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東嶺 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儒家發育于動蕩不安的春秋戰國，此時國家分崩離析，生靈涂炭。抒難解患、救民水火是諸子百家共同的追求，其中尤以儒家為甚。徐復觀先生說“：儒道兩家的基本動機，雖然同時出于憂患，不過儒家是面對憂患而要求加以救濟，道家則是面對憂患而要求得到解脫。”儒家的救濟是儒者們始終努力的目標，他們自小所受的教育也是培養這種救濟的精神。

一、儒家的沉重責任

《大學》一書開宗明義的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欲明明德，則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的，始終是儒者所應遵從的原則和所當承擔的責任。《論語》有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儒者只有自身的德行甚高，方可旁及他人。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由此可見，儒家強調和重視的是推己及人的修身原則。不論是人生而正直還是戾惡，儒家始終相信人可以通過修身得以提高和完善，而后才可進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這就是出世。儒者的所學所修，皆以出世為所求。“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不論怎樣，儒者都應存救世之心。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堅定不移地以濟世蒼生為己任，努力推行孔子的仁政。他四處奔波，游說諸侯，即便被時人視為“迂遠而闊于事情”，也矢志不改，還自信的認為，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也？這種強烈的兼濟天下的追求，自孔子開始便成為儒家始終如一的精神。《論語》中在記載了詩人對孔子的這樣一個評論。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儒家的學者常常有這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概，他們帶著對國家命運的掛念和關注，主動承起擔挽狂瀾于既倒的使命和責任。

二、儒家意識的魏晉之變和藝術的興盛

儒家自孔子開始，一直強調嚴格恪守道德準則，把自我的價值體現在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中。兩漢大一統的時代，這種觀念成為官方的正統思想，被那時的士人尊奉。待到東漢末年，國家動蕩，政權崩潰，禮制失壞，他們在出仕無望的情形下，“從忠心耿耿維護大一統政權的心態中解脫出來，走向自我。”魏晉之際，玄學盛行，士人所面臨更多的是現實問題，諸如名教與自然的矛盾，個人與社會的權衡。對此，嵇康完完全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努力的追求一種自由自在的、閑適愉悅的、與自然相親、心與道冥的理想人生。從嵇康留下的詩文中，可以體會他的那種理想：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古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之十三》）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八首之十五）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泛泛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楫容裔。放棹投竿，優游卒歲。（《四言》十一首之一）這些都表達了一種閑適自然、悠游暢然的情緒，而嵇康所希冀的生活正是如此。我們在詩中可以感受的到超越于塵世之外的那種清冷的明凈，嵇康的性格也是像他的詩一樣的真率切直。嵇康的詩是他審美情趣的一種表達，他的生活也充滿著審美的情趣。嵇康精于音樂，能書善畫，是一個藝術修養很深的人。嵇康希望的就是擺脫世俗的系累和禮法的約束，進入一種理想的藝術生活，他所追求的人生則是一種如詩如畫的人生。這時的嵇康已經身在儒家的傳統之外了，或許更確切的說那個是儒家傳統體系已經瓦解，無所謂在不在其中。而嵇康最激烈的主張莫過于“越名教而任自然”，他的“非湯武而薄周孔”最終給他招致了殺身之禍。因為他越是自然和真率，就越是反襯出名教的虛假和偽飾。嚴格的說，嵇康已經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儒家士人，因為他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士人一樣深受黃老思想的影響，而嵇康更是厭惡榮華名利，排斥出仕。

焦朋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游泰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漢，飲露師瓊枝。多謝世間人，息駕惑驅馳。沖凈得自然，榮華何足為。（《述志詩》二首之一）澤雉瀝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與阮德如》）在這些詩中，表現出了明顯的厭仕情緒，他不愿意追求利祿，也不參與政治爭斗，他只想要一種玄學化的人生。可嵇康的被殺，已經證明這樣一種道路在當時的行不通。魏晉社會之現實與正始士人之心態有著很大的沖突，這種沖突左右了這些士人的命運。比之嵇康，阮籍更有一種儒家入世的志向，而后來他卻佯狂避世，苦悶終生。嵇康的好友山濤，則積極入世，小心謹慎的接近權力中心。他處世深沉穩重，不像嵇康那么剛直峻急；他好老莊，卻“不肯以談自居”。事實上，山濤的人生觀依然是儒家兼濟天下的入世態度，可是他也像嵇康一樣崇尚玄理，愛好自然，只不過對于山濤而言，他可以將這兩個方面調和的很平衡。在六朝社會的動蕩不安中，士人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仕與隱的選擇。出仕可擔起兼濟天下的責任，但自身的生命安全會受到很大的威脅；退隱可保全性命得以安身，但意味著放棄了儒家的責任并且生活因沒有俸祿而顯得拮據。嵇康之死，阮籍之狂，山濤之仕，或多或少都為這種矛盾所左右。而恰恰也是在這個時代，清談之風盛行，議論玄理亦成士人所好。玄言詩因此而興起，山水詩和山水畫開始出現，私人園林進入士人生活。詩畫園林藝術的繁盛自然有個體之覺醒的因素在其中，但無論如何也少不了社會動蕩帶給士人的刺激。因為擔起儒家的責任愈是艱難，深處困境的士人便愈是要尋求現實之外的超脫。

三、儒家責任和藝術精神的調和

盛唐時期的詩人王維，身居高位，可是寄情山水，過著亦官亦隱的生活。他的詩歌清新自然，淡泊明凈，正可以調理廟堂里帶來的焦慮與動蕩。中唐時的裴度，二十年間四度為相，幾乎系社稷于一身，可他面對“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于集賢里，筑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回環，極東都之勝概。”而到了白居易那里，藝術精神則完全融入了他的生活之中，甚至蓋過了兼濟之志成為他人生的主導。被貶江州之前，白居易以濟世匡正為己任，可在這之后他的人生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后來，他在《中隱》一詩中基本上表明了他的態度：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白居易遠離政治中心，依然在地方任職，有時是權職有時是閑職。不過這時他的心境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人生處一世，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總是難以兩全，所以在他看通了這個之后，出處對他來說已經不那么重要了。他既不愿辭官歸去徹底放棄兼濟天下的責任，也不愿意投入政治徹底拋開獨善其身的情趣。因此，他選擇了兩者的折中，即他所謂的中隱。白居易在恪盡職守地完成公務之后，便向自己的內心尋求解脫———這就是所謂的“身心相離”。他關注的重點不僅再是外在現實的盛與衰，還有個人生活的適意，精神境界的超越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