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毅 單位：重慶師范大學政治與社會學院

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價值就是和諧。儒家思想認為，“和為貴”(《論語•學而》)。對治家來說，和能旺家;對治生來說，和能生財;對治國來說，和能興邦。因此，營建社會和諧關系至關重要。由于儒家倡導“賢人政治”，因而比較重視行政倫理建設，這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穩(wěn)定和繁榮曾經產生過積極的影響。2006年10月11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一次明確指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以黨內和諧促進社會和諧”、“黨風正則干群和，干群和則社會穩(wěn)”。同時，《決定》還倡導“弘揚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借鑒人類有益文明成果，倡導和諧理念，培育和諧精神”。因此，研究和總結儒家為構建和諧社會而進行的行政倫理建設的理論經驗和教訓，對干加強我們黨行政倫理建設，促進黨風正、干群和，增強黨的行政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具有現(xiàn)實意義。行政倫理，“就是公共行政領域中的倫理，是政府過程中的倫理，是關于治國的倫理”[l]。儒家行政倫理思想體現(xiàn)了儒家對行政主體在權力運行和行使過程中的道德意識、道德規(guī)范和道德行為方面的要求。

一、儷家行政倫理的價值目標和原則

行政價值目標是儒家政治文明的理想追求，它反映了儒家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自覺，既為行政主體提供所應追求的價值目標，又按照此目標確立行政價值原則，促使行政主體遵循這些價值原則，引領社會按其所確定的價值目標和諧有序地運行。，

(一)“為政以德”的行政價值目標儒家文明是“一種強調道德自覺和人文關懷的仁德文明叫，因而其所確立的行政價值目標是“德治”和“仁政”。早在孔子之前的周公就在總結梁紛之亡和湯武之興的原因時，認為在于其行政主體“敬德不敬德”(《尚書•召浩》)。周公的思想全都構成了儒家的思想文化資源問。正是在總結周公思想的基礎上，孔子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又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即是說，惟有“為政以德”才是最高層次的為政之道，才能實現(xiàn)真正的國治天下平。同時，對為政主體而言，’準有“為政以德”，才能樹立起自身的權威，使“百姓貴之如帝，商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荀子•強國》)。孟子繼承和發(fā)展了孔子“德治”思想，并根據人性善論，確立了以“仁政”為價值目標。他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孟子•公孫丑上》)又說:“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離婁上》)所謂“以德服人”，就是行仁政，就能使人心悅誠服，進而治國平天下。行政主體以仁愛原則行政，這對構建和諧社會至為重要，“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君、臣、民互相仁愛，那就必然會出現(xiàn)一個君巨和諧、君民和諧，進而國家和諧、社會和諧的局面。

(二)“民為貴“的行政價值原則儒家在周公等人“敬天保民”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君命雖由天所授予，但天命代表著民意，故而君主行政必須為民，如荀子所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具體而言，行政者在施政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價值原則是:“民為貴，社櫻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儒家認為，行政主體對民眾有著較強的依賴關系，“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亡”(《荀子•王霸》)。這就把行政權力的合理性和依據確立于民心之上，強調行政者在制定政策、安排社會事務時，只有以民為本，才能保證行政地位的穩(wěn)固和安寧。那么，如何做到以民為本呢?

第一，“養(yǎng)民以惠”(《論語•公冶長》)。儒家認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易傳•系辭下》)這里所謂財，依西周以來的傳統(tǒng)，主要是指作為民食的五谷、桑麻、六畜等間。國家政權要鞏固，國君地位要鞏固，都與人心的聚散密切相關。而人心的凝聚，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使民眾獲取物質利益、有良好的生存條件(財)，既是凝聚社會人心(聚人)的要素，又是社會和諧、統(tǒng)治穩(wěn)定(守位)的基礎。以財聚人的關鍵在于“養(yǎng)民以惠”。“惠”者何意?孟子說:“分人以財謂之惠。”(《孟子•滕文公上》)即是說，行政者應該使百姓得到物質利益的實惠，也即荀子所謂以“裕民”致“民富”(《荀子•富國》)。具體而言，就是使百姓有“恒產”，進而才能有“恒心”，才不會犯上作亂，才會有社會和諧。如果民眾生存條件惡劣，其產業(yè)“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自顧不暇，又哪里會有時間、精力和心情去講究禮義呢?不講禮義貝lJ紛爭四起，而國家富強、社會和諧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第二，“恤民”，即體恤民情、憐憫民生、愛惜民力。儒家強調“苛政猛于虎”(《禮記•檀弓下》)。這就要求行政主體應體恤民力民財，使人民得以寬裕，休養(yǎng)生息，從而和悅民心，協(xié)調秩序。正如荀子說:“財萬物，長養(yǎng)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荀子•非十二子》)。具體來說，要求行政主體在權力行使過程中要做到幾點:一是要使百姓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如孔子在談到如何為國時，首先注意到的是解決人們的吃飯問題。“子貢問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也即民信的基礎首先是足食。二是要“取民有制”，不違農時，輕搖薄賦，不搞竭澤而漁。所謂“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shù)，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荀子•國富》)。三是要注意扶危濟困，適時販濟貧困殘疾民眾，“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孟子•梁惠王下》)。如聆‘廟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草，此率獸而食人也”。這樣的行政者是不合格的，“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如果行政者深懷恤民之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反之，如果“有社櫻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荀子•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