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展蕾 單位：臨沂師范學院沂水分校

在當代文壇，李銳是一個具有自覺藝術追求的作家，《厚土》系列轟動文壇后，作者就在思考：“無論在作品內涵還是在敘事形式上都要有的超越，要在創(chuàng)作上有一種總體的超越。”作者有意離開了《厚土》的創(chuàng)作背景———呂梁山區(qū)，完成《舊址》，才重新回歸呂梁山區(qū)，進行新系列“行走的群山”的創(chuàng)作。自《厚土》發(fā)表六年之后，作者推出了《無風之樹》，作者認為這是一次“真正的超越了自己”。從內容上說，《無風之樹》最初的“原形”是《厚土》系列中的一個短篇小說《送葬》，作者將其從四千字拓展到十一萬字；所以說，這是一個“重新敘述的故事”，內容是大家熟知的，那么從四千字到十一萬字的跨度，真正考驗的是作者的敘事策略，同時作者的敘事策略使其真實地體驗和享受了創(chuàng)作的自由和豐富。《無風之樹》文本中，形式結構上有了獨特的創(chuàng)新，這種創(chuàng)新有助于文本意蘊的表達，同時也是作者強烈的生命、文化體驗的呈現(xiàn)。文本在內容的把握、作者對現(xiàn)狀的思考方面極富藝術的張力。

1第一人稱變化視角的敘述策略李銳在《無風之樹》后記中承認文本中第一人稱變換視角的敘述方法是對福克納《喧嘩與騷動》的借鑒,但是卻不能說，這就是誰的“副本”。李銳在六年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用盡心血，從而“獲得更強烈、更豐富也更深刻的自我體驗的表達”。《無風之樹》文本中第一人稱“我”與第三人稱“他”交替出現(xiàn),第一人稱“我”的敘述都是由作品中的十二個人物（暖玉、矮人坪各色男人、劉長勝、拐叔、毛驢及傻子等）來承擔,全書共六十三節(jié),“我”的敘述占了五十八節(jié)；“他”的敘述有五節(jié),只由苦根兒一人承擔，由此可見，“我”的敘述占絕對優(yōu)勢。這樣敘述人稱的安排是十分有意思的，對于同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反復敘述，從形式上來看，文本變得繁復凌亂，甚至支離破碎，但是，在內容方面卻互相補充、互相融合、互相對抗、互相拆解，有一種強勁的凝聚力，敘述表達擁有厚重的豐富性。對于人物的劃分，也是有意義的。十二個人和一個人的對比，這似乎是極不平衡的對比，卻融合了作者深刻的隱喻性信息。

2內涵之一：兩種話語的對抗作者在后記中談到，“‘文革’已經成為一切故事和敘述的中心”。作者在《無風之樹》中選取的兩種敘述人稱，其中的苦根兒，無疑就是文革話語的代表者和執(zhí)行者。第三人稱的只有苦根兒一個人，可是，他的話語力量是十分強大的。他的存在已經被異化成一個政治符號,在身體的感官方面，作者幾乎淡化掉了他所有的人性的東西———對于死亡,他認為“死亡就是死亡,死亡就是生命結束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對于愛情,他唯一能想到的也只是“女人是妖精”。作者對于他，使用了冷漠的第三人稱進行描述。苦根兒的話語是政治性的，是官方的語言，它們是權力的象征，無形有形的都給矮人坪以文革政治的壓力。這種話語是無法和民間話語融合的，必然遭到民間話語的反抗。十二個“我”，是來自民間的聲音，是與矮人坪的貧困、落后以及苦難、死亡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作者認為“貧困是一種客觀現(xiàn)狀，苦難是一種人心體驗”。民間話語所代表的，不僅是客觀的山窮水枯，更代表的是歷史順承下來的、“文革”浩劫帶來的苦難處境和精神困境。政治話語與民間話語的撞擊和對抗無處不在———生活方式、道德觀念、思想情感,這些對抗無需有意識的進行，相反更多的是在無意識中完成的，矮人坪所謂的“落后、愚鈍、無知”是對文革話語最強有力的抵制，這些也正是文革政治話語要改變和革命掉的。兩種話語的對抗，一方面是進步的政治話語———具有強勢的力量；一方面是落后的民間話語———處于弱勢，需被改造。從形式上看，政治話語的統(tǒng)領姿態(tài)高高在上，可是，真正在兩種話語相遇的時候，政治話語卻在無形中被民間話語包圍、消解。

3內涵之二：兩種意識形態(tài)的對抗政治話語和民間話語建構起兩種不同的話語世界，這兩個不同的世界支撐兩種不同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廟堂的與民間的。作者在小說文本之前，精心設計了一個小序，羅列了四個人對世界的不同看法，從中折射出廟堂和民間兩種意識形態(tài)的對比：六祖慧能在法性寺指著那面迎風招展的旗子，對眾僧解釋世界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矮人坪生產隊長曹天柱無論高興還是生氣，都只用一句話總結世界：“我日他一萬輩兒的祖宗”拐老五在人生最后的一瞬間總結世界的時候，只用了兩個字，其實只是被他弄出來的一個聲音，那只被他坐了許多年的小凳子，在倒下去的同時發(fā)出了一個輕微響聲———“咔當”。

廟堂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毫無疑問體現(xiàn)在苦根兒身上。苦根兒，是一個根正苗紅的人物，他的意識中，自覺地把自己提升到了革命的、政治的高度。他的話語是口號式的，他的生活是苦行僧似的，他的追求是“清理階級隊伍”，理想是“改天換地”。在他的意識中，只有綱領、條例、指導，是一切狂熱的政治追求。他自覺地成為一個可怕的符號，在他知道拐叔上吊自殺之后，絲毫沒有一點同情，反而一再強調“我真沒想到咱村的階級斗爭會這么負責，太復雜了”。劉長勝，無疑也是廟堂的化身，但是，他和苦根兒不一樣，他更多的融入了矮人坪的現(xiàn)狀之中。

民間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其潛在的力量是強大的。隨著時間的積淀，民間意識復雜、矛盾卻又相互調和地兀自存在著。矮人坪的農民，樸實、善良、堅韌，卻也愚昧、怯弱、無知。他們身上有天生的生理極限，最基本的生存是他們的最大追求———吃飯、睡覺、養(yǎng)孩子。他們不敢反抗政治上的權威，卻又形成他們獨有的“公妻”制度。民間歷史意識的潛在力量不可忽視，優(yōu)質的、純樸的東西自然而然的發(fā)展下來，丑陋的、骯臟的東西也堅韌頑固的繼承著。廟堂歷史意識和民間歷史意識的對抗，是隱含在文本中的———作者設定了不同的敘述人稱，使用了風格各異的話語。廟堂意識，不停地在作者改變民間意識中努力，但是，民間歷史意識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公然的反抗和挑釁，在綿軟悠長的生活中就將廟堂意識慢慢地解構了。矮人坪的“瘤拐”們與上級派來的“大個”干部在生理上的對比就暗示了民間世界與廟堂世界的關系，拐叔的憤怒是民間世界與廟堂世界不可調和的矛盾的激化、爆發(fā)。作者在后記中寫道“當人被積壓到最低點的時候，當人被生存的處境幾乎還原成為動物的時候，對于處境和出境的體驗才被最大限度地凸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