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曉林 單位：衡陽師專中文系

中國是一個詩歌的國度,在這璀璨奪目的詩歌王國里,有一類特殊的作品:遷謫詩歌。歷代文人,無一不想把滿腹經綸售與帝王家,而歷代統治者的殘忍寡恩,從來沒有給文人帶來什么好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文人士子,無一不是悲劇的結局。這是因為,文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品性、人格,就自然與統治者格格不入,最終為當權者棄置冷落,甚至丟掉性命。其次,有一類文人表面看來是官運亨通,隆恩備極,然而卻要以犧牲自己的獨立人格為代價,俯首貼耳,甘做奴才,也就喪失了文人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這其實是更為深刻的悲劇。綜觀幾千年的歷史,文人入仕,遭貶斥流放者不計其數,代有其人。文人遭謫,原因固然是復雜的,但最根本的一條,則是進步文人士子所代表的文化理想往往是超時代意識的,他們所追求的永遠是現實生活無法達到的理想境界。

這樣,“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沖突發生了。”①于是,文人就有了罷官貶謫乃至坐牢砍頭的命運。文人一旦遭到遷謫,所學的圣賢之道受到非議,理想破滅,壯志難酬,內心憂憤,抑郁難伸,于是,一腔悲憤,發諸筆端,用文字來渲泄心中的憤懣,這樣就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中一種內容特殊的遷謫文學。這類作品,因為作者具有特殊的創作心理,所以作品內容與形式都有一定的獨特性。如果不從創作心理上去考察與分析,就很難把握其內在的美學意蘊。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隨時都會發生喜怒哀樂等情緒和情感的起伏變化,而不同的情緒與情感,都會直接影響人的身心健康。情緒、情感紛繁多樣,早在二千多年以前中醫的第一部經典著作《內經》,對人之情緒之所屬所傷就有著系統的論述,它把人的情緒分為“喜、怒、憂、思、悲、恐、驚”等七類,并提出“怒傷肝,哀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②的理論主張。自此之后,歷代醫家均有所發揮,并由此而構建了中醫的心理療法。近代心理學家對于情緒和情感的研究更是科學化、系統化,進一步揭示了人類情緒對心理變化產生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的生理機制。按現代醫學理論,根據人的情緒發生的強度、速度、緊張度和持續性,把日常生活中人們的情緒狀態分為心境與激情兩大類。所謂心境,亦即人們稱之的“心情”,是一種使人的一切體驗和活動都染上情緒色彩的比較輕微而持久的情緒狀態。

“這種情緒狀態不是關于某一事件的特定體驗,它具有廣泛、彌散的特點,它成為人們內心世界的背景,每時每刻發生的心理事件都受這一情緒背景的影響”③所以當人們處于不同的心境時,就會對周圍事物的反映都染上自己的情緒色彩。同是風和日麗,情緒高興者感受到的是美不勝收;而情緒悲傷者則感到的是觸目驚心。同是秋風蕭瑟,悲傷者身心俱寒,高興者神清氣爽。所以古代詩歌創作有“移情”之說,即情以景出,借景抒情。對此,朱光潛先生在他的《談美》一文中有過精辟的論述:“移情的作用就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仿佛覺得外物也有同樣的情感。這是一個極普通的經驗。自己在喜歡時,土地山河都在揚眉帶笑;自己在悲傷時,風云花鳥都在嘆氣悲吟;惜別時蠟燭可以垂淚,興到時青山亦為點頭。柳絮有時輕狂,晚峰有時清苦。”這段話十分生動地說明了情感對詩歌創作的影響。可見,情緒的變化,是遷謫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心理因素,從而也使遷謫詩歌具有“感傷”的重要特征。秦觀的《踏莎行》(“霧失樓臺”)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佳作,而是詞就是作于詩人貶謫郴州的任所。由于朝中黨爭激烈,而作者又不善逢迎,故不見幸于權貴,先貶杭州,再貶郴州。暮春三月,詩人登樓遠望,所見景物無不是凄涼朦朧,云迷霧障!理想的桃園仙境,無處可見;獨居孤館,更覺春寒料峭!殘陽如血,杜鵑如泣,一切春景在詩人眼中,無不令人感傷悲慟。

這就是心境所產生的心理效應。“激情”是一種迅猛爆發、激動而短暫的情緒狀態,激情常常是由意外事件或對立意向沖突引起的。激情的爆發可以是正性的,也可以是負性的。日常生活中,諸如暴怒、驚恐、獨喜、悲痛、絕望等激烈狀態都是激情的表現。相對“心境”而言,激情在情緒發生的強度、速度、緊張度上都要強,而“持久性”則相對弱得多。這種情緒狀態對遷謫詩歌創作同樣有巨大的影響。首先,文人往往是因為正性的激情導致的遷謫。韓愈之貶潮州,就因為他一時為激情所左右,不顧后果,冒顏直諫迎佛骨之事,終于導致龍顏大怒,遠斥僻壤。其次,在貶謫過程中,這種激情并不能一下子消失,往往會或強或弱地存在于精神心理之中。這也就直接影響了詩歌的創作。王昌齡貶斥龍標之時,有《為張貴贈閻使臣》一詩,其中有“哀哀就玉人,楚國同悲辛;泣盡繼以備,何以辯其真,”的痛苦吶喊,這又何嘗不是無端遭貶,沉冤莫白的激情的渲泄呢?總之,情緒情感是對事物態度的體驗,而不是事物態度的本身。體驗是情緒、情感的基本特色,離開了體驗也就沒有了情緒、情感。文人當理想受挫,仕途多舛,蒙受莫白,遭到貶斥的時候,在其心理上無不引起悲痛、感傷、憤懣,乃至憂慮、恐懼的感情變化,這種情緒變化導致了他們對客觀事物抱有這樣或那樣的態度,這種態度又總是以帶有特殊色彩的體驗形式表現出來。而文人表現情感的最為廣泛的方式,則是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詩言志”,他們以文字的形式來渲泄自己種種情緒,平衡心理,這樣,就有了具有特殊意義的遷謫詩歌。遷謫詩歌由于是在特定條件之下,一種特殊創作心理狀況中創作的,故從內容到藝術形式都具有其獨特性。綜合考察二千年來的遷謫詩歌創作,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特點。

一、寄托理想詠物以言懷抱

“詩言志”,詩歌是抒發自己情懷志趣的產物,這是早有定論的共識。但是,作為遷謫詩人,他們的理想破滅,“憂國憂民”之志受到嚴重損傷,然而,由于文人士子的特殊秉性,他們即使在仕途上受到挫折,但仍不改其愛國忠君的初衷。屈原遭逐,流放沅湘,他仍舊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蘇軾受貶,安置黃州,他仍改不了關心民生疾苦的秉性,寫下了許多諸如“縣吏催錢夜打門”等為民吶喊的詩句。(《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之二)唐代詩人王昌齡貶謫嶺南,在途中贈詩友人,所抒發的應該是悲慟之情,然而詩人卻說:“凱惟長思君,日夕在魏闕。”(《次汝中寄河南陳贊府》)個人恩怨得失全然不顧,想到的依然是朝廷與政事!在歷代遷謫詩歌創作中,隨處可見這類作品,詩人們詠物抒懷,托物言志,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負,以此來減輕心理重負,求得精神上的超越。公元1101年(靖國元年),北宋大詩人黃庭堅結束了他苦難的六年貶謫生活,離開四川,待命荊南,憶念幾年的貶謫生活,回顧殘酷的政治斗爭,他的內心充滿了對戰友的思念,對政敵的痛恨,于是,他寫下了《蟻蝶圖》一詩: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羅網。