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寶敏 董源 李智勇 單位：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 北京林業大學

清代前期,滿族貴族處統治地位,生產力水平還比較落后,全國人口增長十分迅猛,生態災害不斷發生。在這種形勢下,在林業政策方面表現出一些突出的特點。研究這些特點,對認識我國清前期林業發展及其影響,作為今后借鑒都有重要的意義。由于長期的破壞,到清代前期我國的森林已主要集中于東北和西南地區。其他地區的天然林數量已很有限。在1644~1840年的大約200年間,人口由康熙朝的8000萬左右增加到道光二十年(1840)的41281萬。[1](P37、490)盡管森林更新和人工造林都有些發展,但被砍伐損毀的森林資源更多,總的來看,全國范圍內森林面積、蓄積及野生動物急劇減少。森林遭受破壞的主要原因是毀林墾種、統治者的大興土木、民間濫伐、帝王以及民間的圍獵。在此時期,森林破壞的地區重點是長江流域、珠江流域和西南地區的天然林。中原地區已基本上無林可采。由于南方和北方森林的大面積消失,各種生態災難頻頻發生。鑒于此種形勢,清政府實行了一系列林業政策,主要地可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對東北森林實行封禁的政策

清統治者入關以后,為保護所謂祖宗的發祥地,把東北劃為禁伐森林、禁采礦產、禁漁獵、禁農牧的“四禁”地區。順治元年下令:“各邊口內曠土,聽兵墾種,不得往口外開墾牧地”。[2](卷120)封禁了東北地區。封禁措施是在奉天設置籬笆,名曰“柳條邊”,[3](卷1)并派兵防守。順治間開始分段修筑,至康熙中陸續完成。目的在于禁止邊內民人(漢族人)越入“柳條邊”以外打獵、采人參、放牧、開墾種地等。南起今遼寧鳳城南,東北經新賓東折西北至開原北,又折而西南至山海關北接長城,名為“老邊”。又自開原東北至今吉林市北,名為“新邊”。設邊門二十(初為二十一),每門常駐官兵數十人,稽查出入。

同時,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清廷有限度地開放了東北部分地區。順治十年(1653)頒布《遼東招民開墾例》,開放了遼東地區。康熙年間,為了控制“出邊”人口,清政府通過發放一定數量的“印票”來限制前往邊外墾耕的漢人數量。[4]當時,東北地區尤其是北部,森林未進行大規模開發。清吳臣《寧古塔紀略》記,康熙年間(1662~1722年),寧古塔(今黑龍江寧安)一帶、老爺嶺地區有茂密的森林。清•汪灝《隨鑾紀恩》,記載當時大興安嶺多落葉松純林。[5](P148)雖然清政府加強對出關民人的控制,但是由于關內農民失去土地,無以為生,加之經常出現災荒,破產和饑饉的農民不得不尋求出路,故仍有大批民人私自出境、走山采參。大量移民出關,引起清統治者的很大嫉視,為了進一步維護所謂祖先發祥之地,保障參山珠河的利益,乾隆以后加強了對東北的封禁。乾隆帝登位一開始,就變更漢人罪犯的遣發地區。下令:“嗣后如滿人有犯法者,仍發黑龍江等處;其漢人犯發遣之罪者,應改發于各省煙瘴地方”。[6](卷744)乾隆二十一年(1756)下令:“奉天地方不便安插軍流罪犯,嗣后分別等次,改發他省”。[7]為了徹底禁止移民北徙,清政府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撥官兵稽查,不許內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并行山東、江、浙、閩、廣五省督撫,嚴禁商船不得夾帶閑人。山海關、喜峰口及九處邊門,皆令守邊旗員沿邊州縣嚴行禁阻”。[8]乾隆二十七年(1762),頒發寧古塔等處禁止流民條例。[9](P20-21)乾隆四十一年(1776),下令全部封禁吉林,認為:“吉林原不與漢地相連,不便令流民居住……并永行禁止流民,勿許入境”。[10](P13)而且,《大清律例》規定:“凡盜園陵內樹木者(不分首從),杖一百,徒三年。若盜他人墳瑩內樹木者(首)杖八十,(從減一等)。若計(入己)贓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盜罪一等。”條例規定:“(皇陵)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盜砍樹株者,驗實樁楂,比照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奏請定奪。為從者發近邊充軍。取土取石開窯燒造放火燒山者,俱照律分別首從擬斷”。[11](P715)“凡歷代帝王陵寢及先圣先賢忠臣烈士墳墓(所在有司當加護守),不許于上樵采耕種及牧放牛羊等畜,違者杖八十”。[11](P620)可見禁令之嚴酷。

嘉慶時,雖然統治力趨于衰落,但仍堅持封禁。嘉慶八年(1803)下令:“山海關外系東三省地方,為滿洲根本重地,原不準流寓民人雜處其間,私墾地畝,致礙旗人生計,例禁有年……并著直隸、山東各督撫接到部咨,遍行出示曉諭,以見在欽奉諭旨飭禁民人攜眷出口”。[12](P7-8)后來又“著通諭直隸、山東、山西各督撫飭各關隘及登、萊沿海一帶地方,嗣后內地民人有私行出口者,各關門務遵照定例實力查禁。”[13](卷134)這種較嚴格的封禁政策,實行了近170年,直到嘉慶朝后期才有所改變。清政府根據政令進行有組織的森林開發,并征收木稅。如《大清會典事例》嘉慶二十三年(1818)稱:當時設有“伐木山場”制度。伐木、木稅事宜由盛京工部侍郎掌管。“盛京工部侍郎,掌盛京營作之政令,稽其采伐,制其經費”。[14](卷62)在奉天省內共設二十二處伐木場。“左司郎中,掌分理營作之事,治其木稅。……凡采木山場二十有二,興京之界其場九,開原之界其場三,鳳凰城之界其場六,岫巖之界其場二,遼陽之界其場二。若商若臺丁,皆與以部照而征其稅”。[14](卷62)統治階級制定這種政策的目的,當然主要是為了“滿足他們窮奢極欲的糜爛生活的揮霍”,[15](P16)結果在較短的時間里,這些林區的森林遭到嚴重破壞。但總的看,在二十二個伐木場之外,森林仍是密布的,包括四十八個窩集(即林區)。正如何秋濤云:“東北曰艮維,吉林、黑龍江二省實居艮維之地,山水靈秀,拱衛陪京。其間有曰窩集者,蓋大山老林之名,良由地氣濃厚、物產充盈,故材木不可勝用”。“窩集大者千余里,小者亦數百里,綿亙不斷,枝木可糾結,翳降天日。”[16]鴉片戰爭以后,東北逐漸進入開禁時期。咸豐八年(1858)中英天津條約開牛莊等五口為商埠,統治者在外力壓迫下認識到有移民實邊的必要,同時國內災荒戰爭頻仍,許多農民為生活所迫,于是封禁完全開放,移民就象潮水一般而移向東北各地。[17](P6)這樣以來,林地不斷地轉為農地,森林資源逐漸減少。總的來說,在清代由于清政府對東北采取了封禁政策,加上皇帝不時親自東巡,或派遣王公大臣前往祭祀發祥地,并派官嚴加看守。雖然期間盜伐事件仍有發生,但這種政策在客觀上對保護東北原始林起到積極作用。[15](P10)東北森林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保持原始狀態,清初的“四禁”政策是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