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寧 單位：西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

一、存款保險人承保風險的再保險分攤必要性與附帶價值

就存款保險人而言，雖然其通常肩負著實現特定公共政策目標———如預防擠兌以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發生，保護存款人利益和維持公眾對金融體系信心———的使命，其營業活動的開展不以營利為終極目的，但就本質分析，其仍屬于保險營業的一種，仍須與商業保險一樣，遵循基本的保險法理，例如對再保險的需要。

首先，存款保險人需要像商業保險人那樣，以各種可能途徑分散其所承擔的風險;保險制度的功能是分散風險，消化損失，而保險公司就是實現這一功能的工具。由于保險公司是風險的經營管理企業，一旦其所吸收的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超出自身承受與控制能力，就可能造成保險公司虧損，甚至破產。因此，有必要分散保險公司所承擔的風險，而實現此一目標的工具之一即是再保險。通過締結再保險合同，特定保險人可以將自己面臨的部分風險先移轉給再保險人，進而經由其再移轉給整個保險業共同承擔，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與普通商業保險人相比，存款保險人的前述需要更加迫切。因為商業保險中的保險人通常擁有選擇締約與承保對象的權利，前述權利的設定與行使對保險人控制其經營管理的風險共同體成員質量，降低承保風險至關重要。而存款保險在許多國家或地區則屬于強制保險，保險合同依法自存款人與銀行業金融機構(簡稱銀行)締結儲蓄合同或銀行開始營業行為之時自動成立，例如，日本《存款保險法》第49條第1款，韓國《存款人保護法》第29條第1款即作了前述規定，保險人并無分析、遴選締約相對方之權，故而風險共同體成員質量難以得到保障，其承保風險水平亦相對較高。次之，商業保險人可以通過在保險合同中設定自負額(率)，即共同保險安排來約束被保險人的高風險行為，但在存款保險實踐中，自負額的承擔者是被保險人———存款人，而風險的誘發者則是投保人———吸收存款的銀行，兩者并非同一主體，因而其限制承保風險水平的努力通常不如商業保險有效。再者，在商業保險中，保險人還可以通過規定特約保證條款、除外責任條款，以及其他特約條款①來限制其保險責任，但在存款保險中，由于風險的制造者與保險人限制保險責任后果的承受對象處于分離狀態，且存款保險的直接目的之一即是保護此種承受對象———存款人，故而存款保險合同條款均由法律事先設定，通常并無除外責任條款，因此，存款保險人控制風險水平的必要性尤為迫切。

其次，為有效實現其維護公眾信心，保護存款人利益的目標，存款保險人也渴望與普通商業保險人一樣，能通過使其所管理運營的保險基金效用最大化來提升其風險承擔能力;單個保險人承擔風險的能力受到自有資金的限制，決定了其承保能力不能超出其償付能力，否則將可能影響到保險人的持續經營能力，乃至生存。但是通過再保險制度，原保險人將一部分風險分散出去，減輕了保險責任，從而提高了本身的承保能力。因此，各國保險法通常都會要求本國保險人在一定情形下必須購買再保險以分散其風險，提升其風險承擔能力。例如，我國《保險法》第103條即做了類似規定。就存款保險人而言，雖然許多國家在存款保險基金構建之初，會以政府財政資金給予其一定支持，如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但此種支持一般僅限定為初始融資之時，且事后需要存款保險人予以歸還。加之其所面臨的更高的風險水平，因此，存款保險人對于提升自身承保能力的需要同樣迫切。盡管在發生大的銀行倒閉，或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致使存款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的支出有大于其償付能力之虞時，各國政府會對存款保險人進行緊急資金援助。但次貸危機的實踐證明，此種援助行為的實施明顯有悖于公平原則，會帶來極為嚴重的消極后果。因為通過向存款保險人提供財政資金，援助陷入困境的銀行通常是一國政府被那些貪婪的大型銀行“綁架”后迫于無奈的選擇，這等于由無辜的納稅人來為那些本應為引發金融危機承擔責任的銀行所造成的損失買單，因而受到了廣泛質疑和反對。最近發生在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即是民眾對此種行為強烈憤慨的體現。相較而言，通過再保險提升存款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能力無疑是更為妥當的選擇。

此外，學者與有關國際組織通常認為，存款保險雖然有助于防止擠兌，保護存款人利益，但其也存在固有缺陷，特別是其有害于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轉，易于誘發道德風險［1］。雖然通過實行以風險為基礎的差別保險費率，存款保險人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發生概率，然而從理論上講，較之商業保險人，存款保險人通常缺乏對承保風險準確定價的經驗。再者，存款保險人的定價行為與結果通常會受到政治壓力與勸誘———如需要為實現特定時期政府政策服務，以及需考慮銀行運營狀況與社會地位———的影響，因而在定價行為的客觀性與結果的準確性上較之商業保險公司相形見絀。因此，在存款保險實踐中引入完全依據市場機制運轉的商業再保險人，由其為存款保險人提供再保險服務不失為一種選擇②。通過前述方式，存款保險人不僅可以實現其分散風險，提升償付能力的基本目標，而且有助于提升存款保險人定價結果的精確性。況且，即便商業再保險人在對存款保險承保風險進行定價時沒有充分考慮存款保險人的全部運營成本，但其至少能為存款保險人提供中立的市場主體對各投保銀行風險水平的評估結果，而該結果對存款保險人準確估定對特定銀行應實施的保險費率極具參考價值。再者，前述評估結果還有助于提醒存款保險人關注特定銀行的營業狀況，并對銀行的經營行為施加外部市場約束［2］，而這些均可被視為是引入商業再保險機制的附帶價值。

理論上，在引入再保險后，當存款保險人決定如何利用該機制所提供的再保險定價信息時，其共有三種路徑可供選擇。第一種是存款保險人不加任何調整，直接援引特定銀行的再保險風險市場定價，將之作為自己對該機構所確定的保險費率，即直接風險定價方式;第二種是存款保險人通過設計數理模型，將所有銀行的再保險市場定價結果轉化成建立在相同基礎上(如相同保險期限，相同承保金額)的具有可比較性的數據，然后依據自身定價要素與再保險人定價要素之間的重合與分離程度，調整確定最終保險費率，使之符合自身價值導向，即相對風險定價方式;第三種是存款保險人將再保險市場定價信息作為與資本充足率標準、資產流動性等標準類似的，判斷銀行運營健康程度與風險狀況的監管標準，即相對風險監管方式［3］。鑒于無論采取前述何種方式使用再保險市場定價信息，其都將有助于存款保險人利用市場主體的力量監督銀行的營業行為，加之實現分散風險和提升承保能力目標本就是再保險制度的固有功能，故下文將著重于探討如何有效發揮再保險機制幫助存款保險人準確估定保險費率，降低道德風險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