的關系,它們應用的方法有許多相同之處。例如,它們都應用醫學(包括生理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因此,將犯罪學歸屬于社會醫學,在內容、對象和理論上都是合理的,是量體著衣。如果將其歸屬于刑法學、社會學或其他學科(如生物學、心理學等),都只能是“小衣大人穿”,難以舒適熨貼。為了闡明社會醫學屬性是犯罪學的根本性質,我們還應當進一步明確什么是社會醫學,以及社會醫學與醫學的聯系與區別。

關于社會醫學,以往有兩種主要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它是從社會角度研究醫學問題的學科;另一種觀點認為它是各種研究社會因素與健康之間關系的醫學分支學科。兩種說法雖然有區別,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以人的健康為中心,把疾病與人的健康之間的生物學過程作為研究對象的核心,因此與醫學沒有本質的區別。上述認識實際上應當是醫學社會學,而不應當是社會醫學,所以,將其界定為社會醫學是不正確的。基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加以修正,使之名副其實和名實相符。“社會醫學”一詞中的“社會”應反映為“醫”的對象,而“醫學”中“醫”的對象則是“人”。“醫學”完整的含義應為“人體醫學”,“醫學”的稱謂應為其略語或簡稱。因此,兩相對照,便可看出它們的對象,或者說它們服務的具體目標是不同的,前者是“社會”,后者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